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6 次 更新时间:2010-03-17 2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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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  

  

  前言

  盛巽昌、朱守芬编著的《学林散叶》共四〇三三条,其中二四一九条记:“1919年,中国留美学生誉称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是‘哈佛三杰’”。[1]《汤用彤年谱简编》1919年也说:“暑假期间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誉为‘哈佛三杰’”。据汤一介同志说,《汤用彤年谱》中“ 三杰”一条,是根据李赋宁先生在纪念吴宓先生一次会上所说,必然可信。从《吴宓日记》1920年12月4日所记:“工校(工学院)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呜呼,为功名权利之争,处升陟进退之地,则忌嫉谗谤,诽怨污蔑,尤在情理之中。今同为学生,各不相妨,宓等又恭谨待人,从未疏失之处,而乃不免若辈之诅咒毁骂。为善固难,但不肆意为恶,已不免宵小之中伤。”这也可从反面证明陈、汤、吴三人的特殊。

  “三杰”之称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杰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三人到哈佛大学本来只是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哈佛的规定,研究生选课够一定学分,即授予硕士学位,《吴宓日记》1920年3月10日说:“硕士得之甚易”。而博士学位则颇为复杂。除选修一定学分之外,经过一次由四位教授同时参加的口试,这一般包括考四门课程,通过以后才允许写论文。论文完成后,还要就论文考一次口试。在论文完成以前,还需要通过英文以外的两门外语,一般是德语和法语。两门外语的要求是具备阅读能力,因此必须记忆大量生词。为了不妨碍业务课程的时间,学生往往利用暑期学校学习两种外语,有的学生把德、法语言的单词卡片堆积起来,用它的高矮来计算记忆了多少生字,开玩笑地用英寸来计算卡片的高矮。

  当时旧制清华学校的规定,留学五年为期一般是到美以后,先入普通的大学,完成大学毕业的课程,然后进入有研究院的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等,做研究生,时间已经很不富裕,一般很难在短期内再作毕业论文争取博士学位。如果写博士论文就会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得。所以像吴宓、汤用彤诸先生都是只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而像陈寅恪先生是江西省官费,又常常不能按时寄到,以致陈先生以白面包度日,所以陈先生表示如果把时间放在一个小题目作博士论文,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取和材料的收集,所以也是只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见《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3月17日智效民《陈寅恪是否获得过学位》)

  4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与清华旧制的学生不同,都是在国内已大学毕业,到美直接进入研究院,一般用四五年时间既可以广泛获得知识,又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题目写博士论文,因而是既求学问又求博士学位了。20年代哈佛的中国学生不多。到40年代增加到五十多人,这时文科的留学生中又有三位既求学问,又求博士学位。我“私谥”他们也是“三杰”,这就是杨联陞、吴保安(字于廑,归国后以字行)、任华。

  20年代的“三杰”,回国以后在文化学术界起了很大作用,有目共睹。40年代的“三杰”,有的回国,有的留在国外。回国者因为时移世易,发挥的作用就很不一样。一般说来,与20年代的“三杰”相去甚远。未回国者,“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得施展其才能,作出贡献。

  

  一、任华(1911-1998)

  现在以年龄次序,先说任华。

  任华(1911-1998),字西岩,贵州安顺人。父亲任可澄,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次年丁忧回籍,开办师范传习所,招收各县生员入学培训师资。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优级师范。分国文、史地、数理化等三系,学生两年毕业,可以担任中学教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筹办贵州通省中学堂,规模宏大,设备周全,培养不少人才。当时朝廷准备立宪,推行新政,宣统二年(1910)任可澄等创办宪群法政学堂,分政治、法律两系,做培养干部之准备。

  武昌起义后,贵州宣布独立,设立枢密院,处理本省一切政务,任可澄任副院长。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抵达昆明,与唐继尧、任可澄等决定推翻帝制,拥护共和,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任可澄撰拟通电全国,电文中有句云:“成则为少康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任可澄以后历任云南省长、教育总长等职。他对地方文化学术之贡献尤为显著。负责总撰《贵州通志》,共一一十卷,其中十九个专志的古代部分即所谓《前世志》,上起殷周,下迄清末,皆由任可澄一人撰写,字数约占《通志》的三分之一。此外,他还编印《黔南丛书》网罗前人著作,共出版正集六部,别集一集。任可澄有诗文集传世,关于骈文和联语也有专集,说明他中国文化修养之深厚。他对于贵州文物古迹之考察鉴定亦极为注意。

  任华是任可澄第四子,出生后母亲去世,他又身染天花,眼睛高度近视,几乎失明。1921年,到北京入中学。戴眼镜还要贴书至鼻才能阅读。然天性聪颖,又承家学。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金岳霖教授的得意门生。1935年入研究院。毕业后,学校拟送他到英国牛津学习,由于第二次大战爆发,改派到美国哈佛大学。

  任华在哈佛师从刘易斯(Lewis,C.I.),他对英美实证主义(广义的)思想的诸流派有较深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当代哲学中现象主义的三种形态》(Three Types of Phenomenalism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具体地说,就是罗素的结构论的现象主义、艾耶尔的语言学的现象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现象主义。论文中所用的“现象主义 ”一词不是现在哲学界所讲的欧洲大陆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而是广义的实证主义。任华在论文中明确表示,他比较赞成现象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即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现象主义,他把这种形态的现象主义特意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认识论的现象主义”(Epistemological Phenomenalism),他认为这种现象主义应以他的导师刘易斯(Lewis,C.I.)为代表。他强调,这种现象主义与实在论(realism)是可以调和的。他认为刘易斯的哲学——概念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实用主义与欧洲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发展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博士论文中,任华倾向于把刘易斯的哲学看成与实在论相近,即与承认客观对象的存在的观点相近。关于各种流派的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任华认为其中实用主义比逻辑实证主义等的影响要大,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主要只是对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影响较深。60年代,由于时代的影响,他着重批判刘易斯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不及其他。

  任华不仅有他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西方哲学史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他都曾细致深入钻研。解放前大学哲学系虽设有西方哲学史的课程,但一般仅是根据西方教材加以介绍。真正把西方哲学史当做一门学科来建设,始于新北大哲学系。当时教师们一方面编译西方古典哲学的原始材料,一方面经常一起讨论方法论,任华都是积极参加者与组织者。特别是1958年,他任教研室主任以后,系统讲授了这门课。由于解放后特别重视唯物主义,他又系统地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当时北大接收了各兄弟院校多名进修教师,如中山大学的胡景钊教授、辽宁大学的陶银骠教授等,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任先生的教导。1960年,中央组织全国统编教材,任华被任命为西方哲学史教材的主编,是当之无愧的。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可以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授相媲美。50年代,教研室为编辑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翻译任务较重。虽然各位老专家外语水平都较高,但常常发生看懂了说不出来的情况,对此任先生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这有赖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停办,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学习。以后虽然陆续地有几个大学的哲学系恢复,北大也在其中,但是西方哲学的课程很少,教西方哲学的人等于投闲置散,无所发挥,像洪谦、任华、熊伟、张世英这些西方哲学的专家,实际上没有太多工作可做。

  在这期间,任华幸好在家庭生活方面得到了补偿。他由于年幼时得过天花,所以不得不与“江山九姓美人”为伍。大家对他的婚姻问题一直颇为担心,但他这方面的运气却非常好。陈宝琛太傅的侄孙女陈谦女士慧眼识英雄,1947年与任华结了婚。陈谦端庄贤淑、精明能干,而且也很有学问。她的欧体字写得清新秀丽,在数学方面也颇有灵感。在清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工作被评为实验工程师,几乎年年都是清华大学的先进工作者。她生了两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和儿子。任华得到很好的照顾,家庭生活极为美满。他虽然业务上不能有所开展,但生活上还是愉快的。不幸到了1967年陈谦女士突然因病逝世,这对任华来讲,实在是一个晴天霹雳,是个莫大的打击。

  任华的近视程度日益增加,由一千多度发展到两千八百多度。陈谦去世后,儿子去山西插队,女儿分配工厂劳动,任华沉痛的心情可想而知。从1972年以后,任华除了多年的腹胀以外,常常感到头晕、心慌、心速加快、出汗、气闷等等,经检查之后,是得了甲状腺瘤,1974年到三院做了摘除手术。之后症状仍没有改善,又经过检查,有冠心病、白内障,特别是甲亢较严重,因此又在北京医院碘一三一放射性治疗,才得以控制。与此同时北大校医院组织高知检查身体,对他眼睛高度近视的特殊情况没有特殊考虑,像常人一样放大瞳孔检查,回家后不久就出现眼前黑影、复视,经查是视网膜脱离。预约到北医三院做手术,1976年唐山大地震,三院停诊,不接受入院,使病情耽误了,终不可治。任华的眼睛只有一些光感,距离很近才能看到几个手指的影子。原来比较好的一只眼完全失明,左眼仅有零点零五以下的视力,进入盲人的行列,从此任华完全不能看书写字了,逐渐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照顾了。儿子年近四十为了照顾父亲没有结婚。女儿长期回娘家,也是为了照顾父亲。儿女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心里得到安慰,使他感到温暖。

  1990年任华突发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得以脱离危险。到了1993年,突然又大吐血,吐出来的都是大血块,经校医院给了云南白药才控制出血,原因始终查不出来,1994年经常出现心动过缓的现象,经常靠间断走路来提高心速,误以为是冠心病。经常出现休克状态,脉搏微弱,嘴唇僵硬,几乎停止呼吸。这时家人非常紧张,在家自行抢救,掰嘴塞进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居然多次转危为安。到1995年继而发现全身发红、脱皮,被诊断为红皮病,是非常罕见的,每天脱肤二三两,瘙痒难耐。他的儿女往往彻夜不眠,为他搔痒。有时出现暂时神志不清,说胡话。他的儿女倾注全部心血用各种办法,中西结合,最后不得不用少量激素才控制住。以后又有水肿现象发生。医院诊断为甲低,估计是二十年前治疗甲亢服用放射性碘一三一的副作用,因此服用甲状腺素、阿托品,心缓多有好转。

  到1998年,他已经是八十七岁高龄,经过风风雨雨,健康状况算是比较稳定,精神状态也还可以,8月份左右,右胳膊处发现一小块红肿,认为是丹毒,或者与皮肤病有关。送进西苑中医研究院,点滴、消炎、治疗。在医院传上了感冒,由于医院的医疗技术道德极差,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发现病情的发展变化,导致错误判断,而贻误了治疗,抢救也不及时,终因肺炎并发心梗,发生心肺衰竭而意外地去世了。

  任华为人憨厚笃实,毫无心机,处事非常随和,有时甚至显得毫无主见的样子。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到周末,或者是花四毛钱看一次电影,或者花一块钱到中国城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情况下,任华经常是没有什么主张,别人到哪里,他就跟着走,非常随和。起初他总是跟我在一起,唯我的马首是瞻。后来我爱人来到美国,我不能总跟同学在一起了。他好像就改为隶属杨联陞,听杨联陞的领导。虽然他是很随和,但是遇到是非问题,他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他住在赵元任先生家里,遇到不公平的事,他总会不顾情面站出来向不对的方面提意见。任华也很富于感情,1945年他父亲去世,不能奔丧回国,他到同学王伊同处痛哭一场。杨联陞1947年2月21日给胡适之先生的信里说:“1月20日,任华应回国,过纽约,保安请客,我们集体作诗给任华送行,保安写了两首,我写了一首,任华心烦意乱,未写成。从吴家辞出时,任华挥泪不止,我与保安都觉黯然。”(见《胡适书信选》(下)第一七五页)

  吴诗云:“海外年年感物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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