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作家的一天——1927年1月14日的郁达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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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一 介乎文学创作与个人纪事之间的《日记九种》 [1]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1896—1945)日记记载:“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这个皮袍子,是1月13日刚刚通过邮局寄到,13日的日记说,“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孙荃虽是旧式女人,小脚,但有文化,会写旧体诗。“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2] 1月13日的日记,充满对太太的感激,“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3]


在郁达夫1926年的日记里,几乎三天两头,都会提及妻子孙荃。比方说1926年11月3日,“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11月4日的日记写,“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寄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知要那一年那一月才能合住在一块儿?”看来作家两地分居,的确是一种经济的需求。11月5日日记,“昨晚上因为得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过了几天,11月15日的日记写,“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儿,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也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不得!”


郁达夫的日记,既不是《狂人日记》或《莎菲女士的日记》那种虚构的文学作品,又不像鲁迅的日记那样纯粹个人记事备忘(后来只是因为作家太重要了,鲁迅日记才变成文学史资料)。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介乎于文学创作和个人纪事之间。记的应是实事,但是几个月以后就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1927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日记九种》,成为畅销书。所以至少在发表出版的时候,作家相信这些日记是有文学价值的,作家愿意公开他的隐私。也不能完全排除作家在发表出版时,有局部文字增改修饰。既然作家在发表日记时,已有心理准备,要把私隐曝光,照常理说,作家应该尽量公开一些对自己形象有增色的内容,或者尽量减少对自己道德风貌有损的文字。可是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日记,写了不少柔情正义,但也有不少荒唐邪念。前者如思念家人等,真挚感人。但是后者,有些明明损害作家形象的细节,为什么还要记下来,还要发表?是不在乎人们的议论?还是故意挑战社会习俗?或者“隐善扬恶”,也是吸引读者的手段?


二 改变郁达夫人生轨迹的女人

1927年1月14日的日记,讲了穿皮袍子太热,以及白天一些杂务琐事后,提到一笔:“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当时郁达夫31岁,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已是中年,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浪漫颓废文人。小说常写性苦闷,又说是自叙传,人们完全有理由会觉得这个作家,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老司机”,阅人无数了。《日记九种》里就有实证,不久前在广州,1926年12月3日,就有半夜送女作家白薇回家,郁闷到划船,几乎招妓的记载。 [4]


1月14日日记说,“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这个“又”字值得推敲,这明明是郁达夫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又”是指自己“丰富”(或者是想象丰富)的感情经历。可是这样一个中年浪漫文人,怎么就会在几十分钟的偶遇当中,就断定眼前的女子会决定他的后半生呢?(而且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一见钟情是作家的虚构?还是作家的实践?


日记里提到的孙君叫孙百刚,他后来为这个事情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反复记录他一生碰到的最重要的文学事件。1月14日以后,郁达夫几乎天天到孙百刚家里,表面上请他们吃饭、看电影,其实是找借口见王映霞。孙百刚夫人马上就问了,郁先生,您夫人来了吗?目的当然就是提醒女学生小心“老司机”。《小团圆》里邵之雍拜访九莉,张爱玲的姑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孙百刚和周围的人哪里挡得住郁达夫的热恋之火。


第二天日记写,郁达夫出席邵洵美的婚礼,和周作人通信,老婆又来信,“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女士颠倒”,“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1月16日的日记又写,“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二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之后的郁达夫日记,真是“日记”——几乎天天记载,1月17日,“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1月18日下午,“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月19日,拉了蒋光赤一起拜访王女士,晚上又看电影,不知怎么,感到“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作”啊,什么叫作家,就是“作”的专家)


王映霞是一个聪明的杭州女生,学校课文里已读过郁达夫的作品(不少青少年是因为课本才读文学)。周围的人都很理智地反对,因为郁达夫年纪大,已婚,颓废浪漫“人设”等。之后几天郁达夫再找,王映霞就回避。没有明确表态,把郁达夫急死了。


1月20日他找徐志摩谈,找徐志摩能请教什么经验?1月21日日记说,“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1月23日,听说王映霞回杭州,郁达夫一个人到上海火车站,先坐到龙华,然后坐车到杭州,一路等到半夜,在西湖边上开小旅馆,第二天又到城站去死守,下雪天,没有结果。1月24日,只能回上海,一个人哭了个痛快,那个时候他认识王映霞已经十天了,或者说还只有十天而已。


三 革命文学与恋爱伤感两不误

再回到作为转折点的1月14日的日记,郁达夫在孙百刚家里偶遇王映霞以后,下午就去闸北创造社出版部,听说上海当局要封锁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月,北伐军正在浙江和孙传芳作战,日记最后一句是,“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说明1月14日日记里的郁达夫,革命文学跟恋爱伤感两不误。


这一时期的《日记九种》,常常谈论政治。1926年11月12日在广州,“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1926年11月21日,创造社内斗,他从这个话题讲到了“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11月26日,他说,“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为政府危,也为政府惜,这是知识分子常见的感时忧国自作多情)


再看1月25日的日记,白天处理了创造社的出版事务,碰到了林徽因,晚上和朋友去南国社,“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12点后,和叶鼎洛到四马路痛饮,两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无奈这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这两个醉汉,连人家街上的妓女都害怕了。“走到十六铺,又和巡警冲突了很多次,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 [5]


一个男人,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在几天之内,又怀念妻儿,又狂恋女学生,又鼓吹革命,又流落街头,碰到中年性工作者……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不被惩罚已算幸运,为什么要写出来?发表了,人们又会怎么看呢?那个时代,当时社会又怎么会容忍甚至理解这种现象呢?


据郁达夫日记,1927年1月25日半夜,他遇到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坐到天明(原来只是坐到天明)。第二天日记说,“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睡了一睡。”(什么叫“睡了一睡”?含糊其词,何必写出来呢?)“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巢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洗澡。”然后,郁达夫又去创造社出版部鼓吹革命文学,又给妻子和岳母写信,晚上又在打听王映霞的地址。


郁达夫之后能和王映霞在一起,也不完全是因为死缠烂打、狂追热恋,部分原因是王映霞的外公——王二南先生自己写诗,很欣赏郁达夫的文才。王映霞小名金锁,金锁改姓王,就是因为她外公。郁达夫后来也没有跟孙荃离婚,只是出现了一种当时叫“两头大”的局面,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允许,谁也不做小,谁也不做“小三”。王映霞当年如何大美人?照片上也看不出来。不过80年代,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郁达夫,丁景唐先生建议我去拜访王映霞。那时她应该70多岁了,但确是仪表非凡,很有风度。这次再写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在下书架上找到一本《达夫书简》,上面写着“给子东小友”,还盖了两个章。很少有谁称我“子东小友”,现在听上去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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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一起以后,创作完全转向了,之前是颓唐、伤感、民族、性、郁闷,之后就是潇洒、游记、散文、寓情、净化。一个女人对作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即使在“五四”时期,这样的例子也不多。


《日记九种》还有不少精彩细节。如1927年3月7日,初见王映霞的一个多月之后,“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开旅馆半天,做什么),“外面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kiss激励革命、爱国!“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融化在一处了。晚上独坐无聊,又约了蒋光赤谈到天明。”


蒋光赤是当时左翼文坛的代表人物,本名蒋光慈,为了表示“左倾”特地改名。50年代复旦学生一度也重写文学史,“鲁、郭、茅”之后,第四位就是“蒋”(可是在特定时代语境,又姓蒋,又一个光,怎么改也没用)。真不知道郁达夫初次kiss以后,跟蒋光慈这一个晚上谈了一些什么。但是仅仅四天以后,3月11日记,“映霞在我的寝室里翻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苦极了……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若恋爱的滋味,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只愿意死。不愿再和她往来……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原来kiss是可以的,但写kiss是不好的)不过这些日记,几个月郁、王在一起后就发表,并没怎么删改。


人们不禁会有疑问:郁达夫的这些日记,不管是真的记事备忘,或者有意无意有虚构创作成分,写恋爱写革命就可以了,写愧对妻儿也还可以理解,但何必要写隐私当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一面呢?何必要追女生不成,就去四马路宿娼、吸鸦片呢?不管是真宿还是假睡。他较早的日记里边也有一笔,1927年的1月3日,“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跟人家夫妇一起去,直接在日记里说,喜欢人家的太太。想想就行了,还需要在日记里记下来并拿出来发表?同月9日记,“和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你跟人家俄国人的太太,根本话都说不了,记在日记里说谁的太太好……


我们在一百年后写日记,这种心思还会写吗?出版社发表之前,不看看吗?这又不是微信,现在微信、脸书也一样不敢写吧。


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小事情,却带出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说明郁达夫无论为人,或者是写作发表日记,都是不拘小节。或者他不认为自己生活和人性中的这些弱点有什么错,至少它不是罪。这是一种对自我,对人性的一种信任。或者他明知人人都会掩饰这些“小节”,其实是习惯成自然的虚伪,所以他就故意暴露自己缺陷弱点,“隐善扬恶”,以显示真实。第二,也说明“五四”时期社会道德氛围相当宽容,允许、理解,甚至欣赏文人有可以这样自己表达的真性情。


20年代中国作家的心态和生态环境,后来再也没有了。


四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戏剧性爱情

王映霞后来也介入了30年代上海的文化圈。鲁迅著名的旧体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面题字就是“达夫赏饭”。王映霞主张移居杭州,在杭州盖了一个别墅“风雨茅庐”,也和不少国民党要人交往,当时她喜欢坐的车就是杭州的002号,是市长的车。但盖别墅也欠了债,现代文学极少能有纯粹的职业作家,郁达夫1936年就去福建做参议员。抗战中“风雨茅庐”成了日本人的养马圈。郁达夫认为王映霞逃亡途中在兰溪和国民党官员许绍棣有染。许绍棣之前因为通缉鲁迅而出名。郁、王的婚变在武汉闹上了报纸,不少朋友去调解。1989年夏天,我在德国巧遇94岁的画家刘海粟,他告诉我一些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因为他当时也参与调停。刘海粟认为郁达夫小说散文都不如他的旧体诗。郁达夫、王映霞后来去了新加坡,郁达夫把他想象的太太出轨的细节全放进古体诗集《毁家诗纪》的注解里,发表以后王映霞才看到。所以,关系彻底破裂。狂恋的另一面,就是超级嫉妒,甚至演变成仇恨。


无论如何,王映霞改变了郁达夫的一生。作家后来逃亡印度尼西亚,二战结束时被日本宪兵所杀,晚年的故事也极有戏剧性。 [6] 王映霞40年代以后,嫁了一个钟姓商人,平安度过了一生。90年代以后,诗人汪静之回忆说,王映霞原来跟军统的戴笠有染,相关材料在百度上也有,不知真假,“小友”许子东不敢乱说。


[1] 郁达夫:《日记九种》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1927年。


[2]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46—47页。


[3]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4] “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微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院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场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至14日,参见《日记九种》,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26—27页。


[5]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6] 1985年北京开会纪念郁达夫逝世40周年,我曾负责为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起草报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怀疑郁达夫是否死于日军之手,但经过非常认真的南洋实地研究考证,最后他找出了确凿的证据,的确为日本宪兵所杀。唯细节和时间地点,均和胡愈之的回忆不同。参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李振声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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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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