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7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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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尖  

    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 》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①。在 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 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 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②,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 ,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 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 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 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 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 腔”③。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 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 “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 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 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 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 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 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 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 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 ,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 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 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④。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 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⑤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 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 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 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 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 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 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 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 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 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 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 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 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 ,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 学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 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 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 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 “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 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 ,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 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这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 “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 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 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 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 :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 ,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 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 ”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确乎还是上海⑦。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 “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能够迅速地脱颖 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 43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准确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 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后,终于突现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 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 ,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 样年华”是在20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史是大家所熟知的。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 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 到英国去”⑧;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 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 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张 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 港有三年半时间⑨。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 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 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 观的基础。

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 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 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大约是张爱玲平生受其影响最深 、也最得张爱玲敬重的一位老师:“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 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 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 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可作一比的是那个 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老师汪宏声,张爱玲便从来未赞一词。为什么?联系《烬余录》 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 ,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 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 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所谓“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思考方式,应该是香港给她最多、她也最为 看重的东西。

知识与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 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 。“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 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 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 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 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 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 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⑩。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很 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非 常有意思,张爱玲在创作中近乎自觉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 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11)。不过 我以为,对此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 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并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小说,就不是全部发 生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 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如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 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12), 就很有启发性,让人禁不住有接着往下说的念头。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设定好了的参照系: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 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 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3), 而结果人所共知,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 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很显然,这第 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更为阔大的东西包容掉了的,或许,在那时 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等独有的启示性,还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 关系之类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王安忆的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 确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 字与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无 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 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14),就又重复了传统中国作家惯以农业文明的视野来观察城 市、理解“故事性”的老调子。

如此说来,1995年,王安忆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 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似乎很有些不可思议。其实 ,如果考虑到有一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在80年代中“浮出历史地表”,并且越来 越热得不可收拾,我们就不难找出一个理解的角度:“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 安忆的都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因而,看到王安忆的口中终于说出了“我生活在上海 ,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样 一席话时,我既感到庆幸,又会心一笑:是张爱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了,是张爱玲给 了王安忆对话、批评、反省的机会以至写作的诸多灵感,包括王安忆与香港的关系,在 我主观地看来,主要地,就不在于王安忆后来又去了香港多少次,获得了怎样的观感, 而是“艺术高于生活”,是张爱玲的“香港”让王安忆感觉更真切,使王安忆觉得香港 更相关、更贴己。

    三

关于这一点,我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王安忆1993年创作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

请看作家的“创作谈”:

香港的繁荣坐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香港的人带 着过客的表情,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随时准备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 的时期,没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个特殊,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这样的舞台,好 供它集中、典型地展开剧情。在这舞台上的人生将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这是非同寻常的 人生,布满奇迹,出奇制胜,它叫人充满悬想,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 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 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什么都是浓缩的,紧凑的,多快好省的 。……

“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 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 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易见,几乎是裸露着的 了。香港的情节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 就是雨。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使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 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 ”这地方是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 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 一个传奇。(15)

第一,王安忆说得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 对此,已有研究甚至从话语风格上试图给出解释:这种“香港是……,香港是……”的 “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与爱》小说本文里俯拾即是、贯穿始终,看起来是给“香 港”下定义,而且“语气确切”,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 观作出描写”,这样,既避免了外来叙述者要对城市具象写实的难题,又“通过定义之 间的不断相悖”,显示了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16)。可以 作为补充的是,这种界定句式在“是”的两端有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它似乎是为了 定义的,但是,当这一个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会同时有太多不同的定义时,确立 定义也就变成了消解定义。比起香港人来,王安忆诠释、想象的“香港”,自然“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点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是王安忆的,思想也是王安忆的;而我相信,倘使谁读张 爱玲读得很熟,还是不难从里面看出张爱玲的许多影子:也许,那“一番滋味”还是“ 张派”一路传下来的吧,特别是关于“传奇”的一套曲里拐弯的说法——评论家孟悦曾 经花了很大气力才解析出,张爱玲对于“传奇”一词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 不同凡响的“吃紧处”时,更是煞费苦心(17)。真是不由得我们不惊叹,在此,身为作 家的王安忆已经独立地消化了、接受了,很彻底,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要彻底。

何以见得?我们已经说过,上海作为一个大都会,在20世纪上半叶,整体上是优胜于香 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么些俯视香港,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 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张爱玲会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一旦自觉 有堕落下去的危险,便立刻想还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是否一定要回, 张爱玲好像犹疑得狠。对张爱玲来说,香港全盘“东方主义”式地成为一个荒诞、精巧 、滑稽的殖民地,诚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的上海,是否因为既带有西方气息、又 依然很传统,而得到首肯呢?也未必(18)。上海,新旧杂陈,坏的一方面的结果就是, “上海”比起“香港”来还更可能有传统的压抑,像《倾城之恋》里,上海的白公馆显 见得是“老中国”的象征,而小说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特别是“老中国”,才 可能展开她自己的故事,也才可能经历奇遇,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然了,改变 了先前的生命轨迹,决不等于就告别了“不幸”的宿命,王安忆概括得好,“人生终是 一场不幸”,这才是张爱玲的根柢。同时,在小说中,范柳原对流苏还说:“在上海第 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 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似乎又意味着,原始 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业不如上海,现代化程度不如上海,这样,来自“现代”一 方面的束缚也会比上海少许多,比较起来,还更加有可能让人“自然”一些、“原始” 一些。总而言之,张爱玲关于“香港/上海”究竟怎么看,难以说尽,多说也无益,因 为张爱玲本人并不急于给出简单的结论。在香港与上海之间,张爱玲是不会放弃她一 贯不肯“清坚决绝”的态度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 慢”,“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19),如此这般的比较,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还不止 一次。

确实,正像张爱玲对上海人说“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时,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样 ,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20),张爱玲不会为了道德的 缘故就让葛薇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回上海,也不会因为不道德就不让白流苏 在《倾城之恋》里第二次去香港,毋宁说,是张爱玲的“传奇”观让葛薇龙、白流苏等 “参差的对照”的人物在其文本里来来去去。易言之,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流 苏和薇龙的上海/香港间的行为的、心理的穿梭之中,张爱玲不断地调试着“奇”与“ 不奇”的界限,“流苏和薇龙都过于熟悉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把香港这个摩登、芜 杂而‘洋气’的世界视为一个‘奇’域”,“但与此同时,这个只有在传统上海的普通 人眼中才成为‘奇’的世界自己也同样需要‘传奇’,需要另一种‘奇想’”,“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流苏和薇龙来到香港并不是张爱玲传奇故事的结束,而是其开始”,事 实上,“为了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生活现状而走入‘奇幻’世界,又在大奇幻和大劫 难后‘走向平实的生活’,在非非之想后变成‘平凡的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中最完 满的传奇情节”。——当然,即便传奇“完满”如《倾城之恋》,张爱玲巨大的整体性 反讽依然存焉,谁也不会忘了《倾城之恋》小说里首尾呼应的“胡琴咿咿哑哑”的苍凉 调门,“到处都是传奇,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是多么沉重的声音!大约就在 这一特定意义上,我们说,王安忆对“传奇”的理解,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这里 所谓的“彻底”很可能是个太容易引起误会的表述,它只是针对张爱玲一贯的“不甚彻 底”和不愿意彻底而言;假如你以为张爱玲本人有关“传奇”的全部见解才是“彻底” 的话,那么,只是在“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 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圆满结合等 想法上,王安忆是要比张爱玲更喜欢来个彻底的。

    四

《香港的情与爱》,如题所示,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为:关 于“香港”的爱情故事——此中分别不小,容后再述。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 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在香港越“赌”越输、最后落得替别人“忙人” 又“忙财”而自己“人财两空”的故事,那么,《香港的情和爱》写的是一个“作为上 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少妇逢佳在香港“赌”而未输、甚至与对手“双赢”的故事。

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庆幸的是“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能够使她有机会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 老魏相遇。逢佳希望老魏帮忙担保到美国去,老魏则从逢佳这里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后 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质明显的生活。老魏“晓 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计就计,还省去了他去套她”,“一切都是干净利索, 是一笔交易。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为了交易,他们俩是不会走到 一起来的,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 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仅此而已;可是未曾想,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化腐朽为 神奇”,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情与爱,“虽然是萍水相逢, 虽然是各有所图,可总也是人生际遇的一种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即便是这样的 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 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最终,在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挥之难去的生命印 痕之后,双双充满善意地依依惜别、离开香港。在王安忆笔下,仿佛来自张爱玲小说的 一身“俗骨”的逢佳,因为“凭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却更是脱俗的,大俗 大雅、大智若愚,大德无形。好人好报,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样,“逢凶”足以“化 吉”,“逢佳”则锦上添花、气运愈佳。尤其是那个老魏,深谙人生,通情达理,善解 人意,连“用”逢佳时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么花钱养“小蜜”、仗势来压人的“ 施暴者”,而简直成了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与爱》受《倾城之恋》的影响就更明显:人物设置上,《倾城之恋》,一 “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 张扬;《香港的情与爱》,逢佳与凯弟,逢佳是充实饱满、变假为真,凯弟则虚幻迷离 、化实为虚。再比如,华侨范柳原游走于海内外,老魏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出身。情节安 排上,男女主人公从互相利用到实心相待、从情感游戏到几乎相依为命……格外有意味 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见流苏、 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几次要呼之欲出;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 。《香港的情与爱》中,“夫妻”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 佳父母的婚姻;而“情义”难得、真爱无价。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 突如其来,在《香港的情与爱》中,“1997”也是给定的、预知的。所以,虽然“交易 ”在“香港”“城”里是一样的,但结果并不一样,《倾城之恋》看起来是让两性结合 在一起,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劳燕分飞”,反倒可能是情爱永驻。 特别是叙述者的态度大不一样,如前所述,在张爱玲那儿,还有一些反讽,特别是那个 背景上的“大悲”(21)衬底,而王安忆对小说人物,就不仅仅是同情,而几乎是要彻底 认同了。

《香港的情与爱》和《倾城之恋》,“同与不同”,意味深长,一言难尽,更难一锤 定音。正如王安忆对张爱玲的批评别有洞见,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良心” (22)和“情义”的极度信赖和推崇,同样可能自有盲区。

当然,从“文学反映论”来说,这个世界上(或者就在香港吧)是可能存在着以“逢佳 ”、“老魏”为抽象典型的那一类好男好女的;在逻辑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还是有 的,虽然那些将《香港的情与爱》读得眼泪汪汪的的“善男信女”们,如果要在现实生 活里也将小说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王安忆作《长恨歌》是借一个女性的一生书写一个城市的沧桑; 那么,《香港的情与爱》是不会满足于一部精彩的言情小说的,“香港的情与爱”便不 能够仅仅解读为发生在香港的“情与爱”,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与爱,这也就是 王安忆一再强调的,香港“是一个象征”;尤其是紧接着的香港“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 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这种确乎很微言大义的话,是不 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概括地讲,王安忆在小说里近乎无限地倚靠“良心”以 及“情与爱”,是要使她对“香港”的无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而我们知道,在张爱 玲看来,良心常常是“不甚可靠的”,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良心上,往往会使表面的喜剧 在实质上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所以,如果张爱玲的认知不无道理的话,那么,《 香港的情与爱》的支柱是脆弱的;一般说来,张爱玲对于良心的看法,王安忆不可能不 心明如镜;这意味着,要么王安忆不认同张爱玲,要么,是王安忆太急于表达她自己了 。

小说最后写道,老魏送走了逢佳,自己坐在离开香港的飞机上,“老魏的脸一直对着 窗外,好像不在听,但当他(同行的一个乘客,引者注)讲到没有人热爱香港的时候,老 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说罢,他竟然难以自禁, 热泪盈眶了”。这里,作家自己的声音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使我们不妨断定:王安忆— —原谅我放弃了“叙述者”这个中介——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香港,是深爱着的 。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这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1992年 ,邓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为继续“改革开放”象征性举动的“开发开放浦东” 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上海,像大梦初醒的巨人,又像脱缰的骏马,动起来了,活起来了 。那时节,“上海”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像是顿时被意识到的“时代精 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就此而论,将《香港的情与爱》视如当时“ 上海”的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倒也十分贴切。而且,既然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总是 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个大机缘”,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香港 ”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 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里,那所剩无几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愿意理解、接受张 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因为倾心于小说首尾那萦绕不去的苍凉感,那“也许就因为 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话?反语?反讽?……),就 是因为张爱玲在关注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关系时,有意无意地拎出了本文强 调在先的那样一个“底子”,一个有关“中国”的底子——很可能,张爱玲也只是被迫 的、无意识的。而我读罢《香港的情与爱》,虽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动,但总还是嫌 它过于轻灵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在“做梦” 的时候,作为“底子”需要考量的“中国”,还能够在哪里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内地即将有北京大学版面世。

②参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第255页。

④2000年11月7日《文汇报》。

⑤所谓“影响的焦虑”的要义之一是,后起的作家受前代的作家影响越大,摆脱这种 影响的欲望、创新的欲望就越强。详见布卢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 联书店1988年版。

⑥⑦分别见王宏志著《历史的沉重》第134页、第10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 0年版。

⑧⑩《我看苏青》,收入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 2年版。

⑨罗卡著《张爱玲 电影 香港》,收入黄德伟编著《阅读张爱玲》,香港:香港大 学比较文学系出版,1998年版。《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1)《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2)见许子东著《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3)见《本命年述》,收入王安忆著《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见王安忆著《漂泊的语言》第4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5)见《“香港”是一个象征》,见王安忆著《独语》。

(16)见黄念欣著《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与黄碧云笔下的上海》,“世纪中国”网站查阅 ,该网站的网址是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index.htm

(17)见孟悦著《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张爱玲研究的重要 论文,可惜受重视程度不够。张爱玲研究的低层次重复,令人堪忧。该文已收入王晓明 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8)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 ,本文对相关论述有所引用,也有所商榷。

(19)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0)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1)参见《大悲》,收入韩毓海著《从“红玫瑰”到“红旗”》,也可参见笔者的《 张爱玲的背后》,收入倪文尖著《欲望的辩证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

(22)关于“良心”,张爱玲曾有如下表述,“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 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正可以与王安忆形成“ 互文”关系。见《银宫就学记》,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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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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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评论》(京)2002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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