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良智:试论《离骚传》的文化走向及其历史成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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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良智  

   一门学术的发展,往往得力于人们对它的文化阐释,而这种阐释所以源远流长,又在于这门学术自身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联系。楚辞研究得以蔚为大观,成为专门之学,延续千年不衰,其中就有不少的启发。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楚辞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文化现象,那就是以儒家文化的价值标准评价屈原和《楚辞》。无论“犹依道径,以风谏君”,或“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无论是“杀身成仁”,或者“明哲保身”,总是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固然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批评立场。但是,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歌作品,虽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却并非在学术上属于哪一家,或者哪一派,甚至还有浓郁的方域文化的特征,可是研究中却出现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阐释。决定这种价值取向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呢?研读汉代刘安的《离骚传》,我们能够从中认识到这种认同的发生,认识到这种文化价值模式的初步形成,认识到它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系,从而也就回答了楚辞研究中的儒家文化成为主导的基本成因。

     一 《离骚传》内容试探

   《离骚传》今已不传,只在前人的著作中可以窥其梗概。据汤炳正先生考证,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窜入的两段文字,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乃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的内容。又据班固的《离骚序》评论《离骚传》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损益”,知《离骚传》不止《屈原列传》中窜入的两段,还有注文。所以颜师古《汉书》注说《离骚传》犹如《毛诗传》之类(1)。澄清今本《屈原列传》中窜入的《离骚传》的两段文字,解决了多年以来的一桩学术疑案,使我们得以认识刘安《离骚传》的基本面貌和价值。作为楚辞研究的第一部著作,《离骚传》确有不少精彩的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表现出的鲜明而又浓烈的儒家文化倾向,也成为后世研究的基本构架模式。

   首先,《离骚传》比附儒家经典,以儒家文化的价值指向作为评判标准,力图将《离骚》纳入儒家文化的价值模式之中。《离骚传》评价《离骚》具有儒家诗教的怨刺精神,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征,“以刺世事”。这与《论语》中孔子评《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左传》季札观诗所谓“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诗可以怨”的思想。而评《离骚》风格,“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几乎可以说是《易•系辞下》评论《易》辞特色的沿用:“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王弼注说:“记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事显而理微也。”在评论《离骚》的思想内容时,讽谕“怀王之终不悟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而引用《易经》井卦“九三”的内容:“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仍然是以儒家经典作价值评判,总结历史的经验。今人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更直接引用《史记•屈原列传》评《骚》“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至“岂足福哉”一段印证井卦“九三”的思想意旨,而肯定说“得其旨矣”。高亨先生引用的一段,正是刘安《离骚传》的内容,强调“得其旨矣”,正肯定了《离骚传》的引用与《易经》井卦“九三”的精神实质的一致。甚至在分析屈原作《离骚》的心理动因时,《离骚传》认为,“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也可以说是儒家“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2)的思想反映。“反本”则“呼天”、“呼父母”,而“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3),“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4),正是儒家确认的人的本根。

   其次,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探讨用人治国之道,视《离骚》为政道之具。《离骚传》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把《离骚》看作政治讽谏的工具,是陈述国家治乱、政治兴衰的要言大道之作,这与儒家强调《诗经》的社会政治作用也是一致的。孔子主张“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毛诗序》也强调“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诗谱序》更说得明白:“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政治,克稽古于先代,视成败于行事。”“称帝喾”、“道齐桓”、“述汤武”,不正是“稽古于先代”?而“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不正是“欲崇德政治”?汉代人把“三百篇”当谏书,完全是见诸行事的。至于《离骚传》评价《离骚》感悟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进而论人君任贤用人之道,更可以说是刘安的发挥和阐释。

   再次,《离骚传》在屈原的品格定位时,强调突出了屈原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抽绎其中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来概括屈原的人格精神,竭力推崇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一方面评价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另一方面评屈原“其志洁”,“其行廉”,“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虽然说是抓住了屈原的基本品格,但却简单地定型为廉洁自守、竭忠尽智的人臣范式。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不难看出《离骚传》的主要思想倾向和价值模式。不过,让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刘安的思想“其旨近老子”。他所推崇的人格又是道家的理想范式,从《淮南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的“至人”,有“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的“真人”,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的君子。他当然不会欣赏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品格,更不会推崇屈原“宁赴湘流”自沉汨罗的精神。《淮南子•齐俗》篇有这样的证明:“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渊,不可以为世仪。”而从屈原的全部生涯来看,他忠诚事君,却也怨君,“怨灵修之浩荡”,并非只是自怨其生;他热爱祖国,更追求理想的实现,所以才慨叹:“既莫足与为美政”;他不与世推移,也不遗世独立,而是上下求索,坚持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等等。再看屈原的作品内容,虽有儒家文化的思想,还有法家、道家、名家文化的因素。但刘安的阐释似乎只是单一的价值选择,既不符合屈赋的思想内容,也不符合他本人的思想主旨和人格追求,甚至有所违背。

   那么,我们要问,刘安的《离骚传》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阐释原则,是依据了哪一个先行者的创造行为呢?这不得不使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

     二 《离骚传》的文化背景

   《离骚传》的作者刘安,在历史上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政治阴谋家,又是一个“率多浮辩”的文化集团领袖。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他的《淮南内》、《淮南外》就是这样产生的。他曾将《淮南内》献给汉武帝,汉武帝秘未示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安写了《离骚传》。《汉书》本传载: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考淮南王初入朝,在建元二年(前139),而《离骚传》正是入朝时奉诏所作。《文心雕龙•辨骚》曾有“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的说法。那么,这种爱《骚》,仅仅是一种艺术趣味呢,还是别有意旨?按王逸的解释,似乎并不是一种艺术上的爱好,《楚辞章句叙》说: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很显然,王逸强调的“道训”、“大义”,乃是其时所欲尊奉的儒术,因而王逸《叙》说: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

   这正表明汉武帝有“恢廓道训”之意,刘安所以有《离骚传》之作。

   我们知道,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即位,正面临汉初休养生息之后,异姓诸王、同姓诸侯王势力逐渐瓦解消除,国势强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而汉初以来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不足以用,于是迫切需要更改并寻求新的政治指导思想,这就是董仲舒当时对策分析的形势:“汉得天下以来,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7)所以,汉武帝即位就举贤良文学之士,表明他的意图,在诏董仲舒对策中说: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永惟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正是王逸所谓“恢廓道训”的最好说明,其结果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时代的统治思想。虽然这时的“儒术”,并非先秦原始的儒家,而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阴阳五行为骨架、“以霸王道杂之”的汉代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对策具体阐述了这种汉武帝政治上所需要的指导思想: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然而,将刘安《离骚传》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定要表示怀疑,因为据《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离骚传》则作于建元二年(前139),早在对策前几年。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历史上早有过的争论,即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汉书•董仲舒传》有“武帝即位”,“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的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就直接载于建元元年(前140)。事实上,武帝即位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尊儒倾向。就以《汉书•武帝纪》的载述为证: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举贤良,罢刑名、纵横家言,议立明堂,征召儒家大师申公,此仅武帝即位第一年之尊儒措施。而其时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皆为申公弟子。这一切,人们或许还有所疑,因为汉家用儒,并非始于武帝。但是,有一件或者不为人们注意的事,却很有说服力。《汉书•武帝纪》载:

   (建元)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

   这件事的始末缘由,《史记•孝武本纪》有更详细的记载: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ㄨ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史》、《汉》二书所载,赵绾、王臧自杀,窦婴、田蚡免官,“诸所兴为者皆废”,原因在于窦太后干预,她自己“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当时又有臣下言“请毋奏事太皇太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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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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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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