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我已写作三十多年了。很多读者会问，这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有什么转折性的变化呢？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呢？我想我可以从我的第一篇文章说起。

　　 一　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篇没有面世的文章

　　 1977年，我写下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文革”还未结束。那是1976年上半年，历史还是按照前十年的节奏和去向进行，当时的年轻人正处于动荡、不确定的命运当中，有的做工人，有的做农民，亦有的得到工厂或农村的推荐得以求学。但还是有些事情开始变化，沉寂已久的出版业慢慢恢复起来，出版界开始想要出版一些杂志、书籍，报纸也有一点点要恢复文艺副刊的迹象。那时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知识青年的散文集，就是在“文革”期间停业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本散文集时，吸引了很多喜欢写作的文学青年投稿。其实“知识青年”这个词在当时的界定相当特殊，它指的是受过教育但又没有完成教育的青年，这些青年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各个地方，但更是指那些从城市来到乡村的中学生。其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歌舞团体工作，但身份仍然是知识青年。我的一篇散文就获这本书的编辑接受了。有意思的是，担任我这篇散文的编辑，是当时很具影响力的知识青年张抗抗。张抗抗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作者的先驱，在70年代已经出版长篇《分界线》，当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借调来做编辑，成为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她不比我年长几岁，可是已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由她担任我的责编，我这篇文章已经成功了一半，最后也真的录用了。

　　 可是政治环境很快产生了极大的变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这本书的立场变得很尴尬，是否该出版呢？对这些青年来说，他们都经过了漫长的组稿、改稿、最后定稿的历程。书已印成册了，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书籍出版发行的这一天，可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远远超出这本书里的思想。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表达的生活理想，例如决心永远坚定地站在工农的岗位，永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未必言不由衷，但多少是受形势的驱使。事实上，这种价值观在1976年，特别是后半年，已受到很大的质疑。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在青年们的具体遭际中受到质疑。以这样运动的方式处理青年的命运是不是妥当？年轻人是不是还应有更合理的生活追求、更多机会的选择？求学是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教育是不是要延续下去？如何评定前十七年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所有的疑惑在这个时候全都露出水面，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出版社最后把这本书的出版搁置下来。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出版社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信的内容说：由于形势的变化，这本书不进入发行，已印刷的成书送给各位一本留作纪念。可惜我那本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书名也忘了，只记得我的那篇散文名字叫作《大理石》。第一篇印成文字的写作没有问世，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开端，自己个人的写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原来把自己写在本子上的文字变成铅字、公开展现是可能的，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写作的开端定于1977年。虽然这篇散文没有机会面世，但它还是跨越了一个写作社会化的过程。这一篇短短几千字的散文，可说是开始了我写作的道路，建立了我的自信心和兴趣。有时候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过于失望，因为失望会挫败意志，而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写作没有遭受过多的失望，所以能一直保持信心。

　　 二　创作儿童文学的阶段

　　 接下来命运好像变得顺畅起来。1978年，虽然政府没有说外地的知识青年可以返回自己的城市，但政策开始松动，知识青年有很多回城的途径，例如说身体不好，或者父母有一方退休等等，都可以回城，我也在1978年调回上海。

　　 1978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关闭了十年的文化单位陆续开放，很多报纸、杂志都筹备复刊了，我幸运地进了《儿童时代》杂志社。上海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及《少年文艺》三本杂志，创刊于50年代初期，分别面向幼儿、小学、初中三个年龄阶段，三本刊物同时在“文革”中停刊。此时，杂志社一方面邀请老编辑回来——那时老编辑已分散各地，有的到学校教书，有的做普通职员，亦有的到外地工作，同时也吸纳年轻人。因为我曾有作品发表过，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算是有了一点成绩，所以得以加入《儿童时代》杂志社。来到杂志社后，需联络小学，于是我接触到许多的小学生，就开始写儿童生活的小说。

　　 中国的儿童文学在我们那个年代，也许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校园小说影响。比如说加入少年先锋队是我们的理想初级阶段，为更高理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准备，我们要留意品行、公德、操守，同学之间要有高尚的人际关系，这些题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从苏联的校园小说过来的。

　　 写儿童小说给我带来好运气，一出手就似乎有回报了——我的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在这些杂志复刊的同时，许多文学奖项也恢复了。这是一个以70年代末期为背景的校园故事，但情节的核心则来自我小时候的经历。60年代的小学，每一个儿童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很重要和光荣的事，不加入就好像被逐出孩子的小社会似的，很羞耻。少先队有着和成人组织相同的组织结构，按各人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社交能力的优异，形成梯级式的管理层，包括小队长、小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和大队长、大队副。二年级加入少先队，就要在班级建立少先中队，进行小干部的选举。我在中队长的选举中得到全票，但是老师——此时还担任少先中队的辅导员——心仪的是另一个女孩子。那位女同学长得很漂亮，除了成绩不怎么样，她真的很优秀，既活泼又热情，积极协助老师的班务工作。总之，她确实合乎中队长的标准，但可能因为老师对她的喜爱太过明显，多少出于嫉妒心，同学一致不愿意投票给她。于是，她得了零票，而得不到老师欢心的我，得到全票。这个老师虽然不喜欢我，但我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快活的老师，很平等地对待我们。她居然有能力把所有的票数挽回，从我这里搬给了那位同学。这件小事情在我心里也造成了一点小伤害。多年以后，我写小说时，就把这不满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出来。

　　 我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个故事设定在70年代末期这个环境里，题目定在怎样才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的人格应该是怎样的。我赋予我不愉快的童年经验一个新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写作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实现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写作里想象自己是一个强者。想不到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上引起极大的回响，在读者座谈会上非常受欢迎。这篇小说似乎很能反映受到打压的小孩的心情，于是就得到全国优秀少年文学的二等奖，由于一等奖空缺，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在这样的鼓励下，我继续写了一些儿童小说，但心里却感到不满足。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不满足于写儿童小说？回想起那个年代，其实现在也一样，很多作者都是从写儿童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我觉得我们多少有一点把儿童文学看成幼稚化的文学，觉得它的门槛比较低，容易入门，进去以后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还是带有幼稚化的文学色彩，所以我感到不满足。到80年代，我开始写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很多评论家也好，记者也好，他们很希望我表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总是感到很困惑，我应该从那篇没有发表的散文算起，还是从儿童小说写作算起，或者，从80年代发表所谓成人小说算起？

　　 三　文学创作的开始

　　 80年代，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学习，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张抗抗、贾平凹等。当时贾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没有来，名额给了另一个也是写作经验成熟的作家，他也没来，于是文学讲习所多了一个名额。宿舍是四人一间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这个名额就指定是女生。讲习所最后决定把这个名额优惠给上海，因上海这个大城市只有一名学员，就是竹林，当时已经写了长篇《生活的路》，影响很大。这个名额落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说明当时年轻作者都是儿童文学出身。出版社推荐了三个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学讲习所特别强调是给写作者提供文学补习，所以不建议高校学生参加讲习所，这是一个补救的方法，给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补一课。上海推荐的那两个女孩子其时都在读大学，所以这名额就给了我。我只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还有几篇谁都没看过的散文，可是机会落到我头上，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幸运。尤其是后来又多出一个名额，就近落在北京，来的是一名女生，我们又搬进一间五人宿舍。老师们都说悬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没有我的事了。

　　 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说，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现在的文学归类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说，故事讲述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经历了插队落户回到城市，和我经历非常接近。她面临爱情问题，选择怎样的爱人和生活，这是很普遍的青春问题。她向往爱情和未来，不知道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然后，在一个雨天遭遇一个偶然的邂逅，于是模糊的向往呈现出轮廓，就是“雨，沙沙沙”。开始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才得到学习的名额——我母亲是6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鹃，代表作《百合花》几十年都收在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对我别有看法。《雨，沙沙沙》这篇小说出来，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的时候，写作还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一种公式，题材和母题，都是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以此观念看，《雨，沙沙沙》就显得暧昧了，这个女孩的问题似乎游离于整个社会思潮之外，非常有个人性，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那个时代社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现在许多理所当然的常识，当时却要经过怀疑、思考、理论和实践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区”。今天的常识，就是那些年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得到的。当时有个同学说《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私小说，后来才知道是类型小说的一种，写个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欢迎同学给我的小说这么命名，对当时以公共思想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来说，“私”这个字的出现，是带有革命性的。

　　 《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标志，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个怀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和挑战。她对社会没有太大的承担，对时代也不发一言，她只面向内在的自我。这小说刚出来时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那时的小说潮流是以《乔厂长上任记》《在小河那边》为主体，承担着历史现实批判、未来中国想象的任务，有着宏大的叙事风气。我这个带有私小说色彩的小人物出现，一方面大家觉得她很可爱，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和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不一样，也有点生疑。总之，引起了关注。就这样，我虚构的这一个在文学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众多评论家的注意。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叫曾镇南，当时谁能够得到他的评论都是不得了的。他写了一篇评论，并发表在重要的评论杂志《读书》上，题目叫《秀出于林》。后来又有上海的年轻评论者程德培，写了第二篇，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绪天地》。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命名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雯雯”这个人物，一个是“情绪”两个字，意味着一种内向型的写作。事情的开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办了，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很简单，不够用于我这样积极大量的写作。外部的经验比较单薄，我就走向内部，就是评论家程德培所说的“雯雯的情绪天地”，我就写情绪，可没有经验的支持，内部生活也会变得贫乏。

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像莫言，他经历过剧烈的人生跌宕起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