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梁启超的最后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2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22: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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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楔子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两千年帝制的夜空,迎来了中华民族新纪元的黎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随后,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如约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经多方博弈,最终胜出,成为民初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揶揄地写道:“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

   这一年的十月,流亡海外十四年的梁启超自日本启程归国,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最初,他对袁世凯是颇怀有些希望的。他很清楚,当下中国这个局面,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但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别人的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他后来也承认:“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可是,袁世凯对于梁启超的良苦用心究竟能领会多少呢?何况,他不得不面对的,首先还是习惯了江湖造反的孙中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更甚于洪水猛兽”的“暴民政治”。

   因此,他的看重梁启超,绝非认同梁的议会政治,民主立宪,乃是借助其进步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做议会角逐。及至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借机解散国民党,取消该党党员国会议员资格,使国会形同虚设,进步党亦随之黯然,梁启超对于袁氏的希望完全落空,朋友们多有担忧和责难,于是,他对政治生涯便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这时,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思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

   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并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锷、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出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

   所以,“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由于对德宣战问题所引发的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利之争,连带发生了倒阁、解散国会、赶走总统、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风潮,中国的政局几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梁启超因为主张对德宣战,成为段祺瑞的同盟者,更在段祺瑞发表的新内阁中担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并希望能把段祺瑞引入宪政和议会政治的轨道。

   然而,梁启超的这种选择几乎成为当时以及后来社会舆论非难他的最主要内容。这时,已是民国七年,梁启超一直梦想着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愿。袁世凯当权,他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写给籍亮侪的信中劝他,“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此后,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开始了此生最后十年著述讲学、献身教育的生涯。

  

告别政治,告别不了的是国民责任

   梁启超告别政治,退守书斋,固然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但他厌倦从政的感觉,却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他自信可以将袁世凯的行为纳入合法的议会政治的轨道,用宪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做出让步和妥协。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大总统,按照法律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原本是主张先定宪法,再选总统的,无奈袁世凯等不及,社会舆论也等不及,不得已,梁启超只好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

   这时,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后马上制定宪法呢,然而,袁世凯在把总统前面的“临时”两字取消后,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继续周旋了。他先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要求国会,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方能有效。他还借口查获了李烈钧与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甚至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国会活动事实上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即便如此,梁启超对于袁世凯仍然采取劝说的方式,他反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能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但是,袁世凯总是使他失望,他所收获的除了一事无成,只有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

   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看来只有退回书斋,做自己所擅长的理论、学术研究。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然而,反对者虽多,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

   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不得达。”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南北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欧战结束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挲一下古钱拓片,也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

   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在其一人之进退。

   不过,梁启超选择告别政治生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选择绝不是一回事,也并非“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义,甚至不同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当然更非看破红尘,撒手人寰式的逍遥之游,他曾表示:“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他所谓别一方面,著书、做学问,“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种;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的责任,他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

他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欧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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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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