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张爱玲的“背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35

进入专题: 张爱玲  

倪文尖  

张爱玲确乎已经热过了头,而关于张爱玲,我们还是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说法:“张爱玲很特殊,绝对是个异数”。但我们仍需要分辨,在什么样的范畴和语境里,张爱玲是特殊的;我们还应当追问,又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所看到的,也包括所看不到的——才将张爱玲自所从来、并不特殊的方面,也看成了“特殊”。最起码地,在我看来,哪怕张爱玲的文有“仙”一般的才,张爱玲的“人”却无论如何仍是生活、成名在“人间”,具体地说,是在40年代的上海,或者更确凿而言,是在上海的日据“沦陷”时期。——这些当然都是基本的逻辑,常识,无甚特异,也无甚高雅,然而读多了张爱玲,我最根本的一点收益就是,对那种“结实的真实”,那种“简单健康的底子”〔1〕的珍视。

张之“特殊”说,毋宁干脆名之为“张爱玲神话”,由来已久。有关它的形成、演化里只能稍略谈及几点。第一,张爱玲本人要为这神话负部分责任,倘若名门之后是命定,那么早年的奇装炫人、中年以后的闭门谢客,乃至临终特立独行的仙逝方式,等等,总难免制造神话之嫌;第二,大量的“张迷”让“张爱玲神话”拥有一大批消费者,更增添了神话的魔力,使之能够不断有效地扩大再生产;第三则是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或许张写的是一手“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2〕,太流光溢彩,耀眼夺目了,单是在张的文本里,炼字、妙喻、象征……就闪烁着无尽的宝藏,所以张爱玲研究的第一大历史特色是,结合了中国古典“点评”鉴赏与西方现代“新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批评”异常发达,也由于张的身世、行状、个性太神秘玄奥,让人禁不住地有“看张”的欲望,所以,即便张的生平材料万难寻觅,那种“传记批评”还是相当风行;又大约是张的作品“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3〕缘故, 像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皆以张的“世纪末”情结、“颓废”气息为重,所以张爱玲的人性深度、人类高度的形而上阐释一贯不缺,所谓“哲学批评”的空气始终弥散在“张学”界〔4〕。但无论如何,毋庸讳言, 那种论及别的作家时常用的,甚至易沦为“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却长期地属于薄弱一环,确乎很值深思;而个中原因,倒并不复杂,柯灵老的名篇《遥寄张爱玲》里:“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一针见血,已经点破大概,是因为,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在一个“暧昧的时代”,而张爱玲其文其人不能不承认与之具有某种同构、共生的关系。立于民族感情之大是大非,碍于“民族主义”之障,太多偏好张爱玲的研究者不忍睹张的“背后”,以为“不洁”,从而“为尊者讳”。

殊不知,他们的放弃却正为简单、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