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恩海:文化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传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3 次 更新时间:2023-03-04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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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海  


演讲人:雷恩海,兰州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演讲地点:兰州大学网络课堂 

演讲时间:2022年11月


《传习录》记载了这么一件故事:王阳明在南镇与朋友、学生讲学论道,友人指着山间盛开的一束鲜花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山中的一束鲜花,当我们没看到它的时候,它不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内;一旦为人所认知,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说的内容也符合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状态: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习焉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因此便有深入认识、理解的必要。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内容丰富。本次讲座我们介绍其中几种的脉络传承。

以人为本:从个体到家国

以人为本的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可亲近,不可卑下视之,因为民乃国之根本,根本强固,国家才会安宁。《尚书·酒诰》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人不要把水作为镜子,而应该以庶民百姓为镜子。可见古人颇为重视民意。《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一个国家要兴旺的时候,肯定是看重庶民百姓的意见。在近两千七百年前,古人就有这样的认知,是非常了不起的。继而儒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

在古人的认知中,首先由述祖德、颂家声开始,重振家声,走着走着,就走出狭隘的自我范围,上升到族群、国家的层面,如杜甫、岑参等皆如此。每个人的起步,不一定就要树立多么高远的理想,而应多从身边琐事做起,不蹈虚空。

古代传统诗文,多抒写由个人而至族群、国家甚至人类的普遍情感。这种基于个体而至家国的深切体味,遂具有通性之真实,其感人也深。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春江花月夜这个独特情境的深切感知,由个体的丰厚情蕴,推己及人,到了广大的人类。开篇就讲初春时节,浩浩长江和东海相连,潮起潮落,而大海之上,一轮明月随着海潮而冉冉升起,天地如此澄澈,令人心旷神怡,深感天地广阔、宇宙无垠。这么美的景象下,“何处春江无月明”。于是诗人生发联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自有人类以来,谁是第一个站在这江边欣赏江天月色、春夜鲜花的人呢?转念一想,世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轮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照临大地?浩茫广阔的宇宙、邈远悠长的历史,的确是无从知道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好在人类的生命是连续的,只要有人能够欣赏到这美好的江天月色,就是美好的、幸福的,就是永恒。“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多么健康开朗、豁达向上的人生,所以诗人也就不伤感了:我不知道未来的人谁会看到这美好的江天月色,但是只要长江之水浩浩东流,这美好的江天月色将会永远存在,故而诗人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多么美好!天空的一缕白云,轻轻地飘走了,诗人想到了今天晚上在江头渡口,也许有人在那儿深情眺望,期盼远行的游子在朗朗明月下,乘一叶小舟翩然归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诗人真挚地赞美这种人类的美好情感。“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即使今天不能团聚,但都能看到这美好月色,也是幸福的。美好的春天即将逝去,许多游子在外漂泊,奔波劳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诗人将自己在春江花月夜所见所思,扩展到祝愿天下有情人人生美好上。只要今天晚上,有趁着江天月色能够回家的人,那么就是幸福美满、令人期待的。所以,诗不是写自我,而是由自我的感触而超脱出去,写到一种普泛性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正是古人以人为本的重要表现。

自强不息:从达观到无畏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正常,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想法而改变,所以君子应当取法天,正道直行,自强不息。《汉书·董仲舒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要是应该做的事情,下定决心去做,不是为了利益;只要是道义明确支持的,无论下多大工夫,都是必须投入的。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一直很突出。唐朝刘禹锡年少才高,积极参加永贞革新,后来被贬远州刺史,在路途中又降为州司马。十年后方被调至长安,拟授予官职。回来以后,刘禹锡旧地重游,作《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结果再度被贬斥远州。又历十三年,经扬州回长安途中,白居易宴请,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感慨的是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则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赠,以乐观的态度,表达其绝不气馁的昂扬精神。“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二十三年被抛弃于天荒地老之地,但刘禹锡达观超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曾经如花树一样绽放过,也像百舸争流的航船一样,奋争于浩浩江水,而今虽为沉舟、病树,但放眼未来,前途可期,“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在对困境的化解能立、对脱困的积极态度。到长安之后,刘禹锡又作《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虽多次身处困境,却仍然是那个乐观豁达的刘禹锡。

北宋文豪苏轼,曾深陷“乌台诗案”几乎丧命,“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二首》),后贬谪黄州,实为羁管。当是时,年届五十的苏轼生活极其艰难,“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日常生活“痛自节俭”,“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的欲求,“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年之道”(《与李公择二首》),他倒是把穷困生活当作养生良方了。苏轼偶尔扁舟草履,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渔翁、樵夫相处,往往为酒醉之人所推骂,不以为忤而反以为喜,庆幸自己混迹于市井、山林之中,那个动辄得咎、名满天下的苏轼已渐成“普通人”,不为世人所知,庶几可以省事避祸,“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他体会到了其中的“至乐”,不可名状,且深叹此法之奇秘。深自蹈晦的苏轼,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心境颇为凄凉,深感人生如梦,常常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隔一二天即往城南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公元1082年,也就是元丰五年,贬谪三年之久的苏轼于春季的一次普通出行中路遇阵雨,没有雨具,同行者皆狼狈。苏轼却以竹杖芒鞋,缓步徐行在穿林打叶的阵雨中,放声啸吟,遂顺自然,无所畏惧。他把一次偶然的风雨遭遇,升华到人生哲理的体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经历风雨之后的淡定,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坚强信念,令人感动。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思想、心态、坚韧的精神,即使经历几许“人生几度新凉”,苏轼仍然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

王阳明《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乃其人生精神之升华:“孔颜心迹皋夔业,落落乾坤无古今”,诗人希望传承孔子、颜回之儒家学术文化,如周朝皋、夔为民生做出一番伟大事业。“公自平生怀真气,谁能晚节负初心?”上句说毕方伯,平生有真气,所谓真气就是元气;下句说自己,当年立下的志向绝不会放弃的。“猎情老去惊犹在,此乐年来不费寻”,见猎心喜,传承文化、建功立业之心念没有丝毫的衰减。“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狭小逼仄的空间,无法自由,然而始终要有摆脱困境,登上山巅,放声高唱,获得自由与疏放的精神。也就是说,人生难免要处于矮屋低头的状态,但是不能不保有“且从峰顶一高吟”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奋然前行。

厚德载物:从规范到提升

《周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顺也,君子要培植道德,来承载万物。古代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就是对人的要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仁者,爱人,仁德,有仁德之心。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被视为仁。所以说“仁,人心也”。义,行为的准则。“君子义以为上。”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计利害,都要去做。“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人是有底线的。人之正路为义,羞恶之心为义;人要有底线思维,不能突破,这也是义。礼,指基本的社会规范,基本的伦理原则。礼是外在约束性的。仁和义是内在发生的东西,自我的道德充溢;礼是外在的、社会性约束的东西,是社会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仁义是内在的东西,靠道德的自觉与认知,而很多时候做不到自觉,就需要靠外在的规矩——礼——来约束。因而,礼与仁义是相辅相成的。当礼达不到应有的约束时,就上升到法的层次。所以在古人的认知中,礼法一体,法是强制性的,是要承担后果的。“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社会性的规范与约束。“民之于礼也,如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鱼是要在江海中遨游的,野兽是要生活在山林里的,人有礼的约束,就好像野兽有笼子一样,鱼有池塘一样,所以“勉强而制尔”(李觏《与胡先生书》)。人之侈纵奔放,就好像野兽对于山林,“禽之于飞翔也,鱼之于江湖”一样,那是本性,即情之自然,所以礼的强制性是需要的。智,智慧,“凡以知,人之性也”,人是有认知能力的;“可以知,物之理也”,可以被认知,是事物之理也。人有认知能力,客观事物有被认知的可能性,就达到了。为什么要学习、要读书呢?就是主动地扩展认知范围,提升认知能力,提高理性的思维水平。信,人言为信,所说与所做完全一致,“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忠信是礼之本,所以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古人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与日常行为、生活准则密不可分。因而,人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才能厚德载物。唐朝诗人王维《西施咏》歌咏美人西施:“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说的是西施长得那么漂亮,不会长久地贫贱下去,自然会发迹变泰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早晨还是越溪边浣纱女子,晚上就被召成了妃子,这身份变化如此之快。王维感叹的是,人的地位变化所带来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变化:“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贫贱的时候,自己没觉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身份一变化,就觉得确实不一般。“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日常生活皆有专人侍候,然而更为可怕的是“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吴王越爱她,她越骄横,吴王越喜欢,她越是不顾是非,变本加厉,恃宠而骄,妒忌排斥。王维此诗的抒写可谓深刻,说透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有鉴于此,仁义礼智信对人自身的规范才更加有意义,一种自我充实,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也可以让自己在精神上显得强大。

北宋张载《西铭》讲透了厚德载物之意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人三才,而人与天地同体,因而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百姓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是我生活其中所依凭的必要条件,因而说所有东西都和我是相合的,家国一体:作为个体的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尊敬、爱护年龄大的人,让他活得更长寿,更舒心;“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对那些孤幼者,应该给予慈爱关怀,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使之长大成人。“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圣贤是品德思想合于天地之德的人,出类拔萃者。“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因此要予以真切的帮助。“富贵福泽,将以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如果拥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将会发展得更好;如果身处贫贱忧戚,将激励奋发,成就一番事业,绝不自暴自弃,这就叫厚德载物。因而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生存是我顺应自然,顺应天道,死亡乃回归自然,是生命的本然状态。

和而不同:从会通到坚守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只有多方吸收信息,兼听而不偏信,才能全面掌握信息,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国语》载,周幽王八年,史伯给郑桓公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批评幽王去和而取同,主张和而不同。“以它平它谓之和”,简单来说就是相同的、不同的事物,互相的一个汇合、化合,而产生新的事物叫和。“以同裨同”,相同事物的堆积叫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侍于侧,宠臣梁据驾车驰来,齐景公眉开眼笑道:“唯据与我和夫。”这是说,朝堂之上只有梁据懂齐景公的心思。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梁据是同而不是和。和乃将不同事物相互化合、激发,就像做肉羹,以水、火、酰、醢、盐、梅、鱼、肉等各种食材一起煮炖,“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从而造成平和美妙、多重叠加的滋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然而,晏子指出梁据不是这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也就是国君赞成,梁据亦赞成;国君反对,梁据亦反对,这是同而不是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因此,所谓和,即相反而相成,是听取不同意见的全面考量;同,则是单一的重复,是偏听偏信。孔子总结这一思想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后来苏轼在这一思想认知上又进一步发展:“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这就是单一的同而非和,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与成功。

居安思危:从茅屋到广厦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古人认为,从个人而言,人不能全面把握外在的环境、因素,因此需要居安思危,以忧患意识面对可能到来的困境,未雨绸缪;从群体来讲,先民多经历自然灾害、冲突袭扰以及种种不可确定的意外,因此也需要居安思危,以忧患意识而予以先期的警醒。“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俚语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提示人之自觉。

唐朝大诗人杜甫是把这种忧患意识贯彻于诗文中的代表。从“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人的忧患意识不仅是个体的自觉,最终落脚在对天下苍生的挂念,能够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窘迫,生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宏愿,诗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对个体的悲叹,而是从个体到家国的自觉。

这种忧患意识,最终在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被归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此后历朝历代士人的精神坐标。

小结

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思想、和而不同正道直行的处世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

这些精神财富不是彼此孤立的。北宋程颢曾做《秋日偶成》二首,其一有云:“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秋高气爽,登临百尺楼台之上,看看世人多追名逐利,如同黄昏时无序而成群飞舞的蝇蚋,不知道方向,浑浑噩噩。古来兴废如同水中浮沤,转瞬即逝,因而人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人要有颜回退居陋巷、安贫乐道、自足的精神境界;又要有李白那样追求功名事业的赤诚——这两者皆可提振人的精神,将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和李白成就功名的鸿鹄之志很好地结合起来,“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获致一种精神的自足与自由。其二有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颢以为,具有孔颜乐处的精神状态,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从容对待,从不焦虑,葆有一种自然状态、良好心境。天地万物,皆是自然而然、生生不息地发展,“我”是天地之中的一分子,随顺天命,随顺自然,具有圣贤境界,却仍是一种凡人本色。追求天道,通于天地有形之外,又能在世间纷繁复杂的万物和风云变幻中,体悟高妙之道。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四重境界说。一是欲求的境界,欲求的境界就是生物性境界。食色,性也,也就是人的本能。不满足这些欲求的境界,保证不了肉体生存,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精神的追求。二是求实的境界。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要得到什么益处。比如工作了一天,获得了一天的收入,这就是求实的目的,很明确,很现实。三是道德的境界。道德的境界是有意识的,要表现出有所追求,而这种道德的境界,高于求实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之下,是人们被社会所认可的更高的一个层次,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四是审美的境界,也称天地境界。就是说做事,是自然而然就想去做的,发自天性,自然而然就达到的那种境界,不求功利、不计毁誉。其实,这四种境界不是截然分开的,是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的,往往是交叉、重叠的。程颢诗作所追求的状态,正是这里的天地之境界。

正是这种从古至今的呼应,让传统人文精神得以传承,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柢。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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