南香红:北京旧城特辑(一):南池子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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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 (进入专栏)  

一股隐秘的力量专与人类的强大为敌

把束棒和斧头肆意嘲弄

当成了微不足道的玩具

----卢克莱斯【1】


南池子之劫


先是拆掉了北京优雅的裙裾    

把她怀揣的珍宝抛进垃圾堆    

然后迫她披挂上现代化的零碎  

这些我们已经忍下了  

可是,现在,手术刀已经磨好  

要给城市做最后的整容……  


北京拆皇城

2002年5月,住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的居民一家收到一张粉红色的纸。纸上说,南池子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要“修缮改建”了,不久的将来,“居民们就可以走出破旧、潮湿、没有厨房及卫生设施的老旧房屋,住上宽敞明亮厨厕齐全的新居。

住在南池子大街80号院的沈大妈,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她家的院墙上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白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白字__“拆”。

灰砖青瓦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里一夜之间布満了这样的圆圈和拆字,不是说修缮吗?怎么见房就拆,好房赖房一起拆啊?!

这个藏在故宫的左腋窝里的、被高大的槐树绿荫遮蔽的幽静的小街的平静生活,从此被打碎了。


冲突

老杨被打成为南池子修缮改建中居民和改建指挥部冲突的最激烈的部份。

杨是南池子潽度寺西巷的居民,家里曾有两处私房,一处1980年被国家征用了,眼看剩下的这一处要拆,老杨有些着急。

6月14日,他到拆迁办公室去谈自己的房子的事,谈着谈着和一个姓刘的争执起来。这时从院里进来一个人,加入了他和刘的争执。令杨想不到的是,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这陌生人冲着他的脸咣咣咣就是三拳,杨的鼻血牙血顿时就冒出来,脸也变了形。

“拆迁办动手打人啦”,消息一下子就窜遍了胡同。杨父辈就在南池子,他自己也在这里生活了50年,邻居们没有不认得他的,大家一样也面临拆迁,看着杨満脸是血的样子,一个多月来积聚的情绪一下了点燃了。

110出动了好几辆警车,东华门派出所的警力也全部到了现场,几百人围观使南池子街上交通堵了两个多小时。

协和医院的伤情诊断是,杨的“头面部外伤,右耳鼓膜穿孔,听力部分丧失”。

拆迁指挥部后来极力辩解说打人的人不是拆迁办的,和他们没关系,但恶劣的影响已成事实。老杨说他早就被盯上了,因为他起草了一份有15户私房主签名给北京市市长的一封信。

就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另一份致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公开信在居民当中传递,139户住公房的居民在上面签字并按了手印。

这两封信使南池子居民和拆迁部门的对立达到极点,杨也先后三次被“叫”到东华门派出所“训话”:“私房的你带头忙活,这公房的你也忙活呀?”杨一再表示公房户的信和他无关,但没人相信,何况他还是区长接待日和区长直接对话的五个居民代表之一,据杨向记者反映,那是一场双方都动了肝火的对话。

“所以他们恨我,打我是教训我,杀鸡给猴看。”杨愤然地对记者说。

5月14日,两张没有落款单位的“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修缮房屋和改建实施细则”贴在了南池子大街的墙上,细则划出了必须迁出的范围。当天晚上,拆迁人员就强行进入房主家中进行房屋评估。并通知必须在6月16号之前搬走,否则每天罚款500元。

“你不能和他争论,动不动就威胁你。我从拆迁办一出来,就听见里面在叫‘明天就去拆他院里的房!’。第二天果然就来了,十几个人上房就揭瓦,见了玻璃就砸,我在下面大叫了十多分钟才停了下来,老伴一下子就吓病了”。 住在潽度寺西巷徐大爷说。

潽度寺西巷23号的70多岁的张素珍被吓得当场就没气了,叫来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了四天四夜才脱离危险。

张老太太和老伴都有病,她是心脏病,老伴是肺心病。“头两天我们去主动找他们谈,谈崩了,老头在当时就喘上了。”

拆房的那天,砸得象“放炮弹一样,我的心里那个抖呀”。张老太太觉得心脏难受,就小心翼翼地踩着半米多深的杂物出去到邻居家里坐着,但坐了两个邻居家,还是不放心在家里的老头,就又回去。

“一直砸到下午5点多,我浑身都抖了,往床上一躺就没气了。我的心脏病三年都没犯了,这回可是差点要了命。”

这一折腾花了7000多元医药费。

拆迁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抵制,从5月到6月底,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从他们的房中迁出,而这些人大多数是户口房屋在南池了,而人长期不在这里居住的。 

居民的反对和有关方面的反映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重视,6月11日,北京市市长刘淇赴南池子现场调查,听取居民意见。

一个70岁的老头,一下给市长跪下了。记者见到南池子的居民都在讲述这个情节:“市长指着潽度寺西巷的一处房子说:‘这么好的房子也要拆?把那个拆字抹了!’”。

刘淇的到来让拆丁家大院等几所建筑的行动停了下来,但别处的拆迁依然在进行。拆到80号院时,住在院里的沈桂芝大妈上来阻止,说市长都说不拆了,结果被推了一跤,一屁股坐在一根铁钉子上。她爬着挡住前门,拆房的就从墙上挖了个洞,钻进院里,先是把东屋的门砸了,把房上的瓦也揭了。第二天这些瓦就被卖了,而房檐上拆下的精美的木雕当时就被偷偷装进了口袋,不知倒腾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拆除还是保护?

南池子是北京皇城的一部份。它位于故宫东南侧,历史上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一直和紫禁城联在一起,是禁止普通人进入的。直到民国时期才在那面厚厚的墙上开了个门洞,发展成为以现在以居住为主的街区。

100多年来这道高墙屏蔽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使南池子依然保有幽静与安宁的品格。“捷报处”、“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磁器库”,一个个古老的名字和一座座上百年的老宅都都闪着幽幽的历史光泽,说明着它们为皇家服务,与皇家俱荣损的过去。

记者在“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房屋修缮和改建实施细则”中看到,所涉及的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灯笼库胡同,西起南池子大街、东至磁器库南、北巷以西的地区共有240个院落,900多户居民,但只保留了9座院落,而其余的将全部拆除。

拆除后的核心地带计划建2层的单元式四合小楼,用于居民回迁,拟建10000平方米的高档四合院。

2000年在北京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出台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称为“101”号文件,选出东城区南北池子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改建的试点。记者了解到,关于南池子的修缮和改建曾进行过三次专家评审会,南池子的改造将重点保护普渡寺等文物,尽量保持原有街巷格局,遵循按院落和基本风貌修缮,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对居民的安置,实行就地留住、外迁、房屋置换相结合的办法,鼓励外迁。

但现实的拆迁却与上述专家意见大相径庭。

普渡寺西巷6号的孙光麟清楚地记得原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到他家搞调查的情景。孙家是上个世纪初盖的房子,汪市长坐在他家的院子里,和他96岁的老奶奶70岁的老妈妈说,房子你们可以自己修缮保护,住不开了可以翻建二层的小楼。

孙怎么也想不到现在他家的房子就要拆了,一个多月来孙愁得瘦了十多斤。

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姜中光教授的研究生对南池了所有街道、胡同和居民房屋情况做过调查,结果是南池子有清的建筑,也有许多民国时期的民居保存完好,只是由于人口的增多出现了一些乱建的小房,只把这些违章建筑拆除,古老的四合院的格局就会完整地显露出来。

他把这些建筑按保存完好度分出了级别,列出了修缮、拆除的范围。

但完好的建筑这次基本上都划入的拆的范围,而一些没有保留价值的,却出乎意料地保留了下来。

普渡寺后巷4号是一座三层的水泥小楼,这座专家们普遍认为破坏街区风貌的建筑是保留的。而南池子大街84号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四合院,却要拆除。

记者在这座四合院里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三进的院落的前院被分割出去,成为82号,据说住的是部队的人,它保留了下来,而中院和后院则要拆除。一个整体的四合院,命运截然不同。

中院是一个非常齐整的院落,一棵一人环抱的大杨树遮蔽着整个院子,两棵枣树挂满青果,海棠的花季已过了,但主人康振杰的一句“晚上一夜春风,早晨起来一地白雪”,让人一下就想像到了它盛花时节的美丽。

“这么好的房子干嘛要拆了它”?康振杰带记者看已经拆得露出大梁的房子,粗大的梁木泛着暗红色。为了防腐,当年建房时用桐油浸泡了它们,就算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的结实。康说这是当年荣禄的宅子。

康要求记者一定要把他的一句话写进文章里,这段话是“将来四合院的图片可能和恐龙的图片挂在一起,老师对孩子们说,‘这是四合院,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北京”。

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40多岁的男人哭了。

批评的意见指出这次修缮改建方案:一、随意的扩大试点的范围,大拆大建破坏了保护区街区历史风貌。二、缺乏居民的参与,将居民简单地划成被拆迁户。摒弃了保护为主、保持原有风貌、确立的以院落为单位修缮改建的原则,居民自己决定去留的方式完全被抛弃。5月3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致函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并提案办,提出,900多户的居民区都列在“拆”的范围。“拆”与“按院落”来确定修缮方案本质不同;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任意地拆迁,代表一种思潮,有利益在驱动。对此要非常坚决表态。建筑界、文物界和社会各界都要站出来说话,这25片街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后的防线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认为,保护紫禁城同时要保护它的外部环境,首先就是皇城。南池子和紫禁城山水相依,一个是辉煌的宫殿一个是平民灰色的四合院,这就是北京的品格,保护是延长它的寿命,而不是推倒重来。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这个已经实施的方案并未得到北京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批准。


三条都是死胡同

“看不懂”是徐大爷的第一感觉,但等他从云雾里挣扎出来大约算清了细则对于自己家庭的未来生活意味着什么时,他才明白:无论是回迁、异地安置还是货币补偿,他都会失去安稳的家了。

南池子拒不搬走的600余户人家都和徐大爷一样,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居住问题。

徐大爷现在住房是20平米,外搭一个小房,老二口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如果他选择回迁的话,就算要最小的45平米的房子,他得拿出19.5万;而要60平米的房子,他得拿出29.5万,即便这样,女儿女婿还是住不下。

“我一个退休的人,上那找那么多的钱?去偷也偷不来”。

而如果徐大爷接受货币安置,按每平方米4250的补偿,只能拿到14万元,到昌平买房也不够。至于异地安置得去芍药居,老人和大伙一起坐着车去看房,发现芍药居现在还是一个大猪圈,房子要等两年以后长能从这个猪圈里盖出来。而且徐大爷也一样卖不起。

西巷23号的张大妈,老两口都70多了,一个是心肺病,一个是心脏病,还有一个40多未婚的儿子,和一个17一个15的孙女 。家里小儿子、女儿都下岗,搬迁就意味着这一家人失去居住的地方。

捷报处16号的张女士签定了芍药居房子的合同,但却搬不出去,因为她在四环以内找不到一个可以周转两年的房子。北京四环以内的租房都在1000至2000之间,两年就意味着几万元。

张女士说“我都50了,一直都住母亲的房子,做梦都昐着有自己的房,我咬牙也要贷款买房,但这两年的房租我实在承担不起。”

记者在南池子走访问了许多家庭,发现拒绝接受搬迁的情况大约有三种,

一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接受搬迁条件。这些家庭要么上有老下有小,要么是退休多病的老人,要么是下岗失业人员。

南池子是一个弱势群体占居住人口的较大比重的老城区。老年人口占16. 33%,超过北京市14.6%的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也较低,居民工人家庭比例最高,而且退休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相对较多。个体经营者比例甚少。一份居民家庭收入抽样调查选取了这里55户、1706人的样本,结果是户均月收入1446.24元,人均月收入467.10元。这个水平也就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日常生活。

二是认为拆迁政策不合理,有失公允。名誉上是修缮和改建,实为拆迁,但许多应该享受的拆迁政策不给落实。居民在给市政府领导的公开信中写道:“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有关文件和办法明确规定是修缮和改建,但为何偏偏要建设高级商品房出售呢?为何要铲平重建?这是在保护历史文化吗?这不是在拿老百姓的利益做交易吗?”三是居民和老屋的情感难割舍。南池子的许多私房主是祖上在清未或民国初购买的地产,一代一代的人生活在这里,老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生活的记忆;住公房的人也大都在这里生活了5、60年,街区的邻里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份,尤其是老人们,竟有生离死别的伤感。

住在南池子大街84号的达建军向记者描述了住在南池子的感受:早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国歌声清晰地传来,老人们推着一种即可当拐棍又能拉东西的小车缓缓地走着去工人文化宫晨练,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着去上学,沿街的小店、修车的小摊开了张,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居住的地方也是养命活口的地方。夜晚降国旗的声音再次传来的时候,每一个四合院里都飘着饭香。

而搬迁将把这种生活打断了,随之而来的困难让人无法面对,比如老人无法方便的就医,孩子无法就近上学,有工作的人也许要穿过整个城市去上班;很多人也许要丧失生存的生计。

许多居民向记者表示:我们住在皇城里,皇城是我的家,我的家我自己可以修缮保护。


站在胡同推土机前的平民

一般以为,现在高唱保护胡同、四合院的都是些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然而这里采访的三个都是毫无权势的平民。一个是街头卖报纸的妇女,一个是得了两次心肌梗塞、腿有残疾的老头,一个是旅居北京的法国画家。因为爱胡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把爱付诸行动。他们明明知道和北京轰轰烈烈的拆迁之势相比,自己的身影是弱小的,但他们不因为弱小而不表达,在他们看来,再弱小也是一种力量。  

詹绍英:南池子到了需要保卫的紧急关头  

在车流滚滚人海茫茫的北京,一个支着小亭卖报纸的妇女,能做些什么?  她应该属于那种为生计奔忙的人,她必须早晨4点起床,去把她一天要卖的报用自行车驮回来,她必须熬到晚上9点,才能收摊回家;她必须小心在意地经营,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因为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风”,时刻会掀翻她的报亭。  

但一个多月来她到处奔跑,为了一件和她的报摊毫不相干的事———南池子的拆迁。  

有人说,你家也不住在南池子,拆也不拆你家,与你何干?  

她说,政府没有依法行政,我是一个北京的居民,我有权利告。  

有人说,枪打出头鸟,你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和政府对抗?  

她说,我不怕。南池子到了需要保卫的紧急关头,我不怕牺牲自己。  

我注意到,她用的“牺牲”这个词,她被风吹日晒得黑红的脸上严肃的神情。北京地安门的正午车水马龙,她的报亭就在人来人往的60路公共车站后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听到“牺牲”,让人打一个激灵。  

詹绍英并不是一个老北京人,十多年前她从河南嫁到北京,丈夫是一个眼睛不好的残疾人,现在詹绍英也没有学会北京腔,还是保留着很重的家乡口音。  她在北京没有工作,1998年租了报亭。没想到报纸给了她一个世界。她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北京美术馆后街赵景心家被拆。她知道了北京胡同面临的问题,知道了北京的历史,知道了保护历史文化的意义。然后所有的有关保护北京旧城的条目,都从每日所卖的各种报纸中输进了她的大脑。  詹的丈夫家住的是祖产,房管部门在他家的院子里盖了两间房,为了这种侵占行为,詹的公公一直在北京市的各级政府上访。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的上访,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2000年公公去世了。詹接手了公公未竟的事,但她知道这种无尽的上访的效果,决定走另一条路。从报纸上她知道了民可以告官,她卖了一大摞法律的书,学会了怎样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公公20年上访没有结果,她通过行政复议争了回来。这是一个小老百姓通过法律和政府的对话。  

现在詹绍英和官员对谈,能一下从对方的说辞中听出哪一句是有法律依据的,哪一句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所以她说她要当南池子居民的法律顾问。  

不仅仅是南池子,关于北京的胡同她做了很多调查,针对来自官方的每一个要拆胡同的理由,她都到实地去看,所以哪里是不该拆的拆了,在她心里都是一本账。  

依据她对法律的了解,她认为东城区政府的南池子拆迁没有依法行政,区政府的行为违背了北京市政府的《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她希望南池子的居民能够向北京市法制办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为此她已经起草好了行政复议书。  

“行政复议的有效期是发生行政行为后的两个月,7月10日之前,如果南池子没有居民提出复议的话,我就以北京居民的身份提出复议要求!”  

她相信通过法律能够制止目前的拆迁行为。为了南池子的这一个月,她的报亭已经损失了1000多元。  

郑希成:把四合院留在纸上  

当推土机推到郑希成家门口的时候,他才让老伴搀扶着出了自家的院门,去看一看。  

他这样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已经有很多年了,一是因为对人与人的争斗厌倦了,另外他已是一个得了两次心肌梗塞,脑有血栓、腿有残疾的老头。他家的院墙上赫然写着一行标语:院内有心梗病人,请不要大声喧哗。  

“我是被推土机推醒的。”郑老说,“我没想到我已经那么麻木地生活了那么久,而我周围的四合院、胡同都没了。”  

生活在东城区北新桥的郑希成记得在北新桥到锣鼓巷之间,有许多大门洞,这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大木材场的大门,当年这里集中了许多大木材场和棺材铺,为了方便马车进出,所以这里的门洞修得特别大。郑说每次看见大门洞,他的眼前就会出现几百年前拉木材的马车夫长鞭一甩,马车轰隆隆地穿过大门的情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木材,建造了北京巍峨的宫殿。现在这种大门洞在危改中全部拆没了,北京历史中的一段珍贵的实物没了。  

郑希成和他的夫人感慨万千。他的夫人不断梦见小时候的地安门,梦醒了就给郑希成讲梦中的地安门的门洞有多高大和她们整天在下面穿来穿去地玩耍的情景。  

两位老人有了一个想法,把即将死亡的四合院画下来留在纸上。  

从去年年底这个想法产生,到现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郑希成变了一个人,原来出门都得由老伴搀扶,现在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早8点出门,晚8点进门。起初他想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把北新桥附近的画下来就行了,但画着画着,他开始研究四合院,收集胡同的历史,给区长们写信,告诉他们本区的四合院和别的地方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值得保留。  

郑希成在和推土机赛跑,推土机在哪里响了,他的自行车就到了那里。把那些还有不长寿命的四合院拍下来,回家凑在灯下戴着老花镜用黑笔直线条勾出它们的结构,然后在旁边留白的地方,用小字写下它们消失的时间,它们的历史故事和他的惋惜的心情。一幅幅的白描画,就像是一篇篇四合院的悼文。往往是一个地方的还没画完,推土机又在另一个地方响了,他扔下手头正在画的,立即奔去。开始还用的是彩色胶卷,后来就没钱了,微薄的退休金还要治病吃饭,郑就改用了黑白胶卷,把家里多年不用的冲洗设备拿出来自己干。  

你知道四合院里为什么要种枣树、柿子树、核桃树吗?郑老说是取“早合适”的音,这是老北京的民间文化;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词吗?因为四合院不光有大门,还有二道门甚至三道门,旧时候的妇女送客只送到内门的门口;你知道中国的地方天圆的哲学思想是怎么体现的吗?不管多不整齐的一块地,在建四合院的时候,都是用门、廊、墙把院子造成方的,其中的巧思妙想,构成了四合院的千差万别风格各异。  

郑老画的已经被拆了一部分的南池子大街84号院的一套三进四合院的结构图,让住在院里几十年的人吃惊:自己的院子屋子这样方正、严谨,这样的美?也让建筑学家文物学家们吃一惊:这么好的房子要拆了?  

郑希成住的院子是祖上在清朝嘉庆年间买的地产,他说,要是能确定不会拆除,他将把老房子修整一番,开一处北京民俗旅馆,把几百年前的购房文书挂起来,让来住的外国人感受一下这房子的历史有多长、北京作为800年皇都的历史有多厚。  


乔得龙:北京好像在造另外一个新的城市  

乔得龙也是跟着推土机跑的人,只不过他和郑希成黑笔白描的中国画法不一样,他更讲究光线、色调、明暗。他以一个法国人的眼睛观察理解着中国的胡同。  “每个首都都有自己的标志,北京的标志就是有整体性的老街区和老房子,这是北京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是北京的独特的地方。”在北京生活了6年的乔得龙,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画了6年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画一幅幅地卖出去,换来生活的需要。“我很后悔把它们卖了,很多画中的四合院现在已经都不在了,画是对它们最后的记忆了。”乔得龙说。  

他没有料到一切来得这么快。“6年前的北京还是独特的。胡同里游走着各种小贩,他们拿着各式的响器吸引着顾客,邻里之间互相照应,小孩子在四合院里玩耍,秋天人们拿着竹竿在院里打枣,老人的鸟在笼里唱歌。”乔得龙认为四合院是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方式,北京人和四合院是互动的,是四合院造就了北京人的生活节奏,也是四合院造就了北京人。有四合院的北京是一个把乡村和城市完美结合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城市。  

但是近三年“北京平静的生活正在被持续的拆迁打破。感觉北京好像在造另外一个新的城市,就像后发达国家追求的现代化一样。新建成的大楼很多是很丑的,里面的设施也不适合人使用。而拆毁的不仅是四合院,是北京的历史文化,是对一种生活的破坏”。乔得龙摇着头说,对此他不能做什么,中国人的问题得由中国人来解决。他能做的仅仅是到胡同里,把那些不久就要消失的东西留下来。  叼着一个大烟斗,背着大画夹,他在胡同里抢光线最好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居民们给他送来水、啤酒、饺子,还给他拿来遮阳的帽子,这么慷慨的人,应该是生活幸福的而不是心理阴暗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北京的胡同里有。  

“我在普渡寺后街18号画画的时候,这个院里的女人又哭了,我的眼泪也差点掉下来。这个小院子里铺着又古老又漂亮的花砖,老式的木花格窗子,院子里有葡萄、花、黄瓜结了出来,这里有感情有生活还有回忆,可这些很快就要消失了,你很难想象,住在这样院里的女人,把她放到35层高的楼上去,她会感到幸福。”  

“一间老房子已经拆了,但这家的猫又回来了,它不愿意跟着主人到新居里生活,它宁愿呆在原来的家的废墟里。”  

他说他不觉得老的东西就是落后的。在普渡寺西巷18号,他发现这座房子比街道低1米多,他觉得自已走进了历史里,这历史不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历史。  

在普渡寺西巷2号,他看到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落,一对老夫妇已经在里面住了60年了,他感觉到北京不仅仅是由高大的宫殿组成,还有这样的小民居,它同样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状态。“就像历史不光是几个将军创造的,也是士兵创造的。”他说北京就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活博物馆,罗马、巴黎都无法和它相比。罗马的历史虽有2000多年,但它是零散的,北京是一个整体。  

在南池子18号,他注意到这所老房子的每一片瓦当都是不一样的,门檐上的福字瓦的边上的装饰纹也没有一块是重复的,他感叹,中国人即使在一件很实用的东西上也体现着美。  

而在普渡寺后街39号,他看见一块门板垫在泥地里让拆迁的汽车通过,这座房子他画过,当时门板还在大门上,上面镂刻着“国恩家荣”四个大字。“房子、墙都拆掉了,破砖堆了一地,屋里的主人到哪里去了呢?”乔得龙细心地发现了胡同的拆迁而带来的生活的断裂。“那些小卖部、修车的就要没有了,摇着铁片哗哗响的磨刀人,让他们到大楼的夹缝里去吆喝?谁听得见?我想越来越多的贫困者的出现,是和老街区的消失、人们生存方法的丧失有关。”  

“有一次我画了一对漂亮的木雕门簪,主人说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反正房子马上就要拆了。过了两天我去拿,当地的政府就不让我拿了,说是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要收藏。一会说没价值要拆房,一会说有价值,到底谁在说谎?”  

乔得龙说,他很高兴,老屋的居民在看他的画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房子的价值,很多人在看他的画展的时候,知道了老北京旧城的价值。他说他要在他的画中画出北京老百姓门上挂着的两个字———“平安”,因为这就是北京的性格。

    

回不去的南池子 

张大爷整天就坐在南池子大街上。

他拄着拐,行动不太方便,他的座椅每天都朝向正南,从他的视线望去,马路对面的南池子大街上,是新长出来的连成片的青砖灰瓦的屋脊,脚手架上是忙碌的筑屋者。

自从去年5月南池子“修缮改建”工程开工以来,张大爷就这样坐着看了一年多,他说:“我的眼睛就是照相机”。

一些老四合院被推倒了,夷为平地,一些新的仿古四合院建起来;一些老邻居旧朋友四散而去,再也找不到踪影,一些新邻居涌进来,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各种各样的故事。

他用拐杖一指“:看,那就是我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豪宅”,那里正架着脚手架,一座巨型四合院正在起来。

“克隆”,他很别扭地说出了这个时髦的词,“四合院是假的,胡同是假的,就连人也不是南池子的老人了,南池子全变了。”


南池子容颜已改

2002年5月,住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的居民一家收到一张粉红色的纸。纸上说,居民们,你们所住的南池子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要“修缮改建”了,它“不属于危改,更不是房地产开发”,不久的将来,“居民们就可以走出破旧、潮湿、没有厨房及卫生设施的老旧房屋,住上宽敞明亮厨厕齐全的新居”。

2003年10月17日,南池子修缮改建工程基本完工,本报记者再访问南池子,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胡同里面跑汽车

从长安大街一拐,钻进南池子的浓密林阴里,立即感受到了一种舒心与静溢。

一块鲜艳而簇新的牌子挂在青砖灰瓦的的墙上__“灯笼库胡同”。

记者一下顿住了脚步,这就是过去的灯笼库胡同?胡同变得又宽又直,新铺的柏油路泛着光,小汽车“刷刷”地从身边驶过。记者很快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这一条胡同,南池子所有的胡同几乎都变了:缎库胡同、普渡寺西巷、普渡寺后巷……这些胡同都变宽变直了,而另外的一些胡同却不见了。

住在南池子大街68号的一位女士说,她家门前的北井胡同,是一条死胡同,胡同得名于一口古井,古井有一个井盖,上面刻有文字。原来的房主用砖把井口砌起来,古井一直保护得很好,主人在搬走的时候放心不下,特意给文物部门打了电话,但井盖还是被人盗走,古井也被填了。现在这口井没有了,胡同也没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一眼古井,有一个胡同叫北井胡同了。

沿着南池子大街的马路,新起了一溜青砖围墙,里面露出高大的灰瓦屋脊,屋子一律坐北向南东西走向,也一律没有向大街开门。它们是一个连一个的仿古四合院,每个四合院的面积都接近或者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已就,剩下的细部还在施工中,满地的沙石瓦片。

普渡寺修葺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在它的周边,是供南池子居民回迁的青砖灰瓦的四合小楼,楼群与胡同之间开出了两个小型的广场,广场上有崭新的公厕。

走在新南池子里有一种迷失的感觉,它太新了,让人总有一种走在电影布景棚里的感觉,一切都是古老的样式,但一切又都是崭新的,这新与旧之间总是产生一种错觉。

张敬(化名)也不认识这些胡同了。她从小在南池子长大,小时候从这条胡同窜到那条胡同,没有她不熟的,如今是名字依旧,但胡同却不是原来的了。

“整齐了,宽了,走起路来舒服了,但不是味了”她说。“斜的、弯的、曲曲折折的都没有了,一个个的小院,一个个的门牌都没有了,胡同与四合院的韵味也就没有了。

她拿起一个香炉,“这个是旧的,还掉了一条腿,但是它有价值,因为它有历史是真品”。她又拿起一个烟灰缸:“这个漂亮、好看,但它不值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现在的南池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南池子了”。她失望地说。

南池子是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中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位于故宫东南侧,历史上它是紫禁城的一部份,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一直是一块不能随便出入的禁地。民国时期才在那面厚厚的墙上开了个门洞,发展成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100多年来,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风貌、格局及氛围。“捷报处”、“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磁器库”,一个个古老的名字和一座座上百年的老宅都蕴含着一段段古老的历史。

对这样的地区如何进行修缮改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2000年在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北京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出台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选出东城区南北池子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改建的试点。

关于南池子的修缮和改建曾进行过三次专家评审会,对规划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后认定,南池子的改造将重点保护普渡寺等文物,尽量保持原有街巷格局,遵循按院落和基本风貌的原则修缮,不搞大拆大建。居住建筑基本遵照原有的宅基地,其走向形式大致不变,最大限度保持街区肌理,保证建筑外部空间环境的持续发展,也使得原来的胡同得以保留。对居民的安置,实行就地留住、外迁、房屋置换相结合,鼓励外迁。

但实际执行的实施的方案违背专家评审会确定的原则,在向居民发出的第一份“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房屋修缮和改建实施细则”中,所涉及的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灯笼库胡同,西起南池子大街、东至磁器库南、北巷以西的地区共有240个院落,900多户居民,但只保留了9座院落,而其余的将全部拆除。

专家对这个实施细则的评价是“:保护区里推光头”。

5月3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致函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并提案办,建议组织文物、城建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一个更为妥当的保护方案,按院落和基本风貌确定修缮和改建方案。

6月11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前往南池子视察,当他看到完好的四合院墙上也写着大大折字时说:“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也要拆?”

在刘淇的指示下,包括丁家大院在内的11个院落被保了下来。

2002年7月,南池子修缮改建工程遭到来自媒体的压力和批评,工程的进度缓和下来。

7月15日,南池子的部份居民收到一份“宣传提纲”,提纲上说,不愿意参加改建的居民,可以按规定自费修缮自己的房屋,但要拆除违章建筑,引入市政管线等。但是后来那些积极准备着修缮自己的房屋居民发现,南池子的修缮改建方向并没有按宣传提纲进行,除了20个保护院落之外,所有的院落都被夷为平地。


南池子死了

南池子活在郑希成老人画本上。这个得过心梗、脑血栓的60多岁的老人,听说南池子要被拆毁的消息,拖着病残之身,将南池子的主要院落全部画了下来。

现在他的画就是一本活地图,带着记者去做新旧南池子的对比。

普渡寺西巷2号、4号、6号、8号、10号、14号是连在一起的四合院,它们的规模有大有小,有独门独院有几家合住的大杂院,除2号是公产、8号有部份公产外,其余都是祖传私产。

现在这些生活过几代人的院子都不见了,代之的是座钢筋水泥的仿古四合院。

记者走进还在施工的位于中间的那座院落,被其规模吓了一跳。巨大的门,还没有修饰的影壁,竭尽繁复的垂花门,长长的绕房四周的回廊,高大的北屋与南屋和厢房组成四合院落,看起来一切都是按照传统四合院式样而建,但和传统民居不同的是,屋子的所有柱子都是水泥的。

更不同的是它深入地下两层的部份,地下一层是车库,地下二层是私家游泳馆和地下花园,一部大电梯提供上下便利。

从深得令人眩目的大坑里,记者看到了泳池和花园的雏形。

一位施工的民工说,为了建地下花园,已经将几座小山一样的土填入了地下,这所房子的售价是每平方米4.8万,近1000平方米的面积,使整个房子的售价高达5000万。

这三座并排的四合院都是带地下泳池的,还有一些仿建的四合院规模也都很大,它们有的是水泥的,有的是纯木结构的,一般都带有可以容纳两辆车的车库。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人能住进这样的院子,但在居民们之间已经有了种种“传言”。

保留下来的四合院中,只有80号院已经出售。据说住进这个院子的人是香港某集团的董事长,他在北池子有一个刚刚修葺过的四合院,被拆了,就用这个院子置换。因为大出100平方米,也因为重新装修,这个院子又让主人花了1000多万。

记者来到80号院门前,已经完全认不出这所院子了,一年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50多年的沈大妈为了阻止它被拆掉,被人推倒,一屁股坐在一根钉子上。

尽管东厢房被拆了一半,正屋被挑了屋顶,最后还是奇迹般地保了下来,但主人却换了,为保卫它而战的沈大妈却不能住在这里了。

80号院的大门紧闭着,它从几家合住始终敞开着大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私密处所。住的人变了,它的居住方式状态也变了。现在它的大门上布满了彩绘,山水、松鹤,贴金描红,每一寸都涂得红红绿绿。

一位南池子的居民和记者一起做了一个统计,在南池子,这样的四合院已经建起了11所,它们都在待价而沽。

记者注意到,仿古四合院都极为规整,正屋一律坐北朝南,北屋极为高大,一般都达到8米以上,并配有很高的石阶,院子的大门也都开在东南角。郑希成认为,正是这种规整破坏了南池子民居的自然风貌。

郑认为北屋过于高大,使整个建筑不像是民宅,而更像是宫殿或庙堂,齐整破坏了民居的自然格局。

他说,旧时住在南池子的人身份不同贫富不同,因此形成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四合院,这种错落有致的院落正是南池子的韵味所在。

比如南池子普渡寺西巷7号原是丁家大院为其伙计修的院子,它们是丁家院落的一部份,正因为它的狭小,才衬托出丁家大院的高大,也反映出旧时主与仆的社会关系。另外这座屋子的山墙是用碎砖做芯的,这种技术是北京瓦匠的一绝。现在丁家大院保留下来,这个院子却拆除了。

仿造的东西再真实也是假的。南池子不少的居民表示出对这种仿造品的鄙夷。

一位姓张的大爷把新建屋子的房檐称为“尿檐”, 因为一下雨这种仿古建筑就露“怯”__雨水会倒流到山墙上,如同小孩尿尿。张大爷说,老房子再旧再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北京的民居讲究“前出廊子后出檐”,再大的雨也不会下到墙上。

一位居民举例说仿造者想显示出点“文化”却恰恰“显错了”,露出了不了解北京胡同文化的底子。他说,在一座仿古四合院的影壁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刻有“泰山石敢挡”四字。在北京的胡同里确实有立这样的碑的,但绝不会是立在影壁上,它一般会立在又深又长的胡同里,指示走这条胡同的人不用担心,这是一条活胡同,能够走出去。

普渡寺西巷37号院的院墙上被按上了三个石磨盘,郑希成认为这显然是“太没有文化”了。北京的四合院从来没有用石磨装饰墙的,就是装饰,从美学角度来说,将一个石磨摆放在墙角也比按在墙里好得多。


留下的和走掉的

南池子在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后,正在慢慢安顿下来。

南池子原有的1000多户居民,有700多户被安置于靠近北四环的芍药居,他们的家还需要一年多才能建好,他们仍在外面漂着,没有接受条件被强拆的几户人家也在外面漂着,70%的人再也回不到南池子了。

回到南池子的人也住不进四合院了,他们被“安置”在几十幢“四合小楼”里。

所谓“四合小楼”,就是几幢二层楼房,围成一个四合院式的院落。每户冲着院子开一个门,上下结构,每个院里少则住几户,多则住十多户。

“四合小楼”排列在普渡寺大殿周围,当你从南池子大街在走过的时候,是看不到它们的,沿着南池子大街是一溜仿古的四合院夹着几个保留下来的真的四合院。

按规划,将有300户南池子的居民回迁到四合小楼里。但实际回迁的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

南池子变成了一个装修的大工地,人们为了自己的“家”累死累活,只有装修工程队越忙越乐。

丁家大院里忙得兴致最高,“装修已经搞了三个月了,花了十万多”。丁艾手里夹着烟,得意地瞅着民工在梁柱间彩绘,她是丁家最厉害的丫头,家里的主事者。

“我就是要弄出个样子来,让所有的人都看看,私房主是怎样爱自己的家的”,她说。

“心放到肚子里去了”。丁艾的妈妈说,自从确定这个院子可以保留下来,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于是决定好好修一修老屋,多少年没动,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就不属于自己了。

还没有完工的屋子已经让人忍不住叫绝:“嗬!四合院原来是这样美!”

青色的飞檐,通红的柱子,柱子的顶端,青瓦之下是艳丽的彩绘,变形的福字,飞卷的云纹配合着灰色的墙体,使整个建筑充满了神采。

丁艾说,她们完全按照100多年前屋子的彩绘重新描过,在重点的部位贴了金泊,保持原汁原味一点也没有增减,“它是活的,而那些仿古的建筑是死的”。丁艾指着她家的老屋充满感情地说。

像丁艾家一样确定保留下来的私房主,都把心放下来,对老房子进行了装修,他们有的虽然没有进行彩绘,但大都重修了房顶,新铺了地砖,家住南池子大街36号的一家人家还重新掏了下水井,换了塑钢窗户,家里的墙壁全部用纯木装饰,簇新的纯木上贴着老屋原有的古老的冰凌花图案的格扇。

回迁四合小楼的居民们也在忙着装修,但没有私房主的喜气,对自己的新家,他们的心里横着一团无奈。

面积太小,设计不合理;没有伸出的屋檐,雨雪都会进到屋里;楼梯太窄,上下不安全,大的家具搬不到楼上;没有阳台,也没有栓凉衣服绳的地方,将来被子往那里晒?

在普渡寺西巷17号的四合小楼院里,一对夫妇第一次打开了自家的门,他们很快发现,下面的一个小厅,只能放一个餐桌,楼梯窄得只能容下半只脚,上面的两间房只能放下两张床。而他们对这个只有59平米的房子得付出30多万。

普渡寺西巷19号四合楼小院里安置了12户人家,有三家正在搞装修,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家是70多平方米,按原来住20多平方米的面积拆算,她的新家每平方米合7000元,但她只能接受,假如被安置到芍药居,她每天上班就得多花两个多小时,孩子上学更不用说。  

只能凑合着住,她指着另外三家说,他们更得凑合。这三家人家全是老头老太太,有半身瘫痪的,有行动不便的,他们根本就无法上楼,楼上的房间只能空着。

而那些还“漂着”的人,看着豪华的四合院一天天盖起来,还希望着能回去住,那里曾是他们的家。


(2003.10.23南方周末)


[1] 本书各辑题记部份引自《蒙田随笔全集》译者 潘丽珍 王论跃 丁步洲 译林出处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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