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新民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读《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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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1902年初,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开始连载《新民说》这部论著。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他把“新民”作为当日中国第一急务提了出来。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他看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是国与民的关系已被重新认识;另一个便是中国所处之严峻的外部环境。

   前者所针对的是中国固有之明君贤相的传统,把强国富民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人的身上,结果是变法图存喊了几十年,并不见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责相望之中”。他更看重的,是国民自身觉悟和自治能力的提高,能够像西方英美各国之民那样,“常不待贤君相而足以自治”。所以说,中国要进步,中国的国民就不能还是老样子;如果民是新的,还怕没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吗?但他又说,这里所谓新民,不是先觉者新后觉者,而是“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后者是从外部环境着眼,由此看出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肆意扩张,使古老中国命悬一线,危机四伏。如何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犯和蚕食呢?惟有将中国也整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既然如此,舍新民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之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中国国民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这个问题当时就曾引起过争论,年轻的蒋百里曾以“飞生”为笔名写文章提出质疑,以为梁的看法本末倒置,主张有新政府然后有新民。但如何才能先有新政府呢?只能寄希望于“独一无二之豪杰”的振臂一呼,将旧政府推翻,再造一新政府。这样做痛快固然痛快,但由于社会改造没有跟上,其结果往往于养成民智、民德、民力之事业,也即新民之事业,无端生出许多魔障,反而使民欲新而无从新。请看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的现代之路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建立而一蹴而就,鲁迅甚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说明梁启超的担忧不幸成了谶语。

   梁启超一直对留学生这个群体寄予厚望,称他们为“将来主人翁”,以为他们的“天职”应该更多、更重一些,如果说民可以新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民云者,一是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所指,就是要用西方的先进文化,弥补中国固有文化的不足,对留学生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还有就是,我们“虽有国家而国家之性质不具,则如无国家;虽有政府而政府之义务不完,则如无政府”。言外之意,留学生学成之后,还担负着新国家、新政府、新制度的重任。于是他说:“某窃尝为诸君计矣,诸君于求学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学之舞台,旧舞台而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利用其旧者,旧舞台而不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筑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则毋曰吾积所学以求当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而已。”不过,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梁启超不满于日本留学生的,是他们因革命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习,结果,不仅“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反而耽误了自己的功课,有人甚至因失望而沮丧、而堕落。

   留美学生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叶维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对此有很详尽的考证和阐述。近代以来的留学潮始于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1872年,由更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带领,一百多名“幼童”来到美国,成为首批清政府派出的官费留洋学生。他们短暂的留学经历,显然只是针对着西方船坚炮利的一种回应,形势所迫,简单而又狭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经历了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清政府出于自保,也开始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很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此举彻底改写了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读书人要获得社会认同,获得权力和名声,只能寻找新的途径。第二波留学浪潮的兴起,恰恰是要回应发生在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危机。

   这一波大约持续到1930年以前。这是因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超额部分催生的赴美留学计划,事实上结束于1929年。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波留学潮的目标只有美国一家,实际上,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留学日本的人比留学美国的人要多得多;而当第二个10年到来时,随着“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法国巴黎一度又成了留学生向往的地方;但与赴日、赴法留学人数大起大落不同,赴美留学人数在1900-1927年间虽然缓慢但始终是稳定增长的,不仅如此,由于作为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保证了留美学生的学术水平。如果说留日、留法学生中更多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话,那么,留美学生中则更多地涌现出近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教育家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这或许正是作者特别关注留美学生,尤其对1910年前后赴美和1922年前后赴美的两个留学生群体更多一些兴趣的原因。他们中包括胡适、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胡明复、胡刚复、梅光迪,以及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吴泽霖、吴景超、顾毓琇等。

   作者对于留美学生的考察是全方位的,其核心是追述和阐释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发生在中美两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相互交织的多重背景之下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同时也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改变自身,融入“现代”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这些留学生来自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在“前现代”的古老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渴望进入“现代”,正处在剧烈转型、动荡不安中的国家。他们也许不是第一代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却是第一代以“现代”方式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多个层面实践了梁启超关于“新民”的理想诉求,这在书中有相当充分的表达,全书分为六章,依次为政治、学业、种族、性别、情感和休闲,论述便由此展开。

   首先是“学生社团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从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入手,触及到20世纪初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用什么形式将一盘散沙似的中国人动员和组织起来?这是“革命”与“改良”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梁启超在世纪之交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留美学生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他们组织留美中国学生会,积极倡导学生自治和大众参与,支持了梁启超思想中“群”的观念,而这正是梁启超要求“新民”必须具备的品质和素养。他认为,人类道德有私德、公德之分,而历史上,中国道德空前绝后之发达,主要是前者,它的核心是强调个人独善其身,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至于后者,恐怕是我国民所缺少的,它包括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两个方面。如果说前者所重在个体,那么,后者所重则应在群体,能“群”被看作是区别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因此将“利群”视为公德之最大目的,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之路的先决条件。这里有必要对“群”做一点区分,群有文野之别,人群之初,群族而居,自成风俗,逐渐形成习惯,知有族群、知有乡党、知有朝廷,乃至于知有天下,偏偏不知有国家,更缺少国家思想。这种“群”,只是宗法社会之“群”,而非公民社会之“群”。中国留日学生中盛行以籍贯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就是宗法社会族群观念的残留,换句话说,他们的民族国家观念还很薄弱。

   相比之下,留美学生的社团活动却带有鲜明的现代特征。首先,它是学生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而且,是以独立、自治的方式自我管理,再进一步,他们中的直接参与者,还把社团活动看作是学习、体验“实践中的民主”的机会,以及“培养各种优秀公民素质的训练营”。所谓优秀公民素质,在他们看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组织能力、自治的方法和表达能力(讲演口才或写作能力)以及应付艰巨任务所需的大胆探索精神和身体的耐力。”据说,有了这样的素质,他们就可以“在未来的更广大的世界上能够担当责任”。这些或许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在他们的生活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他们自愿和积极地投身于公共生活,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具有公共精神、关心整个国家利益的“现代公民”,不仅表达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还尝试着扮演一个学成归国后可能扮演的角色。这正是梁启超希望于他们的,他坚持认为,要实现一个强大和现代的中华民族,不能不把中国人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而自由结社恰恰是把中国人组织到一个牢固而统一的共同体中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这些留美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给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必须担当的那份责任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作为现代专业人员因所受教育而对自身专业身份的认同,却可能从根本上改写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设法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自己去寻求其价值的实现或在社会上找到符合其职业身份的位置,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和人格的尊严,并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不过,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后者比前者要难得多,也更加复杂。客观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以后,直到1912年宣布退位,清廷一直为归国留学生特设开科考试,并授予功名。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目的就是要把留学人员纳入官僚体制。甚至在民国建立的最初几年,袁世凯对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也采取了一种大包大揽的家长式态度,专门为他们开科考试,把他们当成新式官吏的后备。

   然而,顶着朝廷授予的功名,做着朝廷任命的官儿,归国留学生们很难确立独立自主的政治和职业身份,他们会遇到很多烦恼和痛苦,丁文江、蒋百里归国以后的遭遇就很有典型性。不过,朝廷或政府的态度是一回事,这些归国留学生自身的思想局限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这些人虽然在西方接受了现代教育,但是,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仍与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仍然用“学而优则仕”这样的儒家观点来看待读书人的事业。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纠缠,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普遍。这种状况的改变还有待于时日,首先是袁世凯时代的结束,中央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和经济的动荡、混乱之中,无力与新的知识精英建立制度性的关系,使得他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空间,自由、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知识精英也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更新、自我提升、自我解放的过程,才能像蛹化为蝶一样,破茧而出,获得新生。作者在书中特别讲到了吴文藻、潘光旦、陈衡哲、罗隆基、胡适等人的故事,在旧的体制瓦解之后,这些新的知识精英都不得不思考自己应当和可能与新的政治权力建立怎样的关系,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的留美经历给他们留下的最突出的标记,就是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独立和批判的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焕发出最瑰丽光彩的时期,1927年定都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发现,它必须面对的这个群体已经不是传统的“士”,而是一个被解放的、相对独立自主的知识阶层。虽然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付出了代价的,转变的过程也不乏失落、混乱和烦恼,但他们的这种经历恰恰给梁启超新民自新的理论增加了非常生动的注脚,说明了新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他们的故事在被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很多年之后,如今又被人重新提起,则意味着中国人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艰难探索,终于又回到了“寻求现代中国”,也就是“新民”,以及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路上,这些故事自然成为了中国人宝贵、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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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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