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词学反思与强势选择

——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6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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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 (进入专栏)  

一 问题的提出

马洪字浩澜,号鹤窗,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四十余年,仅得百篇”[1]。明人对其评价非常高,如杨慎《词品》卷六评云:“马浩澜洪,仁和人,号鹤窗,善吟咏,而词调尤工。皓首韦布,而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 [2]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云:“马浩澜名洪,号鹤窗,杭之仁和人。善诗词,极工巧。……予与鹤窗、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鹤窗能大肆力于学问,既得诗律之正,复臻诗余之妙,人以与清溪齐名云。”[3]又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马洪……善为声诗,有长庆风致。其词调尤极妍丽。”[4]

但是,到了清代的朱彝尊,评价就为之一变:“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纤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殆不可医。”[5]这段话影响清人甚深,如晚清陈廷焯就跟着说:“词至明而词亡矣。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明初如刘伯温、高季迪、杨孟载之流,尚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无害风雅;至文征明、杨升庵辈,风格虽低,犹堪接武。自此而后,如马浩澜辈,陈言秽语,读之欲呕。”[6]陈廷焯基本上是常州词派的思路,和朱彝尊流派不同,所以,其中应该排除了党伐声气,而体现的是清人,特别是康熙之后词坛的普遍看法。一直到现代,王易写《词曲史》,对马洪也是如此评价[7]。

为什么明人和清人的评价如此不同?朱彝尊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反对马洪的词?朱彝尊对马洪的批判,导致了什么结果?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 马洪之俗何谓?

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主要是“俗”,所谓“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这是一个很重的否定。雅俗之辨在中国源远流长,最初是与西周礼乐制度暨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表现为雅言雅乐和俗言俗乐的对立。至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分化,雅俗观念也得到重新阐释,偏离了音声和政治,引进了人格和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新的雅俗观。不过,直到这时,严格说来,这一观念还没怎么进入文学领域。引起文学领域的关注,主要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形成了文章不朽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非常注重文体艺术风格的辨析,因而雅俗观念渐渐成为时人品评文章的基本观念,成为人们认识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参照。后来,经过唐代的蕴积,宋人对雅俗观念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雅俗的关系,也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良性互动了[8]。只有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词的雅俗之辨,因为词的雅俗之辨正是宋代所提出来的新命题。

以“雅”、“俗”来论词,几乎伴随着宋代词蓬勃兴盛的局面同时展开。众所周知,随着上世纪敦煌宝藏为学术界所关注,沉埋千年的敦煌曲子词向世人昭示出词的早期风貌,即几乎和一切文学样式一样,词在一开始也是源于民间的,因而带有不少民间文学的鲜明特征,包括感情的直截了当,语言的通俗平实等。同样,像一切文学样式一样,它也有一个由俗向雅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从晚唐五代开始,经过花间词人和南唐君臣等,词的雅化过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进入宋代,随着文人的大规模介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柳永俗词的出现,或许反映了社会上的一定要求,因而颇受欢迎,但是,在宋代士大夫意识进一步加强,甚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主流的情形下,词的雅化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就看到宋代社会上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柳永的批评。在北宋,柳永由于吏部不放改官而和晏殊的一番对话[9],其中所体现的雅俗之辨,已经广为人知。苏轼由于弟子秦观学习柳永句法而进行的批评,即对俗词侵入其雅化阵容的警惕[10],也经常见之于论述。其他,如陈师道指出柳永“骫髀从俗”[11],李清照指责柳永“词语尘下”[12],徐度批评柳永“多杂以鄙语”[13],都可以联系起来看。到了南宋,对柳永的批评更是趋于明显,或曰“浅近卑俗”[14],或曰“词格固不高”[15],或曰“有鄙俗语”[16]。这些,都体现出宋代追求雅化的总体倾向,也体现了从大晟词人到姜夔、吴文英等的基本追求。

总的来说,从宋代开始,人们所体认的“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和柳永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内涵,是由于语言的浅近直白而导致的对已建构好的文人规范的背离,这种抒情方式因此也被理解为格调不高。至于内容,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不过,秉持这一观点反观马洪的词,尽管也被朱彝尊批评为“俗”,情形却颇为不同。马洪的词,据其自述,大约有一百首左右。今其《花影集》仍未发现,不知是否尚存世间。《全明词》搜罗各种文献,仅辑得其词十六首,今再检其他文献,复得十三首[17],合计有二十九首,不足其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不过,尝鼎一脔,大约也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作的风貌。考察他的所有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男女情爱词,一类是山水纪胜词,一类是友朋交游词。用发展到晚清已经建构好了并被多数人同意的批评观念来看,尽管马洪的这些词不一定算是什么佳作,却也和柳永一派的俗词风格相去甚远。如果说,朱彝尊所批评的“秽语”指的是淫媟之言,则我们在马洪的词中并没有发现这一类描写,至少没有什么露骨的描写,如其《海棠春•春日》:“越罗衫薄轻寒透。正画阁、风帘飘绣。无语小莺慵,有恨垂杨瘦。  桃花人面应依旧。忆那日、擎桨时候。添得莫愁牵,只为秋波溜。”[18]写得很工致,却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陈言秽语”四字,也许应该联系起来,作另外一种解释,意思是摇笔即来,缺少独创性,没有真性情,包括太工致了,有时也是一种俗。

因此,朱彝尊在建构其词学思想时,将马洪拿出来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批判,用意超过了同时的不少批评家。在他看来,明词的俗,不仅是一般人所体认的似曲,更主要的是“意俗”。倘若能够从这一方面入手,唤起作家们普遍的注意,则清词的发展就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了。朱彝尊所做的,其实也体现着词发展到南宋的一个基本脉络,只是他更加具有词史的意识和批评的眼光而已。

三 朱彝尊批马之用意

讨论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必须和他对整个明词的看法结合起来。朱彝尊对明词,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19]。并进一步把这种状况的形成,归咎于《草堂诗余》的盛行:“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20]这种看法,又不仅是朱彝尊个人的,如当时高佑釲也说:“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21]

《草堂诗余》是南宋人所编,其后一直流行,发展出不同的版本,仅明本就有三十五种之多。不过,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分调和分类两种,其中又以分类本更为流行。分类本分为前后两集,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下面又分若干子目,如春景类下有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等八个子目,节序类下有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十个子目。这样分类的原因,清人宋翔凤已经指出:“《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22]可见,《草堂诗余》有着非常明确的实用性,在词作为音乐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价值不容忽视,也正因为此,能够轻而易举地形成类型化,成为社会大众参详甚至模仿的范本[23]。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马洪的词经常有应景之作,不仅每成套路,而且容易使用,便于模仿,如他诸多的写春景春情的词,就没有什么新意,屡见征引的《南乡子》十首写西湖十景,连缀景物,不过是宋代以来诗人墨客惯常歌咏的题目,近似南宋开始盛行的‘应社'之作。”[24]所以,马洪的不少作品,正可以看作《草堂诗余》一书在明代的某种象征,而朱彝尊的批判马洪,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仍然是指向《草堂诗余》的。在朱彝尊看来,纠正了这种倾向,当然也就解决了词创作的不少问题。

说到这一点,又必须和朱彝尊的词学宗尚结合起来。虽然在一首词中,他说自己:“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25]其实还少说了一个姜夔。在《词综•发凡》中,朱彝尊对姜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26]事实上,姜夔的词作正是靠了他的发掘,才以比较完整的风貌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如果说,《词综》一书对其他词人可算是选本的话,则对姜夔来说,就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了。仔细考察《词综•发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朱彝尊在感慨宋词亡佚甚多时,举出这样一件事:“公谨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甚众,而今集无之。”[27]我们还不知道,朱彝尊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指他本人曾看到周密的《西湖十景》,而今本周密词集未有收录,还是并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知道有这种记载。但《全宋词》所收周密词,一开篇即是《木兰花慢•西湖十景》,序云:“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十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28]由此得知,写《西湖十景》词,是南宋人的风气,周密尚是见张成子之作,而兴起的争胜之心,而按照朱彝尊的说法,则周密本人的词,也有不少人争相唱和。这就证明了,马洪写作这一类的词,其实是在前人的作品里打转,要想体现新意,实在很困难,则所谓“陈言秽语”,实在是有感而发。

周密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间作长短句,或谓似陈去非、姜尧章。”[29]就学习姜夔这一点而言,其实不仅周密,南宋末年的不少词人都是如此。姜夔本人写词,就很喜欢以西湖为背景,著名的《念奴娇》写荷花荡,就是因为“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30]。姜夔在南宋的最佳传人张炎也是非常长于写西湖,如其《南浦•春水》:“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31]沈祖棻评其上片云:“起三句写景如画,便觉春光骀荡,春水溶溶,如在目前。咏物之最上乘,所谓取神者也。‘鱼没'句,体物极工细。‘流红'句,翻陈出新,用意更进一层。‘荒桥'二句,暗点荒凉,其宋邦沦覆以后之作欤?‘回首'二句,用谢灵运梦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事,如此活用,极融化变幻之奇,刘熙载所谓‘实事虚用'也。”[32]沈氏所论,正体现出张炎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33],这些作品,都能体现出姜夔所提倡之“清空骚雅”的词风。

所以,当朱彝尊以“陈言秽语”批评马洪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姜夔,以及受姜夔影响的张炎诸人的影子的,他所指出的马洪的俗,背后正是姜夔的雅。而姜夔的雅,也正如清人经常说的,是在神不在貌的,正如马洪的俗,照朱彝尊的看法,其实也是俗在神。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朱彝尊是浙江人,他所批评的马洪是杭州人,喜写西湖之景,他所推崇的南宋词人如姜夔、张炎等,也喜写西湖之景,将这些对照起来看,也许并不是偶然的。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指出,马洪的词,其实并不是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不堪。他的创作中,固然可能有句意陈熟之病,但我们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看到在唐五代大量优秀作品未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马洪的词,作为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后人站在词史的高度上,可以称之为“小名家”[34],而当时人却可能予以高得多的评价,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杨慎在其《词品》中一再称引,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一再提及了。

四 强势选择之词史体现

如前所述,马洪词在明代评价甚高,而到清代,就开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标志,不仅在于评价的降低,甚至还表现在人们对其作品的蔑视,以至于他的《花影集》完帙似乎已经失传。2003年出版的《全明词》固然没有收入这个集子,后来对《全明词》进行增补的学者,也未见发现这个集子。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考察清代对马洪词的评价,康熙年间尚有不同看法。初刻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本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词综》,其中批评马洪的言辞非常激烈,已见之前引,而这一段话,在清代也被反复引用,引用时,甚至不加出处,尽管也是古人引书通例,却也见出约定俗成,心照不宣,愈发体现出普遍性。举其著者,如田同之《西圃诗说》[35]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36],都是如此。《词综》的出现,是清代词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四库馆臣评云:“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37]四库馆臣以《词综》和《花间》、《草堂》作比,认为“胜之远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标志着,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发展到《词综》,以学习《花间》、《草堂》为宗尚的明人词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清算,词学又开始了新的路向。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所谓新的路向,其实也有一个过程。康熙年间,一直就有不同的声音。如陈维崧说:“马浩澜作词四十年,仅得百篇,昔人矜慎如此。今人放笔颓唐,岂能便得好句。”[38]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明人姓氏》云:“马洪字浩澜,仁和人,善吟诗,词调尤工。有《花影集》,盛传于世。”又卷一百二十《词话》全引杨慎《词品》云:“钱塘马浩澜,号鹤窗,善咏诗,尤工词调。虽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39]于此可见,当时尚有人延续明人之见,对马洪给予较高评价。特别是《御选历代诗余》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是时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已经红透半边天,但该集仍然没有完全按照朱彝尊的意见品评作家,确定是非,可见在康熙年间,对明词,尤其是对马洪的看法,也还没有定于一尊。将《御选历代诗余》中对马洪的评价和朱彝尊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可以得知,康熙年间,还是一个众派分流的时候,尽管《御选》一书的批评倾向肯定不如《词综》那么鲜明。然而,到了康熙末年以后,情况似乎就发生了变化。

尽管谭献在总结清初词的时候说:“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40]对朱、陈二家在清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事实上,真正具有长远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是朱彝尊[41]。至于陈维崧,一生才名甚大,才气过人,可是其所建立的流派,呈松散的发展状况,所以只能及身而止。朱彝尊就不同。朱彝尊所创建的浙西词派,如果从该派先驱曹溶算起,首先有朱彝尊、李良年等“浙西六家”大张旗鼓,然后有乾隆年间厉鹗等人传承衣钵,开出新路。再往后,仍有吴中诸子如戈载等人倡导声律,还有吴江才子郭麐诸人笔走轻灵,使得浙派流风,绵绵不断,直到晚清近代,流风余韵,仍未断绝。这一过程,作为文学史的实际,并不能按照一般词史看待,因为,即使嘉庆以后,常州词派登上历史舞台,似乎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声势,但常州词派的发展,仍然是综合包容了以前的各种文学现象,获得了广泛的资源。朱彝尊所倡导的基本思路,因而不可能由于常州词派的强大而被取消。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文学史脉络,即马洪的声名由煊赫到沉寂,马洪的词作由传播四方到趋于失传,是由明到清词学思想的演变所导致的变化,其中,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在清代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又起了绝对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一个作家的升沉起伏,除了他本人作品的价值之外,也往往与一些处于文学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有关。受到这些人物的褒扬,可能从此确立显赫地位,而如果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则就往往带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处在强势人物的影响之下,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似乎都难以避免。即如陈廷焯所言:“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 [42]其实,词中缺少身世之感者,岂止一个马洪,而且,词之为体,路向多端,也并不一定都要有身世之感。陈廷焯专门挑出马洪,来作为反面例证,恐怕也是受到朱彝尊强势影响的结果。经典化不仅可以看出杰出作家地位确立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某些作家经过强势力量的选择,不断弱化的过程,而后者,正可以提供我们重加体认的空间。

五 结 语

马洪是明代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极为审慎,自谓四十年来只有百首,但明人和清人对他的评价往往截然相反。而自朱彝尊在《词综》中对他进行激烈批评之后,清人基本上延续这种说法,认为他的词俗。不过,清人也许对马洪其人并无细致了解,首先时代上就出现混乱,把他放在杨慎、文征明的后面来讨论,从而在考察明词史时出现脉络上的失察,马洪实际上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康熙之后对马洪的讨论,是笼罩在朱彝尊的看法之下的,朱彝尊在《词综》中所发表的意见,已经成为人们讨论马洪时的强势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们甚至懒得去清理基本事实,以至于对马洪的生平也不甚了了。从一个名满天下的词人,到基本面目模糊不清,甚至连词集都已经失传,这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即强势人物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照此作进一步深入考察,相信我们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注释:

[1][2]马洪《花影集自序》,转引自杨慎《词品》卷六,《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532页。

[3]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147页。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亦引徐语,文字略有不同:“鹤窗与陆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清溪得诗律,鹤窗得词调,异体齐名,可谓盛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页)

[4]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文苑》,《武林掌故丛编》本。

[5]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首,第12页。

[6]陈廷焯《云韶集》卷十三。同样的看法,也表现在这位批评家的《白雨斋词话》卷三,惟文字略有不同:“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3页)又对此表示费解:“马浩澜亦有《花影词》三卷,陈言秽语,又出浪仙之下。而当时并负才名,即后世犹有称述之者,真不可解。”(《白雨斋词话》卷六,《词话丛编》第4册,第3923页)

[7]如王易说:“其词无非无冶情秀句,但气骨轻浮,境语凡近,故朱氏谓其俗不可医。”(《词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8]宋代的著名文人都喜欢讨论雅俗的问题,如苏轼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苏轼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448页)黄庭坚也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74页)可是他们师弟也都主张以俗为雅。苏轼:“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109页)黄庭坚《再次杨明叔韵序》:“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126页)按,关于雅俗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参看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丛书集成》本,第20页)

[10]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四部丛刊》本,第10页)

[11]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12]李清照《词论》,王延梯《漱玉集注》(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13]徐度《却扫编》卷下,《丛书集成》本,第172—173页。

[14]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版)卷二,第36页。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十一,第616页。

[16]沈义父《乐府指迷》,《词话丛编》第1册,第278页。

[17]这十三首是《南乡子•西湖十景》,又《虞美人》、《小重山•西湖》(以上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461页)、《画堂春》(同上卷十二,第456页)。按,经检索2006年1月之前诸补《全明词》的文章,仅见余意《〈全明词〉漏收1050首补目》一文提及补马洪词,云:“马洪词已见《全(明词)》第一册第249页,今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补入一首,词目为:《画堂春》‘萧条书剑困埃尘'。”但是,不知为什么,余氏仅注意到《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有一首可补马洪词,却没有注意卷十三还有十二首。谨录于此,以为参考。余文见《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8]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第250页。

[19]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

[20]朱彝尊《词综•发凡》。按朱彝尊这段话颇有经典的意味,如《御选历代诗余》纪昀等所作的案语就说:“向来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及草窗周氏选,皆佚不传,惟顾从敬所编《草堂诗余》盛行数百年,而持择未当,识者病之。”这段话,即全从朱氏而来。见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1册。

[21]高佑釲《迦陵词全集序》,《迦陵词全集》卷首,载《四部丛刊》本《陈迦陵全集》。

[22]宋翔凤《乐府余论》,《词话丛编》第3册,第2500页。

[23]关于《草堂诗余》的有关问题,请参看孙克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明代及清初词学》。

[24]参看拙作《清代词学中的明词观》,《新文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25]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五。

[26][27]朱彝尊《词综•发凡》卷首。

[28]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3264页。

[29]周密《弁阳老人自铭》,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五,转引自史克振《草窗词校注》(齐鲁书社1993年版)附录。

[30]姜夔《念奴娇》序,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册,第56页。

[31]张炎《南浦•春水》,《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32]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33]仇远《玉田词题辞》,《山中白云词•序录》,第164页。

[34]参看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第四节《马洪:词坛荒漠中的小名家》。

[35]田同之《西圃诗说》卷一:“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词话丛编》第2册,第1454页)

[3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艳之笔,传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3页)按陈氏虽然更改了朱彝尊的原字面,却保留了基本精神。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5页。

[38]田同之《西圃词说》引,《词话丛编》第2册,第1465页。

[39]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531页。

[40]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二。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附录,第544页。

[41]所以,谭献弟子徐珂在其《清代词学概论》第二章《派别》讨论清词派别时,就去掉了陈维崧:“有清一代之词,有二大别。一浙派,一常州派。”

[4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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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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