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发现个人”的两个伟大年代

——答凤凰网记者徐鹏远先生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5-11-15 19: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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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文化与启蒙

   1.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您曾经说过,20世纪最好的年代是五四运动和80年代。但是,大陆儒家如秋风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一些学者对于八十年代有很多的批评。您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其次,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以及对于八十年代的批评?

   答:我想对你的第一句话作个注解。我们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可分为“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从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 卷改为《新青年》)为开端的运动可称为“文化五四”,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认定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没有错。但“五四”还有一个“政治五四”,那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火烧赵家楼”为标志(口号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学生爱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是二〇一九年才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我的确说过,二十世纪最好的年代是五四运动时代和八十年代。因为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是思想最活泼、最开放、最解放的时期。这两个年代,都是启蒙的岁月。原来中国人睡着了,全都在打着愚昧的呼噜,牛马与奴隶的呼噜,突然平地一声雷,一种巨大的声音把中国人唤醒了,于是,中国爆发出灵魂的活力,社会的活力。从此中国从愚昧走向清醒,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不是最好的年代吗?“文化五四”的功勋,是发现人尤其是“发现个人”。这个功劳太大了,大到难以描述。如果不是五四的启蒙,如果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我们一定会像清朝宫庭里的大臣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一定会像二十四孝图里的孝子贤孙接受活葬活埋,一定会无条件地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一定会在“牛棚”里心安理得,一定会在“猪的城邦”(苏格拉底概念)里呼呼大睡,也一定会为自己充当工具、机器、棍棒、螺丝钉而觉得理所当然。不知自己是个人,不知自己是自己,不知自己并非“物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结果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吆喝,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幸而有五四,幸而有人与个体的启蒙,幸而有“个人的发现”,我们才走出了猪狗牛马似的蒙昧。想想这一切,我们怎能否定五四?怎能否定那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否定五四,不就是等于否定人自身吗?不就是否定中国人的伟大觉醒吗?

   八十年代,又是启蒙岁月。其启蒙的主题乃是“文化五四”主题的继续,即重新肯定个人,重新肯定自我,重新呼唤人的尊严与价值。八十年代是反省反思的年代。反思什么?反思文化大革命把“人间”变成“牛棚”,把“个人”要求变成罪恶。想想八十年代出现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爱情被遗忘的角落”(张弦)等。爱情本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本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遗忘了,被剥夺了,被罪恶化了。这些小说就是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幸福的呼唤。我们完全可以把八十年代的思想呼唤视为“五四新文化复兴运动”。

   你问我如何看待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否定,那么我可以很坦率地说,这是“沉滓泛起”。鲁迅先生在《二心集》中有“沉滓的泛起”一文,他鞭挞的是国民党右翼和社会的种种保守势力。“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沉滓各种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翻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现在的“五四”否定论者也是“趁势”,其所趁的“势”,是多年来,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专制帝王又一个一个通过书籍、银幕、文章重登金碧辉煌的宝座,下边“奴才”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帝王还乡团甚嚣尘上,国粹还乡团更是无孔不入,有的提倡“三字经”、“弟子规”,有的大写“文言文”,大行跪拜礼,有的干脆主张学校“尊孔读经”,回到袁世凯时代。在这种势头下,否定五四的沉滓,“泛起来就格外省力”(鲁迅语),泛起后自然就可以为专制主义提供理由。

   2.五四新文化运动与80年代,在思想史的逻辑上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答: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心是反对旧文学、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文学)、新道德(个性解放);八十年代的重心是反省旧观念、旧思维方式,但其启蒙主题,其启蒙逻辑,其启蒙基调,却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年代都以“发现个人”,“肯定自我”、个性解放为主题和基本逻辑。“文化五四”最大的人文发现,是“发现个人”。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启蒙运动,它的启蒙内容就是告诉中国人:你不是奴隶,你不是牛马,你是人;在此前提下,它又告诉中国人:你不仅是君王的臣子,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你还是你自己。你有独立的价值,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独立的生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自己”这一最简单但又是最深刻的道理。我是谁?你是谁?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并不明瞭。晚清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第一代启蒙家,但那时的启蒙主题是“群”(族群,即民族国家),而不是“己”(个人)。那时的启蒙主题是告诉中国人: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场,中国虽是大国但不是强国,再不觉醒,就要灭亡了。那个年代虽然也有唤醒“个人自由”的意识(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有“破家界,为天民”这种个性解放的论述,主张废除宗法家庭制度。梁启超也说这是“大同书”的关键点。严复甚至说过“国贵自主,身贵自由”的话),但这不是时代主题,不是启蒙的基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个人”、唤醒个人权利意识与自由意识才成为历史主题、时代基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的思想逻辑,在这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在此年月中,我们接受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等思想。文化大革命从思想意识上说便是“斗私批修”运动。自私是不好的,但讲“个人”是讲“个体独立”、个体自立、自强、自明、自渡等,而不是讲“利己主义”。那时把“个人”与“私”完全搞混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雷锋,只接受两个基本意象:一个是“螺丝钉”;一个是“老黄牛”。把自己规定为机器的零件和驯服的工具,完全没有自己,也不敢想到“个人”。这是当代愚昧,现代愚昧。

   现在,大陆的儒者们否定五四和批评八十年代,其逻辑结果就是否定个人,包括否定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精神和个人的世俗生活。孔子本身是伟大的教育家,简单地“批孔”是不对的。孔子也说过“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孟子也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个人独立的思想。但是“五四”的反孔很了不起,其反孔乃是针对正统与道统。儒家学说有许多精彩处,我们现在“做人”还需要借助于它。但儒家思想体系未能给物质性个人留下位置,即没有给个人生活、个性自由(如婚姻自由等)与“个体权利”留下空间(只讲某些个体精神人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能够看穿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权威的根本缺陷,从而揭开反对孔家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的身心解放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功勋绝不在大禹之下。孔子之后,虽然有庄子出现,但庄子的思想重在内心的精神自由,并没有正面揭开“个人价值”和“个体权利”的旗帜。这一点,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完成的。五四后的数十年里,由于社会问题太多太重,个人价值又被消灭,“个人主义”成了“万恶之源”。一切都归罪于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思想上的大倒退。直到八十年代才纠正其倒退,让个人意识赢得一次复活与复兴。历史将证明,目前在大陆兴起的崇儒尊孔思潮和过度颂扬传统及否定五四与八十年代等思潮,乃是逆潮,甚至可以说,这是文化层面上的大倒退现象。

   3.您在80年代提出的“主体论”,可谓文学界启蒙的强音并产生了巨大反响。现在回望,您如何看待它所产生的作用?

   答:我提出的“文学主体论”所以产生反响,是因为主体论表达了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对于个性化写作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内在要求。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的自我、个性、主体性在种种口号下(尤其是“革命”名义下)消失了。这需要回归,需要复归,即需要一次复兴。所以在八十年代里,我一直呼唤“诸神归位”,希望五四发现的“个人价值”能重见天光,能重新赢得人的基本权利。

   所谓主体,就是区别于动物界的人,人类,它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所谓主体性,乃是指相对于自然界和客观外在世界的人类本质属性,运用于个人,则是指个人有别于他者也有别于各种群体的存在属性。我提出“文学主体性”,首先是针对覆盖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党性原则和“文学反映论”这种意识形态原则。但我的论证非常温和,并不公开唱反。我分清了作家的双重角色——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认为作为世俗角色,作家是党员当然应当具有党性纪律性等,但进入创作时则应当突显本真角色,也就是必须守持文学的个性原则、人性原则,即超越党派视角、世俗视角以及世俗身份而进入充分个人化的创作自由状态。说到底,是强调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活动,不宜受制于党派性、群体性、计划性等功利限定。这种文学主张,分清了世俗之我与文学之我,本是好意,但不被理解和接受。不过,它毕竟树立了一种文学坐标,有益于作家个人的心灵解放,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个体精神飞扬。

   4.您所强调的写作自主性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实现,而您现在更强调自性,这意味着您在某些地方的妥协和包容,还是思想更成熟的体现?

   答:出国后,我又强调文学的自性。使用“自性”概念。这不是妥协,而是更带彻底性。“自性”本是佛教使用的概念。我借用过来,是为了说明文学应与一切他性区分开来,不要受“他性”所束缚。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意识形态性等,当然也包括党派性、组织性、计划性等等。这就比“主体性”所辐射的范围更广阔,也更容易理解。总之,“主体性”,属于认识论概念;而“自性”则属于本体论概念。文学就得讲究“心灵本体论”,情感本体论。无论是讲“主体性”还是讲“自性”,其目标都是为了抵达真实的人性和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

   5. 2010年,您接受黄平采访时曾说,鲁迅是最重要的作家,而八十年代出现的作家,至今还是“未完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您对他有很多的肯定。那么,您现在是否认为,莫言是最重要的作家?为什么?

答:八十年代,时间太少,无论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带有爆发性,所以也“未完成”,即未能把才华发挥到最充分的地步。我的“文学主体论”就是一个“未完成”。文学批评难免主观。在我心目中,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的最重要作家。而高行健、莫言则是当代文学(一九四九年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二(还有另一些最重要的作家,恕不一一列出)。我这么说,不是因为高、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获奖前,我就这么认定,所以通过各种形式推荐和评论。仅评论高行健,我在他获奖前就写了六篇序跋与文章。莫言获奖之前,我就称他为“黄土地上的奇迹”,而“奇迹”二字是不可以轻易使用的。高行健与莫言都产生于八十年代,都是再次发现个人的先觉者。从文学创作上说,高、莫都是充分个人化、充分个性化的写作先驱。俩人首先都冲破“法执”即主义执(能冲破“主义”法执,对于中国作家特别重要)。一个揭开“没有主义”的旗帜,一个宣布文学乃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他们打碎一切束缚思想的教条与罗网,以天马行空的自由状态独自闯出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全新道路。高行健很了不起,欧洲人只看到他在小说、戏剧、绘画等领域的巨大创造,但还没有看到,他所揭示的诸多人文发现,例如“对于文学而言,真便是善”,“自我的地狱乃是最难冲破的地狱”;“脆弱人乃是最真实的人”;“对立两极中的第三地带乃是最广阔的创造地带”等等,都是发前人之未发的空谷足音,给我以极大的启迪。而莫言的小说用上帝的心灵与魔鬼的手法写尽中国现实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百态,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次精神原子弹的试验,又都是对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充分个人化(即文学化)的重新书写。他的《丰乳肥臀》就是继《红高粱》之后的一部令人惊心动魄的现代史与当代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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