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13: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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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中国社会学在发端之初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一体,既接受了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也承继了中国学术传统之精华,展开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建构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学理论,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显著贡献。中国社会学应当认真总结因人文精神而兴、借科学精神而实的历史经验,突破单纯经验化和技术化的狭隘倾向,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表层化和边缘化困境。

  

   自严复和康有为等人论及群学以来,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形成与历史演化,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虽然同西方社会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在思想渊源、现实基础和面对问题等方面的特殊性,所以在价值追求、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会学有很大区别,明晰这些区别的根据和必然性,不仅可以把握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而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建构汲取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

   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是直面社会危机而诞生的。西方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阶级斗争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所以孔德为实证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列强入侵而导致中华民族危亡,因此严复、康有为等人为中国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呼唤国民团结自强,实现民族复兴。

   毫无疑问,重建社会秩序和实现民族复兴都是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此而言,不仅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价值中立,而且中国社会学也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追求。在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历史中,也找不到哪一个学术流派或哪一位社会学家是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待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所以韦伯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学术幻境。

   价值追求本来是主体原则的伸张,然而在孔德那里却被认为是对客体规律的服从。因为孔德认为,社会秩序是像星体运行规律一样的铁的必然性,所以追求社会秩序的重建,其实质乃是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尽管孔德也承认社会秩序中有人为秩序的成分,但是他最终还是以物理学家的科学眼光确定实证社会学的任务。严复引入的西方社会学是比孔德追求的具有更加严格的客观性或科学性的斯宾塞生物社会学,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也用客观规律解释中国应当变革图强的价值理想。

   然而,不仅民族危亡的灾难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民族危亡面前无动于衷的国民意识又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最严峻的事实是国民迟钝甚至麻木的主观性。所以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很快从注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中产生了注重主观教化的人文精神。与注重教化的人文精神相关,社会学一开始被严复翻译为群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社会学被译为群学,不仅因为荀子论及群学,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中国社会学家期望国人团结自强的主张。因此,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传播和研究群学的方式与斯宾塞不同,其主要注意力不在于对群体结构的分析,而在于呼唤国人合成群体、发挥群力,团结抗敌、复兴中华。

   团结合群,是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强烈的时代呼唤,是中国社会学刚刚崭露头角便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精神不是像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中那样的对立关系,而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为中介实现的一种融合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学以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融合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起于明末清初,中经乾嘉考据学派到了晚清今文经学发扬光大。龚自珍、廖平和康有为等人,承继了乾嘉考据学返回古典、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追求,将之与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形成了晚清今文经学。而晚清今文经学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直接源泉之一,尽管其尚未达到现代学术学科化的程度,亦即它还没有明确地分化为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但是其中已经明确地包含了现代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就社会学而言,在晚清今文经学中能够发现很多与社会学明确相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诸如龚自珍等人提倡的客观求实、归纳推理、注重实用等等方法原则,同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都是一致的。

   不过,晚清今文经学中的经世致用原则,又与单纯崇拜科学精神的实证原则不同,它同时也包含了对人文精神的肯定。从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今文经学,到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今文经学中表现出的实证精神都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精神或民族精神。王国维曾批评龚自珍和魏源不惟学术而学术,以致用政治要求冲淡学术追求。梁启超对晚清学术政治化倾向持肯定态度,他明确指出,康有为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倡求真务实,更重要的在于使今文经学政治化,亦即把今文经学的学术研究同民族危亡与复兴直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对中国学术的要求,是中国学术不可推卸的使命,而且也是中国学术超越空疏、走向进步的标志。

   晚清今文经学中的民族精神和政治精神,就是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人文主义者面临的使命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体的生存价值对抗上帝的抽象本体。所以人文主义者呼唤的人性是人的个体性;晚清今文经学重视人的生存价值并不逊于人文主义者,但是他们面对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普遍本体对个性的压抑,而是外族大举入侵导致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简言之,19世纪后期中国人的问题首先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包容所有国人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问题。所以,关心中国人、拯救中国人,就必须首先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就是在19世纪后期中国大地上的真实而具体的人文精神。

   人性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文艺复兴运动呼唤的人性是个性,而中国晚清今文经学乃至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呼唤的人性是群性、民族性亦即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晚清今文经学和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文艺复兴中兴起的人文精神具有互补性。实际上,仅仅强调个性同仅仅强调社会性都是片面的,这个道理在中国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便得到了认识,梁启超从呼唤合群到后来提出改造国民性、化育新民的主张,便十分明显地说明他对人的社会性和个性有了统一的认识。

   晚清今文经学自龚自珍、魏源起就是一种开放的学术传统,所以西方学术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精神不能不对晚清今文经学产生强烈影响。龚自珍重视归纳求证,康有为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效仿几何学撰写《实理公法全书》。但是无论他们怎样重视和学习西方科学,民族危亡都不能不成为他们必须首先正视的严峻事实。只有首先救国保种,然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对中华民族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晚清今文经学中,救国保种、复兴中华是第一要义,注重实证、学习科学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要义的途径和手段。

   康有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把关于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思考,都融入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之中,对社会生活开展的丰富研究,目的都在于支持其社会改良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因此,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社会学输入的,是植根于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强烈的价值要求,而这种政治目的和价值要求,正是中国社会学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的新学术的根本原因。清末民初,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潘光旦、周谷城、梁漱溟等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社会学研究中,与他们对社会学研究给予的价值期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社会学研究不具有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目标和价值理想,怎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吸引一大批热血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呢?

  

   二、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

   中国社会学具有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而这种广阔的胸怀在其开创之初就通过严复和康有为得到了展开。关于谁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严复最先引入西方社会学,所以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还有人认为康有为曾于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群学,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应是康有为。可见,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事实上,严复和康有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但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康有为主要是凭依中国学术传统开展社会学研究,而严复则主要是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推进社会学思想理论的传播,前者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

   内源外引的学术开端,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引入,而且还表明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中国社会学这种双向性开端,一方面要求人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时,既要考虑到西方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又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化变迁中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承认中国社会学这种双向性开端十分重要。这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学不仅仅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中国学术的本土根源,不应像现在大部分论及中国社会学的著述那样,片面地在译介或引入西方社会学方面考察中国社会学的起点,而应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演化中探索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本土根据;其次,中国社会学的双向性开端还说明,不应仅仅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构架来评价和解释中国社会学,而应当同时注意发现中国学者用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应当在同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联系中,评价那些在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

   正是因为把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与发展仅仅同西方社会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一些著述才单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考察和编辑中国社会学史,与西方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缺乏直接联系的、由中国学术传统传承而来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则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以致人们看到的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一部对西方社会学引入和传播的学术运输史。时下在中国社会学界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是:但凡要提到一个新的或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就一定要追寻它的西学来源,并且要表明它的西语词汇,否则其学术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似乎中国学者离开了西方语言就不会说话甚至不应该说话了。

   历史既是过去经历的选择性记忆,也是未来图景的限制性展开。一个学科就像一个民族一样,它怎样选择、记载和编写自己的历史,不仅仅是对自己经历过大量事件的认同与否定,而且还意味着它将用肯定下来的某些人物、事件、范例去设计和展开自己的未来。因为,从来没有像兰克所说的那种纯客观的历史,人们所能见到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传说,确如柯林伍德所言,不过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中包含了理解者的价值原则。因此,历史不是单纯的陈述,而是对过去、现实甚至是对未来的评价。

   由于用一种被简单化了的实证主义原则去选择、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学史,因此很多本来是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做出十分丰富认识、解释和批判的社会学思想却被限制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例如,康有为“去界求同”的制度社会学思想,梁启超的“史迹集团论”和“化育新民论”等等,都是直接对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论述,可是这些植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历史的研究文献中却看不到对他们的记述与评介。

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解释原则同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原则是一致的,而其一致的根据在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学观。黑格尔曾经指出,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能编写出什么样的哲学史。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正是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编写被简化了的中国社会学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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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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