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能够来到以田家炳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感到非常光荣。
下面，我想讲两个题目：一是“我为什么敬重田家炳先生”；二是“我为什么热爱中华文化”。两个题目都可以讲几个小时，但今天只能每个题目讲一刻钟。
关于第一个题目，首先，我要讲“文化在哪里？”许多人都以为文化在书本里，在图书馆里，这也没有错。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书籍的确都蕴藏着文化。但是“文化”的根本，“文化”最重要的是呈现在“活人”身上。德国的大作家托马斯·曼说，我走到哪里，德国文化就跟到哪里。的确如此。如果莎士比亚在世，那么，他走到哪里，英国的文化就跟到哪里。如果孔子、庄子、苏东坡、鲁迅在世，那么，他们走到哪里，中华文化也会跟到哪里。今天，我要说，中华文化就在田家炳先生身上大放光彩；或者说，田家炳先生的心灵体现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他身上所呈现的文化精神，曾感动过我，启迪过我，让我更加热爱中华文化。
文化在“活人”身上。那么，文化与文化的差别在哪里？可以说，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差别，最重要的也是“活人”的差别，即人的生命质量与精神质量的差别，也就是人生境界的差别。我们评论一篇文学作品、评价一个人，关键不是看他拥有多大的权力、多高的地位，而是看其精神境界。地位、权力、财富、职务的差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境界的差别。人与人、诗与诗、文与文、学校与学校，归根结底的差别是境界的差别。我特别敬重田家炳先生，不是因为他很有钱、事业很成功，而是他的精神境界很高。他的确有钱，但他的眼睛不是“向钱看”，而是向人看，向学校看，向孩子们看，向世界看。人的境界，哲学家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田家炳先生既身在人间的“道德境界”中，又在超人间的“天地境界”中。说他属于“道德境界”，是他总是想他人、为他人，每一分钱都捐献给社会。说他属于“天地境界”，是他实践了“与神同行”的高洁抱负，与耶稣一起担荷沉重的十字架。同样有钱，但多数人的神经被金钱所抓住，而田家炳先生的精神却被孩子们的命运所抓住，被中华民族当代的教育事业所抓住，这就是“天地境界”。1994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田先生当之无愧。康德的名言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道德律。”什么最值得我们敬仰，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体现“地上的道德律”的人物。田家炳先生正是这种高尚的星辰般的人，所以，我写了“南天星辰”四个字赠予他，表示我的敬意。
田家炳先生的成功，从表面上看是做事的成功，实际上是做人的成功。钱钟书先生在世时问过我：做人难还是做学问难？我回答说，做学问难。钱先生纠正说，不对，做人更难。田家炳先生首先是做人做得好，他才可能克服自己，把一切都献给社会。这有很高的难度。例如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就知道那里曾有一座田家炳大宅，为了做好慈善事业，他在1994年把大宅卖了，自己移居到一个小公寓，把这笔钱用于为教育大厦添砖加瓦。这不是有钱人都能做到的。田先生展示了一种心灵方向。所以，我自勉道：如何做人，学田家炳先生，这叫作“见贤思齐”，我正好可改为“见田思齐”。田家炳先生的人生为什么幸福，因为他找到了大慈悲的心灵方向，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第二个题目要讲，我为什么热爱中华文化。这个题目很大，我只讲一点感受。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离开中国的，但是离开祖国愈远，愈感受到祖国文化的可敬可爱。这里有情感的原因，也有学识原因。首先说情感原因。我在中学时代就读《爱的教育》（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著），那时读的是夏丏尊先生的译本。夏丏尊先生说他读了三天三夜，也哭了三天三夜。这本书说祖国的那片土地埋着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为什么我不爱？祖国的文化养育过我的头脑心灵，为什么我不爱？我本能的故土之爱与故土文化之爱，从书中得到了提升。接着是学识的原因，我出国后才明白了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三大高峰之一：西方哲学、大乘智慧与中国的先秦经典。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巨大的时空存在，非常深广博大，很了不起。出国之后，我对传统的基本点已从“批判”转向“开掘”，即与八十年代书写《传统与中国人》时期的重心不同。
二十七年来，我一直思考中华文化为什么不会灭亡？研究者很多，有的说是气候原因，有的说是文字原因，有的说是儒家原因，我则得到一个认识：中华文化之所以长青不败，乃是因为它最合情合理，或者说，它有一个最合天地、最合人间的情理结构。
中西方文化很不相同，其基本差别大约有以下八项：
（一）中国是“一个世界”的文化。所谓“一个世界”乃是一个“人”世界。“人”之外虽然还有“天”，但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因此，归根结底是一个“人世界”。西方则是“两个世界”的文化，即除了“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世界”，也可以说，除了“此岸世界”之外，还有“彼岸世界”。因为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所以“神”的地位很高，人可以接近神，但不可以取代神或成为神。中西文化这一基本区别，是李泽厚先生道破的。由于“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文化差异，所以又派生出以下七个大差别。
（二）“重经验”与“重先验”的差别：既然认定只有“人”世界才真实，那就得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好好生活，也就得特别重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先验是上帝，是基督，是神，是先知；经验则是日常智慧，是历史。所以，中国非常重视历史，与印度重“神话”不同，中国帝王都要“修史”，《史记》、《汉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都是史册。李泽厚先生著《历史本体论》，正是把“历史”视为根本，他不是把人视为先验的存在，而是视为历史的存在。中国人的人生不仰仗上帝，而仰仗自己积累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不仅是个人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三）“重罪感”与“重乐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原罪观念，它认为人生而有罪，因为人与他的父亲（上帝）分离了。所以，人来到人间是带着“原罪”来的，都应当接受上帝的救赎。中国文化没有这种“罪”观念。它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来时赤条条，婴儿最单纯、最善良。人生虽辛苦，但充满快乐与欢乐。即使生计贫穷，也应知命认命，安贫乐道，这种乐感文化虽也有问题，但积极，所以才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
（四）“重正义”与“重和谐”的区别。西方有一个从未中断的贵族传统与骑士传统。骑士乃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但它具有尊敬妇女、扶助弱者的传统，这是“正直”的传统。“正直”衍生出“正义感”。中国缺乏一以贯之的骑士传统，它不追求正直，而是追求神圣。古圣人的使命是调节人际关系，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睦和谐”。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与“正义”不同，“正义”只认“真理”，不讲关系；而和谐则在真理面前有所妥协，人际面前讲恕道，讲“和稀泥”。
（五）“重聚合”与“重分散”。中国文化以“人际”为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与此相关的，便是中国人喜“聚”不喜“散”。《红楼梦》中的两个主角，贾宝玉便是“喜聚不喜散”，而林黛玉则是“喜散不喜聚”。贾宝玉呈现的是中国人的普遍性格，喜欢团聚，喜欢热闹，喜欢“人气”，喜欢人际温馨；而林黛玉则喜欢自由自在，喜欢个体独立，喜欢独处独思，孤芳自赏。她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她爱宝玉，是因为他是心灵至善者，除了宝玉，她举目无亲，与世无关，是最孤独的人，也是最怪异的人，她生活在西方比生活在中国更相宜。但她偏偏被抛到贾府中，在贵族大家庭里，她几乎是“府上公敌”，人人都不喜欢她。她的内心是个人的文化，却偏偏生活在关系主义文化中，于是，她感到格格不入。她唯一能够存活下去的理由，是有贾宝玉这个知音在，这个知音一旦与他人（宝钗）结婚，她就丧失一切，也很快就走向死亡。到底是忧愤而死，还是投湖而死，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肯定无法再生活在“聚合”与“关系”的文化中了。
（六）“情本体”与“理本体”的区分。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情本体”的文化，即以情为根本的文化。中国文化也讲理，但一般都是“通情达理”，即以情为前提、为中介，而西方则是以“理”为根本。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爱老师是情感，但情感必须服从真理，理才是根本。西方的“法”很发达，也可称为“法本体”文化。但“法”也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上帝”通过《圣经》展示其“理”。人间的多种爱，都是上帝这个总“理”（圣爱）所派生出来的。中国因为讲究“情本体”，所以便派生出“伦常秩序”，如对父亲母亲要每天请安，双亲去世后要守孝。《红楼梦》里写贾宝玉骑马经过贾政的书房，要下马表示敬畏。“情本体”化为秩序，化为规范与制度，这种“伦常秩序”是中国文化的巨大特色。“情本体”文化虽然可以增强许多人际温馨，但也容易以亲情伦理（兄弟伦理）取代责任伦理（韦伯语），或容易无视原则而“走后门”。因为“情本体”的指向，所以中国已逐步建构“情理并重”的执法结构，例如依理而判处一个官员死刑，却依情（念着他的功劳）给予缓期执行。
（七）中国的人际原则讲的是“诚”，认为“诚能通神”，以诚代替神，而西方则讲究“信”。信派生出信仰、上帝、基督、救赎、忏悔等，诚则派生出仁、义、礼、智等观念。现在中国到处讲“诚信”，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结合。
（八）中国“尚文”、“尚柔”，西方则是尚武、尚“刚”。所谓尚文，就是崇尚和平相处，力求和平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迷信武力，不轻易使用武力。儒者，柔也；儒家讲柔，道家也讲柔。《道德经》尚“水”，认为“上善若水”，至柔可以克至刚。所以，老子不崇拜“胜利”，主张“胜而不美”，主张以丧礼对待胜利，这与西方的“凯旋门”文化大不相同。
总之，中国文化重人际温馨，重人伦责任，重人际关系，重人间关怀。它虽没有“天主”，但有“天道”，虽没有“上帝”，但有“上善”；虽没有“忏悔”意识，但有“反省”意识。中国文化为什么历经数千年而不会灭亡，就因为它合情合理。
西方文化有信仰，有自由平等大理念，有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这些是它们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长处，这些都是我在人生中从内心深处体会到的，所以非常珍惜，非常喜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问朋友们，说一个人“得道”即有了成就之后应当怎么做人？有两种哲学：一种是西方尼采所说的当“超人”，一种是中国慧能（禅宗六祖）所说的当“平常人”。哪种哲学更好更正确，更合情理？请老师同学们自己做个判断。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