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社会治理危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2015-10-27 09: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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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在最近几年,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举不胜举。

  

   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明显有共同原因

   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很多地方发生社会治理危机却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这些因素大致有三点。

   第一,世界范围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

   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

   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焦虑感大增。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

   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

  

   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世界范围治理危机没有灵丹妙药,但求解正在路上。

   第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能占得先机。经过了四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钟摆重新向社会主义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势,许多国家将选择公平而非效率。平衡点在哪里?关键在养小送老,也就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去市场化,即均等化。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奥巴马总统把对穷人的医疗救助变成了面向中产阶级的全国医保,完成了执政声望的逆袭。自由不在少数人挣大钱的机会,而在多数人素质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惧就是幸福。多数人免除了养小送老这个最大的恐惧,全民族就幸福。

   第二,把资本引向重建社会和建设先进基础设施。发动和组织群众,重建基层社区组织,重建集体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严厉打击本地的无赖、恶霸,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有序,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资本或许是能够帮助重建社区的。淘宝网的送货机制在最后100米遭遇成本瓶颈。如果与社区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润,社区集体也就有了复兴的经济基础。有了社区组织支持,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就难以被无赖钉子户劫持。节制资本,抵制“钱生钱”的游戏,抵制不劳而获的诱惑,是至关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动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就是问题了,而且是严重问题。患寡的时代结束了,患不均的时代开始了。在这危机时代,向着大众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向着资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考验每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和能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就在基础设施的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其它。

   第三,把工作重心转向建设社会互助的经济。在政府和市场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企图没有前途。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场决定论显然源于无知。让公众利益决定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不仅明智,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识。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两分是一叶障目,最大的资本是人民的资本,是社会互助资本。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普通百姓那里,没病的帮有病的,年轻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就是社会主义。

   第四,努力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对“公正社会关系”的全民共识。

   第五,高瞻远瞩、能力非凡的领导人。如同世界历史的几乎每个阶段,国家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是领导人。领导人解读大局的远见和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能力决定国家兴衰。为大资本还是为普通百姓,响应资本控制的舆论还是响应民心,为少数人的自由还是为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两难的问题就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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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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