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文学“统战”与当代文学在新中国的重建

——以《亦报》场域中的“沦陷区三家”梅娘、周作人、张爱玲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2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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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  

   内容提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易代前夕,中共高层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胡乔木、夏衍等文化界领导人先后指示,北京、上海保留几家内容日常、形式通俗的民间报纸,继续为其在旧社会的特定读者群服务,甚至可以囊括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以及中小工商业者、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较为落后的分子。其预期目的是引导这批人在新社会的进步。由于北京、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新中国的区域定位不同,这一传媒布局仅在上海实现。小报《大报》《亦报》,加上香港《大公报》、上海《新民报·晚刊》,构成了1950年代特有的《亦报》场域。《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尚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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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亦报》场域的形成

  

   民国时期,庞杂的小报随行就市,以愉悦大众读者为导向,是旧中国市民阅读的主要媒介,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都市地域文化符号之一。1949年5月27日,中共解放军攻占大上海。一个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全新社会、全新文化即将开启。五光十色的上海滩小报在一夜间成为明日黄花。

   不过,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经新政权授权,新的私营小报《大报》(7月7日)和《亦报》(7月25日)相继创刊。《大报》的社长为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龚之方担任《亦报》社长,唐云旌任总编辑。他们多为民国时期上海知名小报报人、通俗文艺作家。这两家新面世的小报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其主要任务不是直露的时政宣导,而是把一批因政权更迭被边缘化的南北旧文人聚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开设专栏的版面。内容以文史掌故、街头巷尾、社会见闻为主,无需紧跟新中国初创期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知名执笔人有郑逸梅、柳絮、张慧剑、潘勤孟、徐淦、韩菁菁、陶亢德等,而作品数量最大的还是文学名宿、沦陷区争议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三人。

   在新中国初创期的文化生活中,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

   在流通(文化传承)的层面上,两家小报为旧上海小报文化留下了一个渗入新中国的缝隙,顾及到涵养有年的市民阅读习惯,或多或少体现出新中国初期的一种多元、包容的姿态。

   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这些“有历史问题”的特约撰稿人在新社会仍然能够有所作为,或可促使他们缩短认识和认同新政权的时间。稿酬的收入也实实在在地缓解了作家因文化生产方式、个人际遇的骤变而产生的生存压力,①有利于新旧政权过渡期旧文人群体的稳定。

   作为新社会的“留用”人员、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们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匿名写作策略。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史料发掘逐步触及到“《亦报》场域”的作者、编者。初步梳理表明,他们在主流之外隐身参与了易代之际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构。

   本文界定的“《亦报》场域”以《大报》《亦报》两家民办小报为中心。它们的命运与跌宕起伏的中国特色道路探索同步。随着意识形态管控的收紧,以及文化体制一元化步伐的加速,《大报》于1952年3月并入《亦报》。到11月20日,仅存的小报《亦报》亦终刊,资深编辑人员转入私营《新民报·晚刊》,使这一主要面向市民的文化、文学副刊得到加强。新民报社也很快于1953年1月改制为“公私合营”,纳入官方体制,严格意义上的民资实体小报至此寿终正寝。不过,由于《亦报》原核心编创人员依旧在场,小报的传统或多或少仍在副刊延续。此外,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沪港双城间的密切关联在冷战时期一直没有中断,香港《大公报》在编者、作者、稿件诸方面与《亦报》《新民报·晚刊》多有交集。因此,本文也将《大公报》纳入《亦报》场域。

   “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是《亦报》场域中最活跃的现代文学作家,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的梅娘坚守的时间最长。②在“反右”的高潮期和收网阶段,上海《新民报·晚刊》于1958年4月1日更名为《新民晚报》。几乎同时,梅娘在北京成为“右派分子”加“反革命分子”双料罪犯被收监劳改。统战意义上的《亦报》场域彻底退出中国当代文学舞台。

   《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个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其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沦陷区三家”的出场及创作情况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系统,需要统一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部门,党和政府把文艺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之上。

   不过,与制度机构、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造要繁难复杂得多。毛泽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好作品”除了有严格的政治标准外,还有形式方面的要求:为劳动大众所喜闻乐见。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外,也受到受众文化教养状况的制约:1949年,识字教育的普及率很低,就连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文盲人口也高达百分之八十。因此,通俗易懂也就成了大众解放/解放大众迫在眉睫的要求。

   1951年岁末,为了使作家、艺术家尽快适应新社会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标准,各地文艺界陆续开展整风学习。以北京为例,有近一千三百人参加了整风学习,1952年7月14日结束,据称成效显著,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并对文艺机构、团体和刊物进行了整顿。

   不过,要求民国期作家在文学文本创作的层面上立即转向、转型,并非易事。即使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而后的政治运动显示,一些解放区作家同样成为文艺批判和整肃的对象。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大多未能写出可以与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理智的利弊权衡之后,选择停止文学创作,转向民俗文化、历史博物学研究。包括沦陷区作家在内的部分旧文人,他们在新中国的境遇与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作家截然不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在这种境况下,“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梅娘却出现在《亦报》场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三家的真名实姓为新中国新文坛所不容,只能匿名,以至于直到1980年代以后,他们才陆续被“发现”。其中最晚的是梅娘,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整理。

   时年64岁的周作人(1885-1967),出场最早。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使用9个笔名,在《亦报》场域合计发表一千多篇诗文④。

   张爱玲(1920-1995)为《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⑤、中篇小说《小艾》。另有《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和《〈亦报〉的好文章》两篇短文。这样,在接近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张爱玲的4个作品,共刊出400次。

   原名孙嘉瑞的梅娘(1916-2013),从1952年4月到1957年8月,在《亦报》《新民报·晚刊》上连载两部中篇小说《母女俩》(署名梅琳)、《春天》(署名孙翔),三个短篇小说《为了明天》(署名高翎)、《我和我的爱人》《什么才是爱情》(署名瑞芝)。另有中篇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八十多篇。合计刊出430次⑥。

   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在沦陷区三家中,只有张爱玲在《亦报》场域中使用本名发表过一篇短评《〈亦报〉的好文章》。二是与张爱玲、梅娘不同,这个阶段内,周作人在《亦报》场域以外,还发表有少量与翻译有关的文稿。⑦当然,署名均非“周作人”。

  

三、“沦陷区三家”的幕后推手唐云旌、徐淦

  

   编辑、作家唐云旌、徐淦是周作人、张爱玲、梅娘进入《亦报》场域的中介人。

   唐云旌(1908-1980),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广为人知的名号是唐大郎、刘郎。民国时期海派市民文化、小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代,由银行职员转任上海《东方日报》编辑。先后任《光化日报》《光复日报》《小声报》,以及《清明》《大家》《七日谈》等刊物的总编辑。他开设多个专栏,几乎每日都有诗词小品见诸报端,被称为“小报状元”“江南第一支笔”。在1946年的“海派文坛一百零八将”排行榜中,唐云旌被冠以“西风博士江南才子唐大郎”,排在丁慕琴之后、周瘦鹃之前,列为第11将。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亦报》总编辑、《新民报·晚刊》编委、香港《大公报》特约撰稿人等。开设过“小休散记”“高唐散记”“唐诗三百首”“西风人语”“定依阁随笔”“唱江南”等专栏,延续其民国期的风格与做派。

   徐淦⑨近两年才纳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易代期的文化网络中,他均占有一席之地。

   抗战时期,徐淦游走于三重地域/政治文化圈。

   第一重,跻身抗战文艺范畴。上海沦陷后,以流亡学生身份(上海私立持志大学肄业)进入四川大学⑩。毕业后,于1938年下半年借道香港返沪。在香港《文艺阵地》(11)2卷6期(1939年1月)上发表的小说《人兽之间》,引起争议(12),《第七次挑选》(2卷8期,1939年2月1日)分别被上海沦陷区的《杂志》(4卷第2期,1939年4月1日)和国统区的《改进》(1卷2期,1939年4月16日)转载。这两篇小说为当代文坛认可,分别入选《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上海社会科学院,1986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000年)。

   第二重,活跃于上海“孤岛”。与胡山源、林微音、傅彦长、邵洵美以及穆时英、刘呐鸥、谢闻玄、卢文希等文化人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抗战阵营的文人群落。

第三重,在伪政权体制内就业、从文。为汪精卫伪政权官媒《国民新闻》(穆时英任社长)、《中华日报》副刊的撰稿人。徐淦当年就曾公开为自己洗白:“我始终是一个商人的雇员,却以一个公民的立场,对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时常反拨上海英美系报纸的顽执的言论,批评上海的自鸣得意的文人的浅薄作品和浮滑态度,别人以为我已参加了和平运动的阵线,不信我只是为了帮朋友的忙。”(13)1941年10月以后,移居南京、苏州。与作家章克标、沈潜交好。曾在中共地下人员袁殊(14)主持的伪江苏省教育厅供职,化名王予主编《锻炼》月刊。1942年10月,接替汪馥泉编辑《新学生》月刊。1943年3月20日至8月20日,担任伪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出版有杂文集《见山楼杂文》(署名王予,苏州:新国民书店,1943年12月)和小说集《尘梦》(署名王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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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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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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