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13: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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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不仅各种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各种理论探索不断深化,而且理论研究的方式与特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之初展现了崭新的面目。

  

   一、研究当代社会学的理论热潮

   时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在香港回归和大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对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不仅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纷纷到西方社会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访问,而且一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有所成的学者也踊跃通过各种途径回国开展学术交流。1998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边燕杰和周雪光等旅美学者介绍了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社会网理论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研究,并结合他们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的显著成就论述了在中国开展社会网研究和组织研究的广阔前景。

   1999年,《国外社会学》第4期刊登了边燕杰全面介绍社会网理论的文章,在国内社会学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社会网理论向中国社会学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当代实证社会学已经出现了新的生长点。因为社会网理论不仅使传统的社会关系研究或社会结构研究展开了新视野,而且它还充分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网络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变化。社会网理论中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重视,不仅发表了一些研究社会网理论的文章,而且开展了很多以社会网理论为理论前提或理论基础的社会学调查研究。

   同年,《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周雪光的文章:《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评述》,其中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评述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组织理论与制度理论。2002年,周雪光又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关于组织社会学的讲学,引起了热烈反响,使组织社会学理论和制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有了广泛传播,组织社会学和制度社会学的研究由此而成为吸引大批学者学术兴趣的热点。

   社会网理论和组织与制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同时,社会资本理论也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他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对社会资本一些深层问题所做出的探讨,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和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也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

   与社会网理论、组织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有密切联系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也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应当把微观的理性选择行为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等的一系列观点,对于理解伦理本位的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对于研究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现象更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刘世定关于经济行为嵌入性和关系合同的论述,不仅分析了经济社会学及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合同与治理结构的理论观点,而且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关系合同做出了理论概括(刘世定,1999)。邱泽奇从工厂化和网络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入手,揭示了组织和网络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系统论述了组织理论的演化与面临的理论困境(邱泽奇,1999)。自1999年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1999),朱国宏主编的《经济社会学》(1999),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2001),周长城的《经济社会学》(2002)等经济社会学教材或学术著作,对于国内学者了解经济社会学基本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述都属于以美国实证社会学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国内近几年关于欧洲大陆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也热潮迭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布迪厄、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的著作近年在国内大量翻译出版,并且还出版了一些关于这些学者思想理论的评介性著作。杨善华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999),刘少杰编著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002),都是近年出版的以评介和研究欧洲大陆当代社会学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另外,这个时期由贾春增、董天民等翻译的《社会学二十讲》(杰弗里•亚里山大著),杨善华等人翻译的《现代社会学理论》(马尔科姆•沃斯特著),邱泽奇翻译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乔纳森•特纳著)等著作,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当代欧洲社会学理论内容。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为国内学者了解欧洲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拓宽了视野。

   当代欧洲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同美国的当代实证社会学理论一样,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说美国流行的当代实证社会学理论以其平实的学术心态建构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理论原则,那么欧洲当代社会学理论则以其浪漫的学术风格阐发了令人产生丰富想象的理论思想。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确有许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实证原则对之开展客观研究,然后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方案;然而,仅仅开展实证研究难以解释无限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具有强烈批判气势的当代欧洲社会学可以激发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思维,对那些错综复杂的的社会现象开展更深入地思考。

   欧洲社会学家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很大兴趣,因为欧洲社会学家论述的现代性观点,特别是被福柯、利奥塔和吉登斯等人批评的某些现代性原则,正是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努力付诸实践的一种理论借鉴。欧洲学者联系西方社会发展史的经验教训而深刻批判的现代性,是否应当是中国社会今天继续实践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学的深思。黄平在其论文《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中,联系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深入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观点,开拓了历史地、具体地理解欧洲学者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思路(黄平,2000)。苏国勋在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里论述了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与演化,在同后实证主义、常人方法学、知识社会学乃至哲学等相关理论的联系中,深刻地揭示了建构主义社会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对于国内学者更清楚地了解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社会理论具有启发意义(苏国勋,2001)。

  

   二、返回古典社会学的理论思考

   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热潮迭起的同时,中国社会学出现了不断返回古典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一些学者对孔德、涂尔干[a1]、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的思想理论开展的讨论,不仅是某些知识问题的重新梳理与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古典社会学家有关论述或社会学理论演化逻辑的考察,追问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定位、理论追求和理论矛盾,追问社会学承诺的理论使命及其方法论原则。这是社会学有了170年历史后,面对当代社会学理论问题和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而做出的深刻理论反思,也是中国社会学把自身放在社会学的整个学术发展链条中对自身发展的反省。应当说这是中国社会学经历重建后20年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古典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正是西方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和深刻变迁时期,古典社会学家对无限复杂的西方社会生活作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虽然古典社会学家屈指可数,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却异常丰富。能否继承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遗产,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知识传承问题,而且也是这门年轻学科实现学术积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由于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学定位为经验学科,社会学在知识传承和学术积累方面弱于某些相近学科,这无疑是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周晓虹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2002),是一部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作了丰富评述的著作,除了人们比较了解的一些古典社会学家以外,这部著作还介绍了托克维尔、凡伯伦和索罗金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等方面理论,拓展了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了解。郭强(2000)、吕东伟(2000)和张海洋(2000)分别发表文章,讨论了古典社会学的知识理论、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观点的精神转型内涵和涂尔干的学术遗产等方面问题,论述了继承与发掘古典社会学理论遗产的观点。

   李猛和渠敬东等青年学者在返回古典社会学中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即怎样通过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新解读而深省现代社会的发展难题。李猛通过对涂尔干和韦伯等人关于社会抽象性论述的考察,揭示了现代社会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复杂联系,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时对工具理性原则追求的片面性(李猛,1999)。渠敬东从讨论涂尔干关于失范、法团和类比与分类等知识社会学理论入手,指明了涂尔干站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上建构个人主义的尝试,揭示了实证社会学试图通过道德来重建人类的理论追求(渠敬东,1999)。李猛和渠敬东对古典社会学的解读,说明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家都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尽管有时被客观性原则隐含起来了,但是由于社会生活不可排除价值问题,所以社会学家也不可能置价值理想于不顾,他们总是要在自己的学说理论中表现出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因此,既不能用单纯客观的眼光解读古典社会学,也不能用忽视价值评价和道德教化的眼光看待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对古典社会学确立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讨论,是近几年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等社会学家确立的客观性原则,一方面在当代实证社会学中得到了坚持和深化,另一方面在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理论中又遭到了激烈批判。如何对待以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社会学思维方式,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传统怎样延续的问题,或者说社会学在当代怎样立足和怎样展开的问题。吴小英通过对社会学危机实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的客观性原则的局限性,论述了单纯的客观性原则随着科学主义衰落而衰落的必然性,并且认为这同时预示着社会学将进入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吴小英,1999)。刘少杰清理了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的演化线索,认为古典社会学家确立的经验研究承诺和客观性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只有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超越主观和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使社会学展开一个真实而具体地理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野(刘少杰,2002b )。

  

   三、社会学基础理论的探究与建构

   4年来,中国社会学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社会行动与理性选择和社会学基础理论建构等方面。

吕炳强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中讨论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行动问题。他以社会学与哲学和其他相近学科为视野,探讨了社会行动在不同符号系统中的不同解释,并且揭示了从个人与社会的不同视角对社会行动的多样界定(吕炳强,2000)。李培林以社会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了更具体的社会行动——理性选择问题。他从理性选择理论的历史演化和流派分歧入手,揭示了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局限性,论述了社会学开展理性选择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李培林,2001)。郑也夫从经济学同社会学的历史联系入手,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的缺欠及其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度扩张,论述了并非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习俗与信任在人的选择行为中的作用(郑也夫,2000)。刘少杰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和一般社会成员日常选择行为的特点,提出了感性选择概念,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选择行为的变迁论述了感性选择的特征与形式(刘少杰,2002)。应当说,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包括霍曼斯等现代社会学家都是很重视理性选择研究的,但是,因为极端的社会整体主义片面性的影响,很长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理论视域中被漠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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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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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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