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裘:时代的困惑与人的探求

——《约伯记》与《离骚》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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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裘  

   《约伯记》和《离骚》确切的创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这两部作品都产生于公元前四到三世纪之间。这时东方的两大民族都处于重要的历史时期。希腊化时期的希伯来人经受着深重的苦难,而战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正经历着长期混战的折磨。因此,约伯和屈原遭受的困厄,以及他们的呼号与求索都是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对各自民族有深远的影响。《约伯记》还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我们比较这两部作品不仅使我们了解东方两大民族的共同的追求和不同的文化特点;也使我们对中西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形成的渊源及其特点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

   《约伯记》是希伯来智慧文学的杰作。它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一部诗剧。主人公约伯在《旧约•以西结书》中与挪亚、但以理并列为三大义人。〔1〕他们都以“义”而自救。约伯的“义”表现在那里? 耶和华肯定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自己也反复申述:“拯救哀求的困苦人”、“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冠冕”(第二十九章),他“谨守神之道,并不偏离”(二十四章)。谨守“神之道”就是他被称为义人的最根本的条件。

   《离骚》中的主人公有尊贵的系世,有美好的禀赋,有内美“又重修能”,完全有条件干一番大事业。他渴望君王抚壮弃秽,变法图强,自信可以作为辅巨引导君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然而朝廷上下腐败,小人妒嫉与诽谤,使他遭放逐,跌入困苦的深渊。但他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后人肯定他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的贤者。他的“忠”和“信”证实他谨守“王道”。

   历代的“义士”“贤人”都竭力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对约伯来说,就是要做上帝忠诚的选民,因为希伯来人认为上帝才是万有的创造者,是一切价值之源。对于屈原来说,是要通过自己的“内美”“修能”辅佐君王,统一天下,实现“美政”。传统的儒家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约伯是否忠诚的“谨守神道”只有上帝最清楚。偏偏上帝经不起撒旦的挑拨与怂恿,要考验约伯。撒旦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断定约伯对自己的财产与生命的爱肯定超过对上帝的敬畏。于是天灾人祸突然落到约伯家。原来过着富足的生活的约伯一下子家破人亡。约伯却伏地而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不以“神为愚妄”(一章)。撒旦又让他全身长满毒疮。他仍“不以口犯罪”。他的内心当然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总是以坚定的信仰来超越眼前肉体的痛苦。人总是趋福避祸的。可是约伯欲避祸而无处避。他认为上帝无所不在,对这种超验的力量,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约伯只能顺从而忍耐、没有主动抗争行动。在希伯来人看来,灾祸是上帝对人的惩罚,人当然不会也不敢怀疑上帝的错,只能自责自省。约伯出格的地方在于,他既虔敬上帝,又不愿自责自省。他并不知道上帝在考验他。这就使他陷入痛苦的孤独之中。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守你的纯正么?你弃掉神、死了罢!”妻子动摇了,反对丈夫再“谨守神道”。如果约伯听从妻子的劝告,就失去了作为“义人”的最要紧的德性。那么就不会有孤独,不会有愤懑,当然也不会有最终的“拯救”与“幸福”。

   如果说,他的妻子把责任归咎于神,那么几个朋友却是责怪约伯。朋友们的逻辑是上帝所行无不公义,既然约伯遭受灾祸,说明约伯有罪。约伯必须自责自省。他们以“原罪说”作为根据,劝导约伯。约伯偏偏不自责反而自言守义不谲:“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二十七章)约伯还口口声声要向上帝辩白。三个朋友坚持“神总是公义的”教条,逼迫约伯自责自省。约伯坚定的自信,无畏的喊冤和愤懑的寻求辩白,正是对“神义论”的有力的冲击。

   约伯为什么如此固执而激愤?这和定居迦南的希伯来人长期的不幸遭遇有关。从自然环境看,迦南地区远不是“流蜜的地方”,而是沙漠、山岩、邱陵间杂着绿洲。各民族都为绿洲而争斗。这些地域只适于游牧,希伯来人多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炼就了他们坚韧的求生的特性。从社会历史情况看,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受过亚述人、巴比伦人、非利士人,埃及人和罗马人的奴役。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被迫应战,而且战争败多胜少。在《约伯记》成书年代正是希腊化时期。这是希伯来人灾难最深重的年代。生死存亡摆在别人手中,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可想而知。但为了生存,必须忍受屈辱。因此,他们炼就了世界其他民族少有的坚韧性。无辜的人们遭受巨大的灾难,上帝为何置若罔闻?上帝不也有些性情乖戾吗?上帝果然“公义”吗?约伯的不平与愤懑,正是当时希伯来人及其周边同受压迫的弱小民族普遍情绪的反映。

   对于屈原来说,要实现“王道”,必须通过英明的君主。他称赞尧舜之遵道得路;渴望怀王抚壮弃秽。可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昏君并不理解自己。不管他指天发誓也好,反复申述自明已志也好,都不能改变现状。国家陷入险境,诗人深深的忧虑。本来他对自己的才德是很有自信的。按理,自己的“内美”、“修能”是实现“美政”抱负的基础。可是为君王所不屑,为小人所嫉妒,反而成了实现抱负的障碍。这使他深深陷入痛苦之中。

   约伯虔诚于上帝,上帝却信任了撒旦。但约伯并不知道上帝与撒旦的交易。所以在不平与愤懑中对那超验的天国感到茫然而失望。屈原却很清醒的看到了党人的偷乐,小人的阴险和君王的昏庸。在痛苦与激愤中求助于西方之神。受楚文化薰陶的屈原,在这时激起对神灵的幻想也是很自然的。但屈原心中并无希伯来式的超验世界。他的天帝的世界是一种幻想王国,是人世斗争中情感追求的幻化,而不像约伯所虔敬的外在于人的天国。所以屈原也不能在那儿找到慰籍。那么,超脱于现实斗争不亦可以求得安宁么。也有人劝他,不必那么正直,可以随波逐流,可以远离故国、另图发展的。可是屈原始终认为自己身负重任难以离乡去国。他又要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不愿同流合污,永远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因此,只有受痛苦的煎熬了。屈原是入世的,有治国安邦的宏伟理想,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他既要维护自己的高洁人格,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美德修能不容于世,“美政”理想不能不落空。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历史的责任感与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因此,他对统治阶层的腐败嫉恶如仇,指责满朝文武乃至君王,“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3〕这样, 自然会被大儒们讥为“过于中庸”(朱熹语)了。约伯和屈原都曾被人指责为固执、过激。但,约伯的愤懑根源于沉重的民族灾难意识以及对超验世界的力量的失望;而屈原的激愤则出自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自我人格的维护。

     二

   约伯与屈原都忠于自己的信念,是那么执着、那么自信。然而现实却如此无情。他们所执着追求的竟使他们陷入困厄。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

   约伯相信自己备受艰辛并非有罪,于是他问上帝:“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么?”(第十章)又说:“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这里揭示了一个动机与效果的悖反。约伯虔敬地维护“神之道”,却得不到上帝的保护,回报的是苦难。这一悖反透露出世界的荒谬、时代的混乱,他能不困惑?

   屈原也陷入这类悖反的境地。他追求完美的人格理想,但他的“内美”、“修能”却使他受到痛苦的排斥。他竭力要实现“王道”,效忠君王却被君王抛弃。他无可奈何地呼喊:“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他由自己的遭遇进而想到古往今来的人世间的不平:“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虽然他仍然打算就正道而行毫不犹豫。然而女媭则直率地说出了时代的荒谬:“众不可户说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屈原虽未正面置对,却也感叹:“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现实使他感到疑惑。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神创造了一切。神是人的幸福赐与者。约伯的困惑当然就在于追问神的公平与正义。而儒家的信念是入世的。它认为人的价值实现首先在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方面。屈原的困惑就在于对社会道德的沉沦和王政混乱的思考。

   困惑,或者使人消沉,或者激励人去求索。约伯和屈原都有可贵的探索精神。

   约伯的探索精神是与三位朋友的辩论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最初,他在痛苦中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愿未成人形而死于胎腹。这里,他已朦胧地意识到作为“人”的苦难。当以法利要他相信神的公义时,倒激发了他对神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约伯说:“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作的箭靶子”。(第七章)很明显,他企图寻找着“人”自己的位置。比勒达肯定“神不必丢弃完全的人,也不必扶助邪恶的人”。约伯却发现上帝对“完全的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第九章)神与人并非和谐,上帝并不能认识人间善恶。神与人的对立关系的觉察,实际上是希伯来人历遭劫难之后,极度失望中的大胆思考。

   当约伯的朋友们从原罪说出发更严厉地斥责约伯有罪时,约伯不仅更坚决的否认自己有罪,还勇敢的提出对神“在正直人那里可以和他辩论”。(二十三章)在这里,约伯已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处境,而是提出了人在神面前应有的权利。这是人的自我觉醒的标志。因此,约伯责问上帝:“好人为什么受苦,恶人为什么享福?”这是个困扰着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人的问题。到此为止,约伯的大胆探索,虽然不可能有个明确的结论。但它确实是有力地冲击了“神义论”的教条,反映了人的精神的新觉醒。

屈原在困惑中,“悔相道之不察”,决心“上下而求索”。于是有几次的遨游。第一次“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登天庭、谒见天帝,然而叩帝阍而天门不开;再一次,“朝吾将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渡过昆仑山下的白水,登上阆风山系马。屡次求女而不可得。几次碰壁之后,命令灵氛、巫咸占卜并决心“远逝以自疏”,于是再次远邀。“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想到西方理想的乐土去。中途却临睨旧乡、眷恋故国而不再西行。屈原创造了宏阔壮丽的境界。在遨邀时,日神、月神、风神、云神、雷神以及蛟龙、鸾凤任其驱策。可见其发挥了最大能量到理想境界中去上下求索,仍然碰壁,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那么,屈原求索的是什么?一般都解释为求索实现“美政”之路。这条路儒家有过设计,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屈原也曾真诚的相信过。他不是曾搬出文武周公等儒家树立的典范来作为当今统治者的榜样么。然而,现实却使屈原失望,他不得不突破儒家的藩篱进一步追索人生之真谛、人生价值之源。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可是天高深莫测。幸好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并不绝然分隔。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那么,儒家的观点认为价值之源就在于个人的自觉修养。问题是修养的方向必须是个人消融于群体,个性消融于社会的义务与道德之中。“修、齐、治、平”之路就是基于这点设计出来的。屈原十分强调自己的美德、修能。但并不能使他左右逢源,他发觉人生价值并不能因自己的修养高深而实现。现实斗争中他照样是个失败者。他有“兼济天下”之心,无“独善其身”之想。他始终在进取。他的“上下求索”实际上是对价值之源的新探索。于是他突破了“不语怪、力、乱、神”的藩篱,依楚文化的传统,“蝉蜕于污秽之中,浮游于尘埃之上”〔4〕展示了瑰丽的神话世界, 欲超越尘世去寻求人生真谛。但他并未在神话世界里找到价值之源。不能不回到现实。他在想象中役使日、月、风、云蛟龙、鸾凤,表明他渴求人的能量的充分发挥。他遇到傲慢的帝阍、无礼的美女,他讥讽“芳草”化为“萧艾”、“荃惠”变为丝茅,芳兰“委厥美以从俗”,在“时缤纷其易变”的情势中,他坚持自己独特的人格。屈原心存高远,不断展示自我。他要在污浊的社会里保持自己的内美与清白。他这种维护个性,充分发挥人的能量的追求与儒家传统提倡的个性消融于群体,个体屈从于社会的理想是相冲实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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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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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龙岩师专学报》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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