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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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最近几年在文学理论界掀起的“反本质主义”的话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读了一部分相关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应该把“反本质主义”与我们正在建设的文艺学学科联系起来思考。

   一、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

   反本质主义,“反”的对象就是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主义是什么?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头有尾”、“有名有姓”的思潮,而是一种后来被追加的命名。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某种西方的哲学思潮称为“本质主义”,因为柏拉图追求绝对真理。他的“绝对理念”并非历史的产物,先天注定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似乎比他的老师好一点,不追求“绝对理念”,但他仍然脱离开历史语境来追求事物的“第一因”。其后,西方许多哲学家都标榜他们发现了普遍的、永恒的真理。从而不自觉地把自己也纳入到“本质主义”的行列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本质主义者”自称自己是“本质主义者”的。这些都是19世纪以后的批评者给他们的冠名。西方的哲学发展史表明,本质主义首先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西方的哲学家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乐于追问“事物的普遍真理”(即某类事物成为某类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客观规律)。特别认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在丰富的变化无常的多样性的现象后面,会发现普遍的共同的本质规律,规律一旦找到了,现象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可以把丰富的现象简约成一句话或几句话的本质,真理的发展到此结束。这样,当新的现象再次涌现出来了,即生活发展了,也不必继续追问了。真理就此僵化了。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长时间里主导着西方思想界,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分支。与文学理论、美学密切相关的学者康德、黑格尔都被视为本质主义者。

   19世纪以来,起来反本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具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马克思一生研究“资本主义”,但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即把资本主义放到人类发展的长河的中去把握,他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他同时对资本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上升阶梯的倒数第二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存下来。他对于资本主义不是一概抹杀和打倒。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① 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一切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所有的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物”,没有事物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研究者应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不能固定的事物固定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另外,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活动论,也强调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认为事物的变化才是永恒的。马克思人文社会科学理想总的是,一切科学最终将趋向于历史科学。

   继马克思之后,对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发起了挑战的还有尼采。尼采最惊世骇俗的举动,就是他通过查拉斯图拉的嘴宣布“上帝死了”,他不相信基督教文明所建立的乐观主义的、明朗的、秩序井然的理性,认为这种理性不但不是万能的,而且根本解释不了这个世界。他揭露传统道德的虚伪。他甚至认为除了人的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因此,世界需要超人来加以拯救。

   此后,萨特、海德格尔等都在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整个20世纪,这种批判持续不断。我认为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时期的毛泽东,提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提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提出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有万古不变的教条,反对党八股,反对洋八股,反对那种认为坏就一切皆坏、好就一切皆好的绝对主义,提出看问题不要从定义出发,要从实际出发,提出实事求是,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词句看做现成的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也是反本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邓小平的思想十分看重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也有反本质主义的成分,如“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不要争论”的说法,“一国两制”的方针等。当然就世界的思潮而言,福柯的理论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陶东风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中提到福柯在《方法问题》著作中的“事件化”看法就是很重要的一点。福柯批评某些历史学家说:“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于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式是把分析的对象归于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陶东风解释说:“事件化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② 这个解释是很好的。

   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界仍然抱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其实早就已经结束,已经没有了悬念。我们已经不追问“什么是真理”或者“真理是什么”,而关心“真理的话语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我们已经不关心什么可以超越历史,亘古不变,而开始关心,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会产生什么样的话语和思潮。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中的各类事物看成是不变的机械的实体,这种机械实体包含着不可与其命名分割的必然的特征和定义。与此相反,反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各类事物还原到关系之中,认为有关各类事物的命名、标签以及看似牢固的真理,实则都是建构的结果,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并非恒久不变,而是随着社会语境、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有所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本质主义者会认为,“人”是有着某种内在本质的物种,譬如,“人”会使用语言,有社会关系,会思考,等等。而反本质主义者会认为,“人”这种类别从来就是有着历史特殊性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对于“什么是人”这个问题的想象和答案都不相同。妇女、儿童、奴隶,这些群体都曾经在特定的时空中不被认为是“人”。因此,并没有一个有关“人”的绝对的超历史的真理,相反,对于“人”的认识从来都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我们今天对于人的看法肯定还会继续变迁。现在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大家都在讨论克隆技术给本质主义带来的冲击。过去,本质主义者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产物,而克隆技术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文化和技术也可以制造人。过去本质主义认为,一个人必然有着一个亲生父亲,一个亲生母亲,而目前已经在全球普遍使用的受孕技术,让婴儿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提供DNA,一个提供蛋白质)。而在实践中,有时候谁被追认为孩子的母亲,根本和生物学和医学无关,完全是取决于谁付了钱,取决于非常复杂的文化、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看到,过去被看作是不可撼动的定义、真理,已经开始松动了。顺便说几句,我之所以说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就是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总的看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都是主张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主张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批判的,而不是宗教化的、教条化的和八股化的。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思想就是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但我们反本质主义并不意味者事物没有本质。事物本质还是有的。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就是说,事物被建构后是可能有本质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有一种巨大的建构的力量,将把不确定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确定起来,把看起来不可定义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加以定义,把似乎是不能确定本质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确定为本质。换言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具有一种无穷的凝聚力和改造力,把事物凝聚在同样的谱系中,把事物改造为适合它的要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主体是人,因此这种力量是人这个主体的建构力量。例如,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大家知道《诗经》不过是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当时人神之间、君臣之间、贵族之间的一种言说方式,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措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被当成经书,在当时不具备文学意义。一直到汉代的儒家,仍然没有把它当成文学,它仅仅是一种对统治者实行美刺的工具。但魏晋以后,由于新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作用,人的观念改变了,《诗经》作为礼乐的部分逐渐淡化,特别是“文以气为主”(曹丕)、“诗缘情”(陆机)、“文者情之经”(刘勰)等观念的出现,文学的自觉性开始萌芽,《诗经》“感物吟志”的性质被发现,这才逐渐被当成文学。正是在历史的、文化的语境的变迁中,《诗经》被当时人建构为文学,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说,《诗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学,文学史也可以把《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个源头。但这些是历史的建构、社会的建构、文化的建构,并不是说《诗经》本然如此。我想再举一个与文学理论有关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些学者完全不顾《讲话》发表的中国人民抗战历史文化语境,一味贬低它的价值。这是离开历史文化语境的一种评价。在当时,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民族主义精神复兴,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的一切都为了抗战,文学本来不是武器的,但在那样一个时刻,说文学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是抗日的要求,是合理性,可以理解的。文学本来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说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说,在那种时代语境中,从武器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未尝不可以,这都是文学的功能性的借用,毛泽东的确不是从文学的定义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来建构文学。但这种武器的文学、政治的文学在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文学应该有新看法。战争的结束,建设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原有的文学规定已经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这就要及时加以调整,不调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把文学固定在“武器论”上,固定在“从属论”上,这就是本质主义了。新的时代语境要重求新建构新的文学话语。我的意思是想表达,事物的本质是建构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其强大的力量改变事物的本质,同一事物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命名。换言之,我们提出本质性的时候,一定要看历史的关联性。

   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我们赞成的是作为思维方式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它的某些确定的结论。用偏执的反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编写什么教材的。我们赞成的是反本质主义求解问题的方式和超越精神,即不能把事物和问题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并且要有不断进取精神,超越现成之论,走创新之路。我隐隐感到担心的是,有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把凡是给事物下定义的,凡是想明确回答问题的,凡是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的,凡是想搞体系化的著作的,都叫做本质主义。如果把这四个“凡是”作为衡量是否是本质主义的模式,那么这种给学术设置禁区的做法本身,给学术立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就是本质主义的。这样,他们就不是为学术研究开辟道路,而是设置障碍了。

   二、反本质主义与我的教材编写

现在文论界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或多或少都谈的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或多或少地认为它“有本质主义的痕迹”。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这些文章都谈反本质主义就要历史地看问题。但他们的看法就不是历史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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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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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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