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恩海 李天保: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5-09-30 11: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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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海   李天保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唐文的书目有20余种。对唐古文进行系统研究的要算30年代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手抄本)和40年代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这两本书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钱基博《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力作,从“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诗集”六个方面系统地作了研究,涉及到了韩愈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两本散文史著作提到唐文,一本是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一本是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这是两部较早的中国散文简史。其他大部分是普及性书目,研究的水准不是太高。例如,吴树滋的《唐文观止》(成都,经纬书局,1949年版),还有徐洁庐编、吴虞公校的《唐代文选》(上海大通图书社1936年版)等。

   这一时期对唐文进行整理的只有史学大师岑仲勉。岑氏作于1939年之《读〈全唐文〉札记》,对清编《全唐文》进行了重要的校勘和疏证,厥功甚伟。此后,岑氏还广泛搜寻了一些唐代的墓志文、碑刻文、石柱刻文等。

   以上可大致看出这一时期唐文研究的状况,唐文研究的论文、专著的数量都非常少。对唐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除了对“古文运动”主将韩愈、柳宗元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外,其他许多唐文作家研究都是空白。这显然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变革,解放出了一大批文学爱国人士;同时,一批留学西洋的学者也回到国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内矛盾的上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一边从事民族救亡运动,一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科都缺乏人手、经费的支持。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唐文研究也是如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广,对封建旧文化的革除极有好处,其负面影响则在于对传统文学否定过多,未能公允地认识传统文学的价值,因此也就导致对唐文关注不够。

   其次,就唐代文学研究的内部而言,唐文研究远远逊色于唐诗研究,就连闻一多先生这样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等著作问世,却未能涉足唐文研究。造成这一状况,实际上是由唐文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诗是抒情性的,易于读解,文虽然不排除抒情,但实用性更强,且篇幅比诗要长,唐文有许多是墓志铭、碑文、章表疏奏、石刻文等,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易读解,其精美华丽的骈文也不合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唐文古雅硬直,不如宋文的通俗平柔,对不同风格的偏好,导致唐文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局面。

   建国后三十年的唐文研究(1949-1980)

   建国后的唐文研究处于起步徘徊时期,此时期唐文研究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有200多篇。这些论文几乎青一色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身上。尤其是柳宗元,由于被尊为“法家”,所以更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研究韩柳的论文,多集中在韩柳思想性的研究上。如:黄云眉《韩愈的文学评价》(《文史哲》,1956年11期),王达津《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河北日报》1962年3月23日),还有唐艮、周惕平《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9期)等。此外,对韩柳单篇散文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中对韩愈《师说》的研究是一个亮点,论文的数量达31篇。柳宗元的《黔之驴》、《永州八记》、《六逆论》、《捕蛇者说》、《小石潭记》、《封建论》均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他思想性比较强的《封建论》,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论文达27篇。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论文迎合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所以学术水平不是很高。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唐文研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一些论文的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政治革命的口号,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读柳宗元〈封建论〉》(大批判组,《福建师大学报》,1974年1期),还有发表于197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的论文《甩掉包附,轻装前进—读柳宗元〈蝜蝂传〉所想到的》,广西柳州拖拉机厂的工人还出版了《柳宗元年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此类论文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这一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如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振甫的《韩愈的散文的技巧》(《新闻战线》,1959年22-23期);林昭德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思想与艺术》(《语文学习》,1959年10期),振甫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长江文艺》,1962年1期)等。这一时期对其他唐文作家研究不够,许多方面都是空白,倒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论文有26篇之多,如蓝锡麟的《〈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西南师范院学院学报》,1980年4期)等。

   这时期唐文研究的专著,约有6本。最为著名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共十四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深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有关柳宗元文及其诗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该书是章士钊研读柳宗元文数十年的结晶,赞赏柳宗元“唯民为主”的思想倾向,虽扬柳抑韩,存在不少偏颇,但资料丰富,时有新见,瑕不掩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上乘的学术经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该书叙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唐朝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唐朝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另外4本是关于韩柳的,例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钱基博的《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顾易生的《柳宗元》(中华书局1961年版),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总之,建国三十年的唐文研究,研究的面有所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左右较重,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尤其是文革十年,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唐文研究处于低谷与徘徊之中。这一时期的唐文研究也小有成就,但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寒心。唐代文学研究在失望中徘徊,在徘徊中等待,等待唐文研究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近二十多年来的唐文研究(1980-2002)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充满了新春的无限生机,这也是近百年唐文研究真正春天的到来,唐文研究开始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就发表有关唐文的论文而言,据全国报刊论文文献索引统计:1980-198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为218篇,1990-2002年为276篇。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八十年的研究总量的两倍。这些论文按研究内容对象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一)从整体上探讨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多集中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上。这也是二十年来唐文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认真分析了“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期、成就等,已经透过表象的描述,深入到发生的背景、特征的总结和内在的联系。主要沦述古文运动产生原因的主要有:(1)罗宗强《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才出来》(《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7期),(2)葛晓旨《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学术月刊》,1987年11期),(3)吴湘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1期)等;对古文运动作评价的论文主要有:(1)蒋凡《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再评价》(《古代文学理论丛刊》,1979年1期),(2)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4期),(3)陶新民《唐代古文运动冉审视》(《学界》,1997年2期)等。

   (二)二十年来对唐文作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论文,尤其对韩愈和柳宗元的研究是唐文研究中的热点中的焦点。据全国文献报刊论文索引,1980-2002年间对韩愈文研究的论文有167篇,对柳宗元文研究的也有132篇之多,占该时期唐文研究论文数量的一半强一些。这些论文的题目呈现出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多集中在韩愈、柳宗元文的艺术性和单篇散文研究上。例如对韩柳散文艺术性作研究的主要有:(1)吴小林《论韩愈散文风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2)邓小军《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人文杂志》,1994年1期),(3)胡守仁《柳宗元散文述评》(《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期),(4)吴小林《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5期)等。对韩愈单篇散文的研究有金启华《说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及其它》(《光明日报》,1987年1月13日)等;对柳宗元单篇散文的研究则集中在《永州八记》上,例如: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4年6期)等。

   (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盛唐古文作家群、晚唐小品文也进行了整体的研究,例如:(1)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2)屈光《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柳集团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4期);对晚唐小品文研究的有,刘古卓《一塌糊涂泥潭里的光彩和锋芒——浅谈晚唐小品文》(《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3期)等。

(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集中在唐文其他作家的单篇文章上。例如:对王勃文的研究有20多篇,多集中在《藤王阁序》的研究上,如《遭挫折而思进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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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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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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