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8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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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最近几年在文学理论界掀起的“反本质主义”的话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读了一部分相关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应该把“反本质主义”与我们正在建设的文艺学学科联系起来思考。

一、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

反本质主义,“反”的对象就是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主义是什么?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头有尾”、“有名有姓”的思潮,而是一种后来被追加的命名。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某种西方的哲学思潮称为“本质主义”,因为柏拉图追求绝对真理。他的“绝对理念”并非历史的产物,先天注定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似乎比他的老师好一点,不追求“绝对理念”,但他仍然脱离开历史语境来追求事物的“第一因”。其后,西方许多哲学家都标榜他们发现了普遍的、永恒的真理。从而不自觉地把自己也纳入到“本质主义”的行列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本质主义者”自称自己是“本质主义者”的。这些都是19世纪以后的批评者给他们的冠名。西方的哲学发展史表明,本质主义首先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西方的哲学家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乐于追问“事物的普遍真理”(即某类事物成为某类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客观规律)。特别认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在丰富的变化无常的多样性的现象后面,会发现普遍的共同的本质规律,规律一旦找到了,现象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可以把丰富的现象简约成一句话或几句话的本质,真理的发展到此结束。这样,当新的现象再次涌现出来了,即生活发展了,也不必继续追问了。真理就此僵化了。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长时间里主导着西方思想界,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分支。与文学理论、美学密切相关的学者康德、黑格尔都被视为本质主义者。

19世纪以来,起来反本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具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马克思一生研究“资本主义”,但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即把资本主义放到人类发展的长河的中去把握,他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他同时对资本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上升阶梯的倒数第二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存下来。他对于资本主义不是一概抹杀和打倒。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① 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一切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所有的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物”,没有事物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研究者应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不能固定的事物固定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另外,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活动论,也强调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认为事物的变化才是永恒的。马克思人文社会科学理想总的是,一切科学最终将趋向于历史科学。

继马克思之后,对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发起了挑战的还有尼采。尼采最惊世骇俗的举动,就是他通过查拉斯图拉的嘴宣布“上帝死了”,他不相信基督教文明所建立的乐观主义的、明朗的、秩序井然的理性,认为这种理性不但不是万能的,而且根本解释不了这个世界。他揭露传统道德的虚伪。他甚至认为除了人的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因此,世界需要超人来加以拯救。

此后,萨特、海德格尔等都在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整个20世纪,这种批判持续不断。我认为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时期的毛泽东,提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提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提出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有万古不变的教条,反对党八股,反对洋八股,反对那种认为坏就一切皆坏、好就一切皆好的绝对主义,提出看问题不要从定义出发,要从实际出发,提出实事求是,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词句看做现成的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也是反本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邓小平的思想十分看重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也有反本质主义的成分,如“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不要争论”的说法,“一国两制”的方针等。当然就世界的思潮而言,福柯的理论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陶东风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中提到福柯在《方法问题》著作中的“事件化”看法就是很重要的一点。福柯批评某些历史学家说:“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于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式是把分析的对象归于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陶东风解释说:“事件化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② 这个解释是很好的。

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界仍然抱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其实早就已经结束,已经没有了悬念。我们已经不追问“什么是真理”或者“真理是什么”,而关心“真理的话语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我们已经不关心什么可以超越历史,亘古不变,而开始关心,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会产生什么样的话语和思潮。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中的各类事物看成是不变的机械的实体,这种机械实体包含着不可与其命名分割的必然的特征和定义。与此相反,反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各类事物还原到关系之中,认为有关各类事物的命名、标签以及看似牢固的真理,实则都是建构的结果,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并非恒久不变,而是随着社会语境、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有所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本质主义者会认为,“人”是有着某种内在本质的物种,譬如,“人”会使用语言,有社会关系,会思考,等等。而反本质主义者会认为,“人”这种类别从来就是有着历史特殊性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对于“什么是人”这个问题的想象和答案都不相同。妇女、儿童、奴隶,这些群体都曾经在特定的时空中不被认为是“人”。因此,并没有一个有关“人”的绝对的超历史的真理,相反,对于“人”的认识从来都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我们今天对于人的看法肯定还会继续变迁。现在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大家都在讨论克隆技术给本质主义带来的冲击。过去,本质主义者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产物,而克隆技术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文化和技术也可以制造人。过去本质主义认为,一个人必然有着一个亲生父亲,一个亲生母亲,而目前已经在全球普遍使用的受孕技术,让婴儿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提供DNA,一个提供蛋白质)。而在实践中,有时候谁被追认为孩子的母亲,根本和生物学和医学无关,完全是取决于谁付了钱,取决于非常复杂的文化、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看到,过去被看作是不可撼动的定义、真理,已经开始松动了。顺便说几句,我之所以说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就是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总的看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都是主张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主张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批判的,而不是宗教化的、教条化的和八股化的。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思想就是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但我们反本质主义并不意味者事物没有本质。事物本质还是有的。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就是说,事物被建构后是可能有本质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有一种巨大的建构的力量,将把不确定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确定起来,把看起来不可定义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加以定义,把似乎是不能确定本质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确定为本质。换言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具有一种无穷的凝聚力和改造力,把事物凝聚在同样的谱系中,把事物改造为适合它的要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主体是人,因此这种力量是人这个主体的建构力量。例如,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大家知道《诗经》不过是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当时人神之间、君臣之间、贵族之间的一种言说方式,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措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被当成经书,在当时不具备文学意义。一直到汉代的儒家,仍然没有把它当成文学,它仅仅是一种对统治者实行美刺的工具。但魏晋以后,由于新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作用,人的观念改变了,《诗经》作为礼乐的部分逐渐淡化,特别是“文以气为主”(曹丕)、“诗缘情”(陆机)、“文者情之经”(刘勰)等观念的出现,文学的自觉性开始萌芽,《诗经》“感物吟志”的性质被发现,这才逐渐被当成文学。正是在历史的、文化的语境的变迁中,《诗经》被当时人建构为文学,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说,《诗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学,文学史也可以把《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个源头。但这些是历史的建构、社会的建构、文化的建构,并不是说《诗经》本然如此。我想再举一个与文学理论有关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些学者完全不顾《讲话》发表的中国人民抗战历史文化语境,一味贬低它的价值。这是离开历史文化语境的一种评价。在当时,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民族主义精神复兴,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的一切都为了抗战,文学本来不是武器的,但在那样一个时刻,说文学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是抗日的要求,是合理性,可以理解的。文学本来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说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说,在那种时代语境中,从武器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未尝不可以,这都是文学的功能性的借用,毛泽东的确不是从文学的定义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来建构文学。但这种武器的文学、政治的文学在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文学应该有新看法。战争的结束,建设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原有的文学规定已经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这就要及时加以调整,不调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把文学固定在“武器论”上,固定在“从属论”上,这就是本质主义了。新的时代语境要重求新建构新的文学话语。我的意思是想表达,事物的本质是建构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其强大的力量改变事物的本质,同一事物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命名。换言之,我们提出本质性的时候,一定要看历史的关联性。

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我们赞成的是作为思维方式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它的某些确定的结论。用偏执的反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编写什么教材的。我们赞成的是反本质主义求解问题的方式和超越精神,即不能把事物和问题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并且要有不断进取精神,超越现成之论,走创新之路。我隐隐感到担心的是,有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把凡是给事物下定义的,凡是想明确回答问题的,凡是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的,凡是想搞体系化的著作的,都叫做本质主义。如果把这四个“凡是”作为衡量是否是本质主义的模式,那么这种给学术设置禁区的做法本身,给学术立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就是本质主义的。这样,他们就不是为学术研究开辟道路,而是设置障碍了。

二、反本质主义与我的教材编写

现在文论界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或多或少都谈的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或多或少地认为它“有本质主义的痕迹”。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这些文章都谈反本质主义就要历史地看问题。但他们的看法就不是历史的,他们没有把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放到应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如果熟悉我的人,就应该知道,早在80年代,我的思想方式就很自觉地转到“亦此亦彼”上面。我在《文学自由谈》上面发表一篇短文,题目就是《亦此亦彼》。没有唯一真理,更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在变化中。对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回答,这多种回答都可以是正确的。历史语境的观念是建构我的“文化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都有文章可查,此不赘述。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应该用福柯的“事件化”来加以解释。那是1990年,教育部决定编写两部“文学概论”教材。综合大学联合编一部,主编指定为王元骧教授。师范大学联合编写一部,主编指定是我。综合大学编写的那一部因内部意见分歧,只内部出了一个提纲,整个教材编写则是流产了。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于1992年出版,但开始编写的时间是1990年,第一次策划会议是1990年10月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召开的。大家应替我想一想,在90年代初,在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在那种历史语境中,能够拿出怎样的教材的指导思想和体系构架?在1991年统稿会上,由于有不同意见,我们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对话、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批评我主编教材的时候,是必须把这些情况考虑在内的。就教材的指导思想而言,我提出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在比较了广义的、狭义的、折中义的多种文学概念之后,专列一节把文学定义为“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个定义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允许走到的最远方。因为这个文学定义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同时也是一代学人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新论,这是一个兼顾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大体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我们的文学定义的历史维度是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吸收当时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纯语言的文学观,也拒绝回到单一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僵硬的文学观,我们的时代意识也是很清楚的。从教材体系的构架上,我们用文学活动论加以展开,这里我们不但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论,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的活动论,运用了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我们没有把立论孤立起来写,我们所写的都是文学活动中的关系,生活与作者的关系,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关系、作品与批评者的关系,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关系等等。整个教材为了教学的需要,尽量给一些重要概念下定义。但,下定义就一定是本质主义吗?用判断词“是”就一定是本质主义吗?当然,教材有一章专讲“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活动”,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的指导思想等,遭到了一些人的议论。但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文学活动情况确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难道不应该讲一讲吗?这些具体情况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属于1990年发生的一次文学事件、无视这些情况、不了解事件的详细经过,就很难获得批评别人的权力。从1992年到现在,《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了四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占有同类教材市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后来的修订中,我们特别把“艺术交往”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分,这里也不难看出我们的一片苦心。当然,我们不是把马克思没有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著作中的交往思想是突出的,只是过去不为人所重视与了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教材在谈到文学理论的应有的品格时,第一点就是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其中写道:“由于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总是随着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发展而发展,它永远是生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静止的。”这些话不是随便写上的,我要求各章都要体现这个思想。我们的教材不标榜“反本质主义”,但被某些人当作本质主义的典型来批评是公平的吗?

这里,我想说明一点,我主编的同类教材有多种。我不想一一提到。但有另外两种有特色的,是必须提到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文学理论要略》。这部教材除被大陆的部分高校采用或作为教师参考书外,还被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大学所采用。至今也印了七版。从体例上,我们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是理论,下编是历史。这种包含中外文论历史发展的叙述的文学概论性质的教材,这是惟一的一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采用“一元多视角”的做法。文学性质一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一章则是格式塔心理学学派视角的,文学作品一章则是新批评流派视角的,文学接受一章是接受美学学派视角的。全书没有一个思想贯穿到底。各种不同流派的观点在教材中形成了对话关系。2006年我们又修订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新编》,主编是我,副主编是赵勇。这部教材销路也很好。整个教材完全换了一副新面貌。这部教材一改原先教材编写的方法,我们设置的各章之前,都放了两篇文论经典原著,对原著产生的历史语境做了揭示,并对原文的重要词语进行注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各章的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全书不给文学下定义,我们只是指出文学大概在审美、语言、文化之间,教师、学生据此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建构和理解。我们的教材才真正是反本质主义的,开放的,建构的。但我们从不这样标榜自己。

对于一个作者主编的教材是不是本质主义的,不能仅仅看他一本书中的一部分,要看全人全书,还要看这个作者的其他教材编写的状况,这才是公允的。

三、反本质主义与当前文学理论建设

现在有些学者过分夸大文艺学的危机。危机是有的,不但文学理论学科有,其他各个学科同样也有。整个文学创作也有危机。就全社会而言,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危机。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面临危机。所以,不要光喊文学理论的危机。

对于文学理论的危机,人们的看法不一样。在一些人看来,文学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上面。是不是说,原有的文学已经终结,或即将终结,只是“文学性”还在电视节目、网络节目、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蔓延”,并认为这种“蔓延”才是文学的真正发展。原有的一套理论已经解释不了这些“文学性”的“蔓延”部分,因此要“跨界”,改变文学理论原有的研究对象,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在求解问题上则要用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否则文学理论就永远要陷入危机之中。

我不太同意上面这些看法,发表了几篇文章,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今天我想补充一点看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的确有新的因素的介入,如市场化因素的介入而产生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的问题;又如电视、电影和网络节目等大众图像文化对于文学所形成的挤压,也是文学发展中的新的因素。生态批评、身体写作,也是现实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我们的确要调整我们的视角,去研究这些文学活动中所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有关系到文学自身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应该得到深刻有力的研究。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上面所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因素;一类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所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如原道与载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文学与审美、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自然、文学与生命、文学与民间、文学与时间、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态、文学与身体、文学与文体、继承与创造、感情与形象、典型与意境、文本与作品、比喻与象征、隐喻与反讽、接受与对话、抒情与叙事、假定性与真实性、审美与审丑、崇高与卑下、优美与壮美、欣赏与玩味、古典主义与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这里只列了三十多对,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来。这些问题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提出来的,应该给予充分的逻辑的历史的研究。用我们的理解来说,就是予以文化诗学的研究。俄罗斯文论专家程正民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③ 这种看法把历史的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合理的,很有启发性的。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克服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文学研究也才能实现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体的“文学场”及其要素的联系上面来。这种研究会使中国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建立在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的可靠的基础上,使文学理论成为有根底的学科。说实在话,对上面这些问题,我们是否都研究清楚了,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了,我看没有。在我的有限的阅读中,只有一个典型和典型化问题这一论题,由于王元骧教授在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上面发表了长文,把典型与典型化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比较清楚,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钱中文教授用六万字梳理、阐释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生成,也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成果,仅钱中文和我主编的“文艺学建设丛书”六套,共36种,这些成绩不是随便吹的。不能动不动就说危机如何如何。但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文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来。这与长期以来浮躁的学风有关,与刊物的万字文体制有关,与评职称的规定有关。我现在的体会是,不论你方法多么先进,你反本质主义多么坚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学者的坐冷板凳精神,刻苦勤奋的精神,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熟悉得如数家珍的精神,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的精神,缺少这种精神,不能作出系统的深刻的具有学理的研究,只是匆忙发表一些意见,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就缺乏学术的根基,如果说文学理论有危机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危机在这里。有人会说,这些基本问题就是研究得再深刻也解释不了当下涌现到我们面前的新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我要问的是,你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工作者连这些基本问题都不甚了了,基本的功底都不行,又怎么去解决那些新问题呢?

因此,我觉得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是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一部分人专心研究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旧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做到“旧中出新”,实际上“旧中出新”才是真正的出新。尤其是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选题,最好做这些具有打基础性质的课题。对于文学理论家来说,他一辈子弄清楚三五个问题,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就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另一部分人,则可以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介入当下的文化的制作,他们上电视台,我们也可以上电视台,用批判精神、敏锐的眼光,谈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动精神文明的进展。我这里说“谈研究成果”,是说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因素的时候,也不是简单地谈谈看法,是谈经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之后的看法。其实,我一直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是文化社会学问题,不是文学理论问题,但鉴于目前是一些从事文学理论专业的教师对此感兴趣,而且也已经搞起来了,又鉴于有人搞得还不错,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无妨越界去研究它。跨学科的研究也应该提倡。还有,有些学者精力比较充沛,学问功底较好,就可以既研究基础性的理论,也可以搞前沿性的问题,兼顾两种学问,那就更好。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我知道我在妥协。我这个人是走“中道”的,我不搞极端化的东西。我的用心是在研究对象上面也“亦此亦彼”。就是说,一部分人研究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你不能随便批评人家保守,没有进取精神,危机是你们造成的,你这是本质主义。当然,搞基本理论问题的人也不应对你们搞的当代文化社会学问题说三道四,不随便指责你们学风浮躁,不务正业,追时髦,连文学作品都不看还说自己是文学理论家。两部分人各自建设,互相补充,相互为用,把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建设成既基础深厚又具有前沿性的学科。如果彼此实在不能容忍,也可以交锋,彼此对立,百家争鸣,在论战中求得问题的深化,也未尝不是好事。

注释:

① 马克思:《道德的批评与批评的道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第128页。

②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③ 程正民:《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程正民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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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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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9年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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