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华:半个多世纪郁达夫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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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华  

1996年是郁达夫诞生100周年,在这百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倍加怀念这位为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诗人兼爱国主义战士。可是,历史也曾经给过他不够公正的待遇,这在半个多世纪的郁达夫研究历史中反映得最为清晰具体。下面试把郁达夫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逐段评述。[①a]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辑”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②a]。

第一个站出来为《沉沦》澄清“诲淫”、“不道德”罪名的,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他从给“不道德的文学”作界定入手,认为《沉沦》“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③a]由于周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使谩骂郁达夫的“文坛壮士”,“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④a]。

1923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集《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了一批评论文章。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读〈茑萝集〉》、胡梦华《〈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等。萍文认为《茑萝集》“是求生的喊声,是人格的卫道符”[⑤a],胡文说郁达夫是“入世也深,故愤世也切”[⑥a],他们都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者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看作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⑦a]。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期,这时期相继出版了《达夫全集》7卷、《日记九种》、《达夫代表作》、《在寒风里》、《她是一个弱女子》、《忏余集》、《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达夫游记》、《达夫散文集》、《闲书》等集子。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也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而且,仅1931年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三本郁达夫研究选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首先是郑伯奇、黎锦明、钱杏村等人打破初期的“印象式批评”的局限,试图从总体上考察和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郑伯奇《〈寒灰集〉批评》一文,把郁达夫的小说分为“自叙小说”、“心境小说”、“性格小说”、“社会小说”四类,认为《寒灰集》的“永久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主观的记录,一个转型期生存者的生活记录”,并主张用“现代的抒情主义”来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①b]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用联系的观点,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把郁达夫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②b]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则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社会学的眼光,把郁达夫的思想创作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认为第一个时期主要描写“性的苦闷与故国的哀愁”,是“时代病的表现者”,第二个时期是“社会苦闷和经济苦闷的交流”,第三个时期则是“固有的苦闷渐渐的消失,让政治的苦闷替代了”;并对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个”。[③b]以上三人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其他综合性的评论文章,还有陈文钊的《达夫代表作》、贺玉波的《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等,评价也都比较客观中肯。

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的批评,其中尤以华汉(阳翰笙)和苏雪林的观点最为激烈。华汉的《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郁达夫之所以“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浪漫”,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郁达夫的全部作品,都“赤裸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④b]苏雪林的《郁达夫论》更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认为郁达夫是专事“赤裸裸描写色情和性的烦闷”的“颓废作家”,他的作品所一贯表现的思想,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而且“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者是”,甚至把它们归入卖淫文学”一途;并说“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色彩”是构成郁达夫作品的“原素”,而三者正是“‘世纪病’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歇私的里的病态”。对于郁达夫的艺术表现,苏雪林也提出了“不知注重结构”、“句法单调”、“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之类的批评。总之,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⑤b]其他批评文章则大多集中于对单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不满,如认为《迷羊》“脱离时代的特点”[⑥b],艺术上也不成功,“完全丧失”了“作家的一切的魅力”[⑦b];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只是“蒙了一重社会问题的皮相”,大体上“依然是一部描写色情的作品”[⑧b],等等。他们的这些批评,显然是偏激的,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初期“左”的烙印。尤其是苏文,几近于个人攻击,离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甚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直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又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但这时大多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王任叔的《记郁达夫》、静闻的《忆达夫先生》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在宏观上对郁达夫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从而为建国后的郁达夫研究奠定了基础。如胡文指出郁达夫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①c]。特别是郭沫若的两篇文章,澄清了不少事实,认为“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让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②c]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郁达夫作品的强烈的反封建性;还认为郁达夫的“卑己自牧”,与“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堪称“文坛的三绝”,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③c]再次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我们说,这一阶段对郁达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情况,与当时“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一基本文化语境中各因素所占比重的变化密切相关。20年代,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最高涨之时,但同时也是封建卫道士们最猖狂的时候。所以,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并存。当然,毕竟当时人的解放是时代的主旋律,故肯定、褒扬仍是主流。但是,从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阶级解放的意识大大强化,甚至超过了人的解放的要求,于是就有了“左翼”文坛对郁达夫的激烈批评。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郁达夫,又成了评论界关心的话题,郁达夫当然地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爱国主义战士”。可以说,这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反反复复、几起几落,完全是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中国的新文学批评还处于发生、发展的阶段,在其“童年”时期,难免要有所依附;新文学批评要迈出完全独立的一步,还需做相当大的努力。

  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

这20多年,总的来说是,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学者对郁达夫关注、评论得多,大陆相对较少。并且,大陆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否定和批评郁达夫的居多,而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可以说,比起前一阶段,郁达夫研究处于低谷时期。

建国初期,北京开明书店为展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出版了一套“新文艺丛书”。丁易作为《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为之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五四”时期的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而且“一直到他后几年的小说中还是浓厚的存在着”;一方面指出郁达夫自叙传式作品的“积极方面”是“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另一方面又批评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并且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郁达夫是“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也始终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因而决定了他“始终不能坚决地背叛自己阶级走向革命道路”。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由于它们是当时普遍通用的教材,影响也尤为显著。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几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首先,张著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他一再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郁达夫的爱国热情自始就和他的悲哀、愤恨结合着。他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看不见民族的前途,……但这悲哀、愤恨也难免于庸俗”。其次,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于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①d]这些近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王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又说:“其实他的小说大部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②d]其他像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全文分六个部分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认为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它“可理解的和积极的一面”,因为“性的苦闷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而且“在于它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衅”;[③d]还分析了郁达夫思想矛盾的根源,并指出正是这种仅仅“在自己的理论中呐喊”的矛盾,构成了“郁达夫的悲剧”。[④d]另外,像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虽然难免受到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但也不失自己独到的评价。

进入60年代,关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更日见稀少了,整个大陆几乎见不到一篇(一部)有份量的专论。“文革”十年,则除了香港、台湾和外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对郁达夫情有独钟,不时发表、出版若干著述外,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

这一阶段郁达夫研究的总体特点是否定批评居多,如果联系50至7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来看,也是不难理解的。毛泽东早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的指导方针[⑤d]。故建国伊始,有以丁易、张毕来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从此文艺思想出发来批评郁达夫。他们正是从郁达夫“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和正面表现工农兵不够,而指责他们的作品情绪“不健康”、“很少教育意义”,“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这时期也有像王瑶、曾华鹏、范伯群等少数评论家对郁达夫持肯定态度,则是因为他们没有简单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评判郁达夫作品的得失,从而避免了庸俗社会学的狭隘的批评模式。这正说明了中国新文学批评虽则仍然依附于社会政治,有它成长中的幼稚,但毕竟有部分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已开始觉醒。应该说,此后新文学批评离它完全获得独立的品格已为时不远了,只可惜紧接着的“文革”十年,批评家完全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文艺争鸣更不可能,从而又人为地滞迟、延宕了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

  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重新评价,并向纵深掘进

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也许是对于前一阶段的反拨,这时郁达夫研究形成了空前的高潮。不但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各种研究文章也大量地见诸于各类报刊杂志。像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978年起,以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郁达夫著作编目》首开先河,涌现了一批重在史料发掘的专论,如文洁若译的《关于郁达夫失踪的参考资料》、郁风的《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吴泰昌的《中国新文学史漫笔•郁达夫与太阳社》等等。这些史料,为全面深入地认识、研究郁达夫提供了基础和有力的依据。

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像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邢铁华的《郁达夫论——他的小说和艺术》、董修智的《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漫议》等文,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文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世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①e]再如张文对历来有争论的郁达夫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的个人的苦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即便是从个人的要求出发去抨击社会,也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②e]1985年,是郁达夫遇难40周年。在8月28日的首都纪念大会上,夏衍、胡愈之都对郁达夫作出了高度评价——“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继承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作家诗人”[③e]、“纵观郁达夫一生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解放以后对他的有些评价是不够公正的”[④e]。以上所有的这些论文和发言,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

这一阶段,郁达夫研究的总体特征是向纵深发掘、拓展,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小说专题研究的激增

前两个阶段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评论的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如:探讨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的,有任苏民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等;论述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的,有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章渡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色》等;分析郁达夫小说的“零余者”形象的,有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等;讨论所谓“颓废”、“色情”问题的,有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的再评价》;等等。特别是李文,从社会背景、主观因素、外来影响、艺术表现四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了郁达夫小说“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产生的根源,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①f],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评论界在此问题上的一些偏颇看法。

  2.个人研究专著的大量涌现

自从在30年代初接连出版了三本郁达夫研究论文集,截至70年代末,大陆就再也没有一部关于郁达夫的个人研究专集问世。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20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10多部之多。如:传记性的,有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评传》、郁云的《郁达夫传》等;作品研究的,有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欣赏》、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等;其他还有诸如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等等。其中特别是曾范合著的《郁达夫评传》,吸收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以郁达夫的文学活动为纲,对郁达夫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纠正了以往郁达夫研究上的疏漏和舛误之处。

  3.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

郁达夫一生著述,所涉猎的体裁极广,小说、诗词、小品、游记、杂文(包括政论、文论等)、日记、自传、戏剧,无所不能,几乎遍及文学的各个领域。当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散文方面。而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研究范围较为狭窄。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这就大大拓展了郁达夫研究的领域。如散文论,有朱信忠的《诗情画意记游程——读〈郁达夫游记〉》、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黄爱华的《试论郁达夫“归隐”杭州时期的游记散文创作》等;诗歌论,有吕洪年的《郁达夫的记游诗》、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等;文艺观论,有李永寿的《郁达夫文艺观点琐谈》、阎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他们都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郁达夫的散文、诗歌创作,指出各时期的风格、特征和成就,评价颇为中肯允当。

  4.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

以往的郁达夫研究,方法和角度都较单一,近10多年,则不仅批评视域大为开阔,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丰富多样起来了。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考察郁达夫与外来渊源、传统文化及其他作家的关系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李玉明的《郁达夫与中国古典文学》、冯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较》等等;有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等;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等;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等;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阎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王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等等,可谓丰富多彩,不一而足。尽管他们的有些观点、结论还不够成熟,正确与否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毕竟活跃了评论界,使郁达夫研究出现了勃勃生机。

郁达夫研究在第三阶段形成空前的高潮,出现如此可喜的局面,可以说完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促成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开了文艺工作者的被禁闭的心,唤醒了评论家们的批评主体意识,使学术界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重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成为可能。由于政治气氛的宽松、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批评家们才得以大开批评言路,各抒己见,多角度、多层次地对郁达夫及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从而使郁达夫研究向纵深掘进。特别是随着西方最新学科和理论的不断介绍、引进,新一代研究者更是凭着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独立不羁的批评个性,纷纷依照新的理论和思路进行解析,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结论。这不仅是郁达夫研究的新成果、新收获,也说明中国的新文学批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道路后,终于借祖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获得了独立的品格,迈上了成熟之路。

注释:

①a 本文只评述大陆的郁达夫研究,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前苏联、法国、捷克、朝鲜等地区和国家的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资料不全,难以把握全貌,只好忍痛割弃了。

②a ④a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卷第329页。

③a 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306—307页。

⑤a 载《表现的鉴赏》,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版。

⑥a 原载1924年12月29日北京《京报副刊》,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17页。

⑦a 郭沫若:《论郁达夫》,原载1946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93页。

①b 原载1927年5月16日《洪水》第3卷第33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21—324页。

②b 原载1927年9月5日《一般》第3卷第1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30页。

③b 原载《达夫代表作》,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3月初版,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37、350、358页。

④b 原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初版。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61—362页。

⑤b 原载1934年9月1日《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81—387页。

⑥b 见刘大杰《郁达夫与〈迷羊〉》,载1928年4月20日上海《长夜》第2期。

⑦b 韩侍桁《迷羊》,原载1933年3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77页。

⑧b 杜衡《她是一个弱女子》,原载1932年8月1日《现代》月刊第1卷第4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72—374页。

①c 原载1946年9月《民主周刊》第48—50期,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88页。

②c 郭沫若:《论郁达夫》。

③c 郭沫若《再谈郁达夫》,原载1947年11月15日《文讯》月刊第7卷第5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162页。

①d 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60—461页。

②d 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7—458页。

③d ④d 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70—471、495页。

⑤d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①e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

②e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③e 见夏衍在“首都纪念郁达夫遇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198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

④e 胡愈之:《郁达夫——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载198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

①f 载《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总第1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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