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昭新:论郁达夫的小说理论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5-10-11 15: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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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昭新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声中产生的。 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中高张“八事”和“三大主义” 时,都强调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确定了白话文学是文学的正 宗,尤其确定了白话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表现出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和更新,这实 际上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自“五四”开始了质的变化。郁达夫曾将这一变化称之为“中 国小说的世界化”,也即我们所称之的“中国小说的现代化”。[1]在中国小说“现代 化”的进程中,郁达夫无论在小说创作还是在小说理论上,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独 特建树。他的小说理论批评最具有现代性、先锋性,其主要表现就是以重情感的真与美 为轴心构建起浪漫抒情的“自叙传”小说理论体系,他一生都在努力实践着这一理论, 而且又在不断地丰富、发展着这一理论,使得这一理论具有永久的生命价值。

       一

   郁达夫“现代化”的小说理论是在破除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和吸取西方文学思潮、外国 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五四”先驱者们是以彻底地否定“文以载道”和游戏消遣 的封建传统文学观念,而试图建立白话文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 学”以及“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各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在小说理论上,同样是 以破除旧的小说观而代之以新的小说观的。旧的小说观念,一是把小说视为史传,二是 把小说视为“载道”的工具。认为小说是属于“野史”,是史传的附属,写小说是为了 “裨史之阙”;从“文以载道”的观念出发去衡量小说的价值,由于小说是“街头巷议 ”的“小道”,是“闲书”,因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影响中国小说发展的旧的小 说观,胡适、周作人、沈雁冰等都撰文进行了批判,并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新 的看法。

   胡适在1918年写的《论短篇小说》中,对小说体裁特征作了明确界定:“短篇小说是 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介绍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发达的历 史,否定了中国旧小说“不自由”的章回体形式,认为章回体“装不下新思想”,同时 在思想内容上也想不到“人生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应以日本为榜样,以诚意的“模 仿”,“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对新旧小 说内容的区别作了准确地论述,他批判了“消遣”、“载道”的文学观,否定章回体旧 形式,并倡导学习西洋小说的艺术手法,来创造中国的新小说。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就是 在这种“破旧立新”的情态下产生发展起来的。郁达夫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离开中国现代 小说理论产生发展的文学环境,他的小说观也是在“破旧立新”的形态下建构起来的。 郁达夫在《小说论》开篇第一章就亮出了对旧的小说观的批判态度,他引用了班固《汉 书•艺文志》里对小说所下的定义,认为传统的小说观“第一,是对小说的轻视,以为 ‘小说是小道,君子之所不为’的。第二,是在要求小说的实用,‘如或一言可采,此 亦刍荛狂夫之议’,可以补大人先生们的思想之所不及的。”这两种观念一直到新文学 运动兴起时,“才稍稍转变过来”。[1](P417)中国人有轻视小说的历史,而欧洲当初 对小说的轻视,也和中国人一样的。屠格涅夫初出小说时,他母亲写信要他不要再制作 这些无聊的娱乐东西。美国一位教授飞而泊斯在大学里设小说研究的讲座,遭到各地报 纸的攻击。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欧洲小说在出版界占了绝对势力。欧洲小说 观念的转变,西洋小说的发达,要比中国现代小说早得多。因此,郁达夫更注意将中国 现代小说纳入世界现代小说的系统,在世界现代小说发展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小说,关 注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的。

   郁达夫在《小说论》里,认真考察了西洋小说发展的历史,从希腊6世纪倾的一本田园 爱情小说《达夫尼斯与克罗衣》(Daphnisand chloe)起,到中世纪文艺复兴,18、19世 纪的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俄国等著名作家的小说的简略评说,以勾勒 西洋小说发展史的轮廓,来探寻和理清中国现代小说的渊源。他认为:“新文学运动起 来以后,五六年来,翻译西洋的小说及关于小说的论著者日多,我们才知道看小说并不 是不道德的事情,做小说亦并不是君子所耻的小道。并且小说的内容,也受了西洋近代 小说的影响,结构人物背景,都与从前的章回体,才子佳人体,忠君爱国体,善恶果报 体等不同了。所以现代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 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比较得妥当。”他还指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 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1](P417)。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现代小说进入30年代,郁达夫仍然延续了20年代《 小说论》中善于将中国现代小说纳入世界现代小说的系统中考察其“现代性”的特点。 他在《现代小说所经历的路程》中,从论述中国小说体制的流变中,让人看到中国小说 发展到《儒林外史》、《红楼梦》,“小说体制,才算完备”,才具备“现代小说的雏 形”。辛亥革命后,新的潮流从欧洲美国日本等处汹涌而来,“中国的思想界便加入了 世界的联盟,而成了受着世界潮流灌溉的一块园地。”中国的小说从“五四”运动以后 ,“已经接上欧洲各国的小说系统,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条枝干。”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评价》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五四”文学“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 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对于 欧洲近现代小说发展的形态,郁达夫认为有两种,第一种是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 第二种是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的,而且是逐 渐“向内”转,注重心理的刻划。中国的现代小说也在揭示人物精神性格、心理特征方 面,接上了欧洲小说的系统。发展到30年代,由“向内”的注重个人情感心理,而向着 “社会、大众、革命方面转换”,并要求“写出集团的心理”,“在日常的琐事之中, 要说出它们的对大众对社会的重大的意义”[2](P104),这是新俄许多少壮作家们所强 调的,而当时中国的左翼作家们尤其是革命派小说家们,普遍地吸收新俄少壮派作家们 的创作方法,显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由亲欧美到近俄苏的演变轨迹。

   郁达夫在探寻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了小说的文体性质。中国 的文学理论对小说没有确定的适当的界说,在外国,“小说从来没有确定的定义”[1]( P417),在这种情况下,20年代中期以来,出了不少小说理论著作,试图阐释小说的文 体性质,孙俍工在《小说作法讲义》(1923年)里引用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的论述 作小说的定义,较显宽泛。李菊休在《现代小说研究》(1931年)里对胡适的定义稍加修 正作为自己的定义:“小说是艺术品的一种,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人间生活的 一部分,能使人发生同感。他的目的是描写人生的真实,表现人生的真理。”比较起来 ,茅盾和郁达夫对小说文体性质的阐释更明确适当一些。茅盾是从“为人生”的文学观 念出发解释小说的定义的,而郁达夫则从情感的艺术审美的角度解释小说的定义的。他 说:“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表现的材料,是一种想象的事实,而表现的形 式,又非美不可的。”而对那种以宣传道德为任务的“目的小说”,他认为是缺少真实 性和趣味性的,是不可取的。他特别强调小说要将真与美作为重要的艺术价值,“小说 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1](P417)早在1923年的《创造日 •宣言》中就表示过:“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3](P289)因而 ,表现情感的真与美便成了他在小说理论和创作上的自觉追求。

       二

   郁达夫将“真与美”作为小说理论和创作的自觉追求,而他心目中的小说艺术价值的 “真与美”是紧紧扣在情感、情绪上的。他是“主情主义”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 主情主义”的小说理论家,他无论谈诗、谈散文,还是谈小说,都是将情感、情绪的表 现,“表现自我”作为审美的轴心来看待的。他强调“情感的美”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艺术中间,美的要素是外延的,情的要素是内在的。”[4]他声称:“诗的实 质,全在情感。情感之中,尤重情绪。”[5]从《沉沦》开始,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成 了他的小说的主调,他的小说大都是情绪的历史。作为小说理论家的郁达夫,他在“五 四”之后对“自叙传”创作思想以及“表现自我”主观抒情的理论观点鼓吹得最为彻底 。他标榜:“文学家的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 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 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4](P576)作为“自叙传”说,在 和郁达夫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中,也有过论列,但没有像郁达夫那样更强调“感情的 真实”,感情的真才能体现艺术的美。

小说既然是以表现“情感的真实”作为艺术美的标志,那么,不同的作家会表现不同 的情感,同是“为艺术”的浪漫抒情创造社作家,他们在运用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方 法表现情感时,情感的形态也不一样,郭沫若情感的主调是昂奋奔放的,成仿吾的批评 是主观粗壮的,而郁达夫则是压抑、忧郁、感伤、痛苦的。他强调小说要表现“真实的 感情”,就是要表现他自己的忧郁、感伤、苦闷的情感。从他自身的情感需要出发,他 找到了那些与自己情感相投的作家。他最初感到的最可爱、最熟悉的外国小说家即是屠 格涅夫。这位被高尔基称为“感伤主义”的作家最早感染了郁达夫,他开始读小说、写 小说均受了他的影响。《初恋》、《春潮》的人物心灵中的那种喜悦和惆怅深深打动了 他的心,小说以满含丰富潜能细节所构筑起的主观内省风格令他神往。他特别欣赏屠格 涅夫“因贫困而来的那一种忧郁哀伤之感,更因孤独而起的那一种离奇幻妙之思,竟把 屠格涅夫炼成了一个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6]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德田秋 声、葛西善藏的“私小说”引起过他的情感的激荡,有世纪末情调的佐藤春夫对他产生 过相当亲昵的感情。他曾说过:“在日本的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他欣赏佐藤春夫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7]。德国的小说家史托姆小说的“ 沉郁清新”的诗味也征服了他。在1921年7月为郭沫若《梦茵湖》中译本所写的“序引 ”《施笃姆》,较详细地介绍了史托姆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风格。郁达夫说史托姆的小 说,是“他的抒情诗的延长的作品。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 在那里。他的一生的怀乡病,和北方住民特有的一种消沉的气象,便是他的艺术的中心 要点。”郁达夫还引用了葛迪的话说:“艺术家呀,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 一口气就是你的诗”[7]。这里,郁达夫评价的是史托姆,实际上则显现了他自己“主 情主义”的小说理论的情感倾向。他欣赏哀伤、孤独,因而又特别推崇卢梭,介绍过卢 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2](P19),写过《卢骚传》、《关于卢骚》等文,称赞卢梭的《忏 悔录》“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露出来”,尤其是前六卷的牧歌式的描写和自然 界的观察,引起人们“共感的悲欢”,后六卷如“冬天的阴郁”,同样能打动读者的心 。他特别推崇卢梭的《孤独散步者的梦想》,它“实在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 的灵魂的叫喊”[2](P19)。郁达夫就是以表现“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来写自叙传小说 的,他在谈《沉沦》的创作经过时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 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 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 毫无气力,毫无勇气,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许多非难的《沉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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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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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芜湖)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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