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华: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15-10-11 15: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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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向来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从20年代至今,评论界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认识评价就很不统一,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出现了几次很大的反复。评论界存在的这一现象,除了郁达夫本身具有多重人格,及其作品在审美内容和审美表现方面的独创性、特异性外,还会不会有其他外在因素在左右着郁达夫研究?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艺术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艺术家离不开他所属的时代,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批评,当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制约于批评家所隶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的论题。即:文化语境与文学批评之间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研究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其批评视界、批评焦点和批评话语等等,往往要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影响,并且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于是,有了本文的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之关系的思路。下面试分三部分具体展开论述。

     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

   首先要界说的是,何谓“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经历了哪些历史性变迁?因为它们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语境,原本是语言学术语,指的是语言使用的现实环境。如同许多语言学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语境”一词也已被现代西方的分析美学、解释学等多种学科所借用。本文则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起用“语境”一词,并整合成“文化语境”这个新概念。新组合而成的“文化语境”一词,其涵义与通常人们所说的“文化背景”相近似,但也只是“近似”,而非完全等同。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文化语境”,就是指能够形诸语言、用言语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换句话说,也即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言语形态上的反映。不过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背景或环境,而是代表着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语境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语言的意义是变易的,它依赖于语境,依赖于用法。这即是说,释义依赖语境,语境制约着释义,语境与释义之间有着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由此推论,释义也要受到“释义者的语境”〔7〕的制约和影响, 批评也要受到批评者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文化语境如同“语境”一词一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文化语境也便有了既静又动、既稳定又变化的特征。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就表现出了这种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基本走向恰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相始终。不仅文学艺术是如此,其他哲学、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也基本上取同一态势。文化语境,本来就是受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的,因而,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也鲜明地显示出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的历史趋向。下面试将其历史变化轨迹作一简单的勾勒。

   一、本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1915年拉开序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向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全面宣战的思想启蒙运动,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以促成人性解放、唤起国民觉醒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于是,“个性解放”、“大写的人”,也便成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和整个新文学创作实践,无不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著探索和忧国忧民的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致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尖锐的结果,是把无产阶级推上了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阶级的解放成了当务之急。20年代末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其后持续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左翼”文艺运动,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9•18”事变后, 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于是“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历史进入了全民抗战时期。这时文艺战线上出现的“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的创作热潮,就是文艺自觉地承负起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历史使命的表现。总之,一方面,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时期社会的主调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大动荡的时代环境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呼声,盖过了其他一切的愿望,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要求,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说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语境,就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中国从此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人的解放、阶级以及民族的解放都已实现,而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问题,则是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创建一个崭新的国家,因此文化语境也随之变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他的历史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述过“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当然是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到思想意识、国民素质等等,截然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蓝图,毛泽东即着手开始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其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8〕、“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等等,就是他认识到文艺巨大的社会作用,尤其直接关系到国民精神的再塑而提出的。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也都是主观上为了适应加快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尽快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结果。甚至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60—70年代“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占领文艺舞台等等,实际上也均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此一大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可惜,在当时生产力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这一切举措是犯了“左”的方向性错误的,以致后来被“四人帮”所利用了。

   三、新时期至今,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指导思想和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 从而宣告了一个百废待兴、生机盎然的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吸取前一阶段党的“左”倾路线错误致使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挫的教训,这时则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定了全面改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更为切实可行的方针。于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快成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和“主流意识形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要的一步是打破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开放和更新,80年代初文学创作中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复苏和高扬,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纠正“左”的错误、对以往曾经简单粗暴地批判否定或责难贬低过的作家重新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大量涌进,西方各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大胆介绍和引用,凡此等等,就是文艺领域在这方面结出的最初硕果。随之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文艺等领域政策的开放,则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新时期之初,更是面貌一新,不仅改革更彻底了,开放也更全面了,经济之飞速发展令人瞠目。可以说,“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而且还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对郁达夫研究之影响

   了解了20世纪郁达夫研究之概况和中国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就可以进而剖析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对郁达夫研究之影响了。从郁达夫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中国文化语境的三次历史性变迁看,它们的变化轨迹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时间上的对应性,使得郁达夫研究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轮廓更分明了。

   在郁达夫研究的第一阶段,对郁达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情况,与当时“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一基本文化语境中各因素所占比重的变化密切相关。20年代,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最高涨之时,但同时也是封建卫道士们最猖狂的时候。所以,一方面,有人肯定《沉沦》是“艺术品”、是“时代病的表现者”〔10〕,称赞郁达夫是“真实地抒写自我”、“勇敢的反禁欲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谩骂郁达夫是“色情狂”、“性变态者”等等。但是,从20年代末开始,阶级解放的意识大大强化,甚至超过了人的解放的要求。在进步作家纷纷转向革命的情况下,由于郁达夫这时的作品仍然停留在“自叙传”式,或者虽触及到一点革命但没有充分展开,于是就有了“左翼”文坛对郁达夫的激烈批评,郁达夫成了“脱离时代”的“颓废作家”。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的解放代替阶级的解放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偌大的中国摆不下一张书桌,郁达夫研究自然也出现了空白。不过,随着抗战的胜利,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郁达夫,又成了评论界关心的话题。他们又重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郁达夫当然地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真正的爱国主义者”〔11〕。可以说,这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几起几落、反反复复,完全是受到当时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的结果。

   郁达夫研究第二阶段的总体倾向是否定批评多于肯定,这如果联系50至70年代中期的“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文化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了。要创建有别于旧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重要的一环就是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在最高领导者毛泽东那里,国民性是被看成“新中国”的象征的,于是他找到了“工农兵”来作为国家本质的载体,甚至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思想是早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酝酿成熟并深入人心的,故建国伊始,马上就有以丁易、张毕来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从此文艺思想出发来批评郁达夫。他们正是从郁达夫“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和正面表现工农兵不够,而指责他的作品情绪“不健康”、爱国思想“狭小”,只表现“渺小的自我”,故“很少教育意义”,“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总之一句话,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这时期也有像王瑶、曾华鹏、范伯群等少数评论家对郁达夫持肯定态度,则是因为他们具有较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没有机械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评判郁达夫作品的得失,从而避免了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狭隘的批评模式。再看“文革”期间郁达夫只是受到冷落而幸免于“大批判”,也是能够解释的。郁达夫是1952年被追认为烈士的,这在“四人帮”及其文艺干将看来,郁达夫已脱离了“不光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晋升到“革命战士”的行列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他批评家,这时早已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文艺争鸣更不可能。因此,这一时期对郁达夫的“无研究”,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反映。

郁达夫研究在第三阶段形成空前的高潮,取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完全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文化语境直接促成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开了文艺工作者长期被禁闭的心,唤醒了评论家们沉睡多年的批评主体意识,使学术界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重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成为可能。由于政治气氛的宽松、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批评家们可以大开批评言路,各抒己见,所以80年代伊始,就出现了大批旨在重新评价的研究论文,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过于贬抑郁达夫及其作品的倾向。当然,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重新评价”,而是向纵深掘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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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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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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