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营:从新契约到新秩序:社会治理的现代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15-12-21 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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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营  

   【内容提要】 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方法论上转向现代社会危机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使得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危机的源头,乃是契约论知识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括三个基本共识:政府应当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执行公意;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重新建构现代新契约的集体意识,既是现代社会危机的逻辑终结点,又是现代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逻辑起始点。这种新的集体意识必须包括三个新的基本共识:政府和公民共同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协调公意;政府只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主体之一。基于这样的新集体意识,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并最终能够成长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经验。

   【关 键 词】社会治理/社会危机/契约论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治理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作为中国的社会学者,在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复杂、激荡、灵动的系统变迁和生活实践时,一方面为有幸生活在一个学术土壤如此丰沃的时代而欣慰,另一方面为如何深邃精准地理解这个时代而忧虑。或许此时,我们更能理解韦伯当年为自己提出的研究任务是多么富有洞察力:“生为欧洲近代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①韦伯对欧洲“文化现象”所藏伏的因果逻辑的追问,最终获得了意义深远的成就。这种因果逻辑的学术追问,或许正是我们深化社会治理研究时所迫切需要的方法论转向。

   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治理相关话题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作为术语的“社会治理”尚未主流化时,王思斌便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社会管理的原创性论文②。而自从俞可平等学者在2000年引入治理相关理论后③,“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交相推进。社会管理的相关讨论的高潮是在2011年,例如,李培林从中国改革突破的高度上阐释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和路径④,龚维斌论述了社会管理创新涉及的十大关系⑤,张旅平、赵立玮则系统梳理了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⑥。社会治理的相关讨论的高潮,则是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笔者主持的一项课题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8月,可以公开检索到的以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531篇⑦,其中少部分是在2013年之前发表的,例如朱晓红等在2007年就讨论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问题⑧,而井喷则是在2013年11月以后。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区别与联系、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等。在对前述研究文献的简要梳理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前期的“社会管理”研究,还是近期的“社会治理”研究,主要是依循三种模式展开:一是演绎或解释权威政治文献,二是在权威政治文献框架内以学术话语体系开展理论性问题的论证,三是以权威政治文献的话语体系描述实践经验。这些研究成果在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也留下了这样的学术疑问:权威性政治话语所呈现的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概念嬗变,究竟因应着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或如韦伯所言的“文化现象”)怎样的因果关系?学者们所描绘的社会治理那些应然的图景在怎样的因果逻辑中才能实现?显然,解决这样的疑问,是社会学者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它能够让社会学知识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社会学知识不只是反思着实践,也不只是介入实践,而且能够引领着实践。

   要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必须进行社会学式的反思:为何既有的社会治理研究未能聚焦于“因果关系”的分析?

   所谓社会学式的反思,就是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或“词”与“物”的关系视角来开展反思。布迪厄从元理论的立场上,深入讨论过“知识”和“实践”的反思性关系;福柯也从元理论的立场上,深入讨论过“词”与“物”关系的复杂性(两者既可能关联,也可能分离)。这种分析告诫我们:讨论具体学术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话语指涉,究竟是反思着过去实践的存量知识,还是反思着当下实践的增量知识,抑或是反思未来实践的逻辑性知识?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那些“词”,究竟是否有“物”相对应?又是怎样的“物”与其相对应?从学者们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实然”和“应然”的界限并不清晰。学者们较少注意到知识和实践的关系的复杂性,也较少注意到词与物的关系的复杂性:表面看来,他们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来论证“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区别,以及“社会治理”术语提出的合理性,但本质上他们是在不断说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包含着怎样不同的存量性知识内容。所以他们只是传播了存量知识本身,但他们确信他们是在讨论着当下实践问题。

   笔者曾经集中讨论过“社会管理”知识和实践的关系⑨,认为作为概念的“社会管理”其外延在以下几个层次中游离:1.中国地域内的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性管理活动;2.中国地域内的人类共同体的非经济领域的管理活动;3.中国地域内的人类共同体内部,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的管理;4.中国国家内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中的“社会建设”领域的管理活动;5.中国国家内部,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管理活动。而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存在着不同的操作模式。在国家统治层面上,执政党内部关于社会管理的操作和政府活动中关于社会管理的操作是不一致的,前者有明确的界定且界定在社会治安的维系,后者则没有明确的界定。而在地方统治层面上,社会管理的焦点则有不同的模式,有的集中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有的集中于公共秩序的管理,有的集中于两新组织中的新社会组织的管理,等等。

   总体来看,就社会管理这一话题而言,一方面知识和实践尚未形成严密的契合,另一方面知识和当下实践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确存在着社会管理活动。

   “社会治理”这一话题中,知识和实践的关系与上述情况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不同之处。作为概念的“社会治理”其外延,也如“社会管理”概念外延一样有多个层次(为简化讨论,笔者这里只就它和“国家治理”的关系加以分析):作为历史—社会范畴的“社会治理”,其抽象程度高于“国家治理”,因为国家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一种组织方式;作为研究现代社会体系的知识范畴的“社会治理”,就等同于“国家治理”(因为,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现代社会就是“民族—国家”);作为指向实践的操作概念的“社会治理”,则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权威政治文献中所表述的那样。从“社会治理”的对应物来分析,就词源学意义上的“治理”实践活动而言,那当然是古已有之的(但这样的实践活动也就是统治活动或历史上的社会管理活动);但是就语境意义上的“治理”(即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与“统治”相区别的治理概念),其实践活动,尚未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普遍呈现,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对于这样尚处于知识形态的“社会治理”,当然无法聚焦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因为缺乏必要的实践支撑。

   这样一来,究竟从何处着手追问社会治理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在缺乏当下社会治理实践的支撑条件下,如何获得关于社会治理因果关系的知识,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第一个学术难题。

   二、契约论与社会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在解决上述难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讨论前提: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讨论“社会治理”。虽然当下的社会治理讨论,主要是围绕作为国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领域来展开,但是笔者认为,只有从元理论意义上展开分析,才能从学理上彻底说透。因此本文所选择的讨论前提,就是在历史—社会范畴层面上讨论社会治理。在这种最高抽象层次上的讨论,其结论才能具有覆盖性和普遍性。

   前文提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概念的嬗变,并未对应着社会管理活动实践到社会治理活动实践的转型,因为社会治理活动实践并未普遍呈现。但是作为知识形态的“社会治理”,必然有其实践对应物。如果这个对应物不是社会治理实践活动,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回顾学术史,“治理”这一术语在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之始,就是与“危机”关联在一起的⑩,正是“危机”的社会催生了“治理”的知识。因此,知识形态的“社会治理”,最初因应的实践内容不可能是治理实践活动,反而是社会秩序动荡、社会统治失灵、社会管理失效(此处及以下“社会”一词,都是指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抽象社会),我们可以用一个更概括性的术语,即“社会危机”。因此,解决前述“第一个学术难题”的路径就是: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社会危机”(即像韦伯那样,把“社会危机”看做一个“文化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考察,来获得关于社会治理因果关系的增量性知识。

   回顾人类历史,当人们坚持正面的视角时,看到的是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不断进步的画卷。正是这种进步,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社会进化史。不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进步的阴影部分时,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在人类发展史上也呈现出了“不可避免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也呈现为社会危机史,社会危机本身就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那么,这一“文化现象”应该归诸于怎样的因果关系?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危机,是完全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还是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一样具有共同的因果逻辑?

欧洲近代政治革命,促进了欧洲统治方式的革命性进步,而欧洲的工业革命,则带来了全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最根本性的历史进步。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人类历史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类型。我们可以简约地把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危机,称为传统社会的社会危机,而把工业革命以后直至今天的社会危机,通称为现代社会的社会危机。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关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危机的讨论乏善可陈,但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危机的相关分析,则丰富多彩。韦伯、达伦多夫等人,认为现代社会危机是不可避免的(11)。韦伯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的两种理性类型,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都无法支撑社会秩序长期稳定。达伦多夫则坚信,现代社会的权威结构本身就意味着冲突永远存在。而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则乐观地认为,能够寻找到避免现代社会危机的办法(12)。哈贝马斯相信人类理性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沟通理性,沟通理性能够避免韦伯所提出的技术理性的弊端,从而有机会避免社会危机。吉登斯是通过“结构二重性”的知识体系,来化解知识和实践中的二元论,相信在建立结构和行动的辩证关系之后,社会危机基础就化解了。但是自从哈贝马斯、吉登斯的知识体系构建以来,全球范围看,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社会危机从未停止过。显然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并未从实践上真正消解社会危机的出现。即使如哈贝马斯所论述的那样,沟通理性得以成长,或如吉登斯所论述的那样,二元的结构得以终结,但是现代社会的危机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而且,在早期西方世界才特有的那些“现代”社会危机,其“不可避免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在全球蔓延,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等都有所呈现,这种呈现至今也未完结。简言之,社会危机呈现出了顽固的“不可避免性”。社会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源自何处?哈耶克有句名言:“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社会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确实如此:这种“不可避免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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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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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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