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6 次 更新时间:2005-12-16 00: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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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 (进入专栏)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纷纷扬扬的关于理性选择的议论,笔者却感到一种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感性选择,很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深入思考。因为,感性选择是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传统根基而且至今仍然发生着基础作用的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一定要经过感性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刻底蕴和民族特色。

  

  一、感性选择概念的缘起

  

  感性选择是个很少有人谈及的概念。一般说来,人们在传统认识论的视野里谈论感性概念,用来指谓简单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被动的意识活动,因此,以之为根据的感性行为,也就自然谈不到是主动的选择,感性选择概念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便有人很随意地偶尔提到感性选择,也往往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在歌颂理性选择的语境中指责那些被看作浅薄、低层、无效的行为。

  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感性选择的地位和意义就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不仅是现实的社会选择形式之一,而且它还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联,具有比在西方深厚得多的社会根基。

  康有为、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时,已经丰富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方式的感性特征,如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等。虽然他们直接论述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实也是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选择方式,因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选择行为,所以论述社会行为方式也就是论述社会选择方式。今天的中国同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期康有为等人面对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2千多年形成的传统并未断裂,传统规定着的选择方式也未完全改变,特别是选择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依然存在。

  康有为等人虽然论述了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感性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感性选择概念。因此,我们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讨论中国人的感性选择问题,还必须对感性选择这个概念作一番界定。感性选择概念是在同理性选择相区别的含义上提出的,所以,要想说清楚感性选择,又应当首先明确一下理性选择概念。

  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泊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在西方学术中,那些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称为非理性型选择。非理性选择指谓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为。

  无论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这两个概念都不能恰当地指代中国人的选择行为。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的选择方式而言,以土为本的中国人在开展社会活动时,虽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经济人那样合规律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像西蒙和科尔曼等人所论社会人那样能科学地处理信息、合理地调整个人同组织的关系、有效地预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但是,中国人也不是反原则、反规律、仅靠本能冲动开展社会行为的。中国人靠的是亲情关系、熟悉联系,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行事是有规则的,只不过中国人行事的规则不是普遍化、概念化的原则,而是作为传统和经验而发生作用的“礼”。(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礼治秩序”的论述,透辟地揭示了中国人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的本质特点:感性化!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无需规律’”,(费孝通,1947)“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人选择方式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礼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是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用逻辑推论、不用计算预测的传统经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形象示范和规定作用的仪式。不用逻辑推论,只需直接作为经验模式去效仿等等,这些都正是感性活动的基本特征。连同关于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依靠亲情、熟悉、血缘等关系的论述,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性的感性特征。

  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相比确实有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并未改变,感性选择行为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世界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我们十分耳熟的话语,真实而亲切地表征着我们平时社会活动的特点。甚至“非规则化”、“无规则游戏”、“情大于法”等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也从很广泛的层面上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特点。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感性选择概念,绝不仅仅是讨论中国人的旧传统,而且同时也在论述实实在在的现实。

  

  二、重新认识感性选择

  

  虽然感性选择是基本、普遍、真实的社会行为,无论哪个民族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它却一直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感性行为是应该服从理性原则的控制对象,感性意识是有待理论思维批评、梳理和提升的对象,这在中外似乎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压抑感性的历史。(弗洛伊德,1984)在西方,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感性的控制与征服;在中国,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则主要表现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感性行为的训诫与抑制。这种情况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越演越烈,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无法列举的理性化形式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的感性活动扑来,感性选择正面对日益沉重的压抑。

  然而,既然感性选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方式,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默默无闻地等待理性的征服与控制,它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对理性压迫的抗争,也必然引起理论思维对它的注意和辩护。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也不乏褒扬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的思想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认识论哲学中,尽管各种哲学流派都把理性思维看成人类的高级思维形式,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才能真正发挥人类认识活动的价值,但是,培根、洛克、休谟甚至贝克莱等经验论者,都从一定角度论述了感性的价值,对单纯肯定理性的倾向给予了批判。至于被列宁斥责为感觉主义的马赫,在其依据许多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感性活动给予充分肯定的论述中,也提出了很多纠正单纯理性主义、正确估价感性活动意义的观点。(马赫,1986)

  应当说是被后人指责有折衷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康德,最先明确地突破了仅仅从认识活动的等级秩序上来讨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的陈规,采取了划界分工的方式给感性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间,感性第一次在理性面前有了立足之地。在康德那里,感性不仅仅如洛克所言具有搜集材料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整理材料的形式——时间和空间。这就意味着感性不仅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而且它还具有综合与再造的能力。因为整理是聚集、区分和形塑,感性借助这种技能可以把杂多的感觉材料在时空形式中呈现为可以被人们知觉的现象。(康德,1960)

  与康德同时代的歌德和席勒,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感性的地位与功能。

  这两位浪漫主义运动领袖认为,感性是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它不是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相反倒是高于理性的意识活动。在他们看来,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理性意识和理性化活动,是分裂性的意识与行为,人类社会的异化与分裂都是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后果,只有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具体形象性的感性代替理性,才能把人类社会从异化的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光潜,1979)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出现了更多更加坚定地反对理性专断的思想家。现象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符号哲学代表人物卡西尔,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等,纷纷举起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人文主义浪潮。这些思想家已经不是抽象地反对理性,而是明确地提出批判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工业理性,并且认为这些理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理性。他们不是单纯地分析理性的缺失,而是在深刻反省理性原则和理性行为的基础上,既重新认识感性的地位与作用,又修复理性与感性的并存关系。

  马尔库塞是战后对理性和感性关系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了工业社会片面崇尚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提出要以艺术理性代替科学理性的理性革命主张,另一方面又别开生面地举起感性革命的大旗,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感性意识与感性行为。(马尔库塞,1969)在马尔库塞看来,无论感性意识还是感性活动,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不仅不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只有提升到理性层面才能做出符合人类本性的选择与创造,而且事实上只有感性才真实、具体、综合地表现人类本性,也只有不脱离感性才能脚踏实地地张扬人性、造福人生,否则理性将依据专业化、主题化的逻辑把人类领入歧途。并且,感性本身也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其特点在于它依据当下的现实做出具有综合指向的选择与创造,而不像理性那样通过逻辑推理、针对某种分化性目标、遵循特殊原则开展选择与创造。(马尔库塞,1978)

  马尔库塞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用大量事实揭示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如何被单向度的理性化压抑得奄奄一息,人们的选择与创造能力也随之弱化、甚至渐渐消失。马尔库塞用感性的扭曲来概括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当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工业理性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则时,感性已经被压迫得没有真实去感觉的能力,例如根据经济理性而设计的五光十色的广告,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刺激人们的感官,被刺激的几乎麻木的感官失去了鉴别能力,把为了谋取经济效益而倾销有害身体健康商品的活动,当成了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于是,扭曲的感觉误认了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支配着虚假的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彻底异化了。(马尔库塞,1969)

  马尔库塞主张开展感性革命,重新塑造人们的感觉,通过艺术形式开展一场重建人们感觉能力的文化革命,恢复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进而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开始造就一代新人,彻底克服人类社会的异化。(马尔库塞,1989)

  我们考察西方学者的上述理论观点,目的不在于系统说明他们怎样论述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而在于试图从中引出思考中国感性选择问题的借鉴。面对西方学者对感性和理性问题的论述,我们是否起码应当得到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理性选择看得至高无上,一些西方学者在社会理性化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感性活动或感性选择,并且不断地张扬它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而我们立足一个具有深厚感性选择传统的社会,在理性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之际,却为什么一古脑儿地贬斥感性,一窝蜂地弘扬理性?笔者近日曾在互联网(中文雅虎)上搜寻一次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两个概念,竟然发现了3700条论述理性选择或与之相关的信息,而关于感性选择的信息只搜寻到10条,天壤之差!足以可见中国人对理性选择的热望和对感性选择的淡漠。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二,从康德为感性活动确立存在根据和明晰展开形式,到马尔库塞论述感性的选择性与创造性,并提出开展感性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正是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两次社会转型期,在西方社会转型期,西方学者对感性同理性矛盾关系的持续深入探索,说明感性与理性或感性选择与理性选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真实的、重大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并且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学者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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