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记程千帆先生的一次见面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2 次 更新时间:2017-07-06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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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 (进入专栏)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人的一生中,能够碰到好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事,而在求学的关键时候,能够碰到好的老师,是尤其幸运的事。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程先生的学术,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不少人都指出了其开创风气的意义。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程先生对教师这个身份,也始终是非常重视的。他常说,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才是一个学者。因此,他总是把教书育人放在很突出的位置,在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

我是1982年2月入学的,算起来,是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招收的第二批硕士生。这一年,连我在内,他共招收了两个学生。那时,硕士生还没有下一届那样的导师组的方式,课程也很少,程先生一般每一个星期都会和我们谈一次。关于程先生的此类谈话,以前曾经写过一篇予以介绍(见《程千帆全集》第15册)。最近,我清理资料,偶然又找到了一份当时的师生见面会记录,觉得也有必要予以介绍。

这份记录显示的日期是1982年4月30日,这时,入学已经两个多月了,按照程先生制定的计划,循序渐进地读书、写作,程先生显然也对我们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天晚上7时许,我们二人如约来到程先生位于北京西路二号新村的寓所,听老师一气谈了近两个小时。现在翻看记录,发现内容大多是关于基本操作规程的,这当然是针对我们的习作,但也反映了程先生一贯的思想。

第一个学期,程先生布置我们精读《唐宋文举要》和《古诗笺》等书,作业则是写札记,做补注。他提出的要求是:

“要先从分析字、句、篇入手,不能连基本意思还没有搞懂,就写一大篇。要逐步地从微观走到宏观。可以写一个题目,论一个大作家,但头一年,至少头半年,不要操之过急,要一点点来。”

“补注做四五十条,不懂就查书。一篇诗,注三、五条可以,注一、二条也可以。总之确实是原注里没有,而你们又是通过查书搞懂的。”

他指出:

“这是一个方法:一方面是文学批评,一方面是文字训诂。我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光会搞文学批评,而不会搜集、整理、鉴别材料,是不行的。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第一学期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一点一点地做细读的功夫,以小见大地接触到与治古代学术相关的各种知识。用这样的方式读诗,不能不细致,不能不带有问题意识。现在想来,这种训练确实是小而细,做出的成果大概也很难满足时下量化标准下的发表要求,不过,我觉得,我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比起写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论文,又不知大过多少。在这个过程中,程先生也很强调操作规范,如关于引文,他说:

“凡是印书,如果原书在,就应该找原书。如果原书亡佚了,可以引类书等。另外,如果原书尚在,但其他的书引述其中的文字,有所出入,那么就要选择,做判断。所以,引书第一要完整、准确、可靠,还有第二点,要辨雅俗。什么叫雅?原始的、权威性的叫雅,第二手的叫俗。用第一手资料,即使错了,也有根据。如果是很难找到的书,必须转引,也要写明白,是根据谁的书引的,同样是错了也有根据。这提高到哲学上讲,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把这个也归入打基础的范畴之中:

“打基础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这些方面都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我们南大的一个传统,这样,你们以后毕业了,也学成就大,也许成就小,但总不至于搞得太荒唐。”

这些年来,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一直没有止息,回过头来看看程先生的这些谈话,可以说,他对学术规范始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要求始终非常严格和明确,由此,也可以对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有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程先生也鼓励我们写研究性的论文,而在文章的写法方面,他也有很细致的指点。他说:

“写文章不要说废话。语言多,并不等于丰富。我们不必要求数量上的多,而是要追求准确,一句是一句。古人的文学批评用诗话的形式,往往高度凝练,今天一般都不用了,但是否就要一多取胜?要惜墨如金,遣词造句要准确。就比如打排球,砸到空档里,就打死了;如果砸到人家手上,就会被接起来。不要二句当作三句说,明明一言可以解决,偏偏要作二言、三言。另外,要注意结构的层次,这牵涉到逻辑思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国宴招待外宾,要把元首让在首位,主人在下首相陪。如果乱七八糟,把外交部长让在首席,而元首却在一边,那就不行了。社会活动如此,写文章也是如此。哪些摆在前面,哪些摆在后面;是直接讲出来,还是绕个弯子再讲,都有讲究。”

这里,程先生主要谈的是论文的语言和结构,就像他教我们写诗要注重用于的准确和格律的精严一样,体现的是这样一个思路:形式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只有用最恰当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最充分的内容。程先生用了打排球作比喻,这和我的一段经历有关。我十五六岁时曾经加入徐州市少年业余体校打排球,参加过多次省运动会。考入南大读研究生后,巧遇以前体校的同学祁晓阳,他当时正在校排球队担任副攻手。祁认为我当年二传手的经历,正是校队所需要的,因此予以推荐,校体育教研室就来找我,希望我能为南大小排球队服务,为此还郑重其事地向中文系写报告,并经程先生签字同意。我当时觉得,既然南大校队需要我,而中文系和程先生又都同意,再加上我本人也确实有这个兴趣,因此就顺理成章开始参加校队的训练和比赛。好在时间不长,强度也不大,因此并未影响正常的学习。程先生年轻时也喜欢体育活动,据说特别喜欢打网球,看得出来他对排球也不陌生,因此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既尖锐地点出了问题,又非常风趣。

两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程先生时,他曾送给我们八个字:“敬业、乐群、勤奋、谦虚。”这是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要求,当然也会时时加以检验。他说:

“写文章主要是表达思想,可是思想这个东西,很难和感情、形象割裂开,因此,初学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强调的是谦虚,指出“凡有成就的学者都很谦虚”,举的例子有翁方纲《苏诗补注》中的有关表述、陈寅恪与冈崎文夫的讨论等。他并以自己为例:

“我现在年纪大了,应该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骄傲的,后来越来越感觉到,即使一点很小的地方,也要注意。”

所以,在作业或言谈中,对学生表述的每一个细小的地方,他往往都会及时指出来。他的要求,并不仅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风度,更重要的是,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胸襟,不断反思,不断前进。

那天,我们也谈到论文的选题。程先生询问我们在大学学习的情况,我就说,当年的本科论文选择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做的时候,真是感到困难重重。对此,程先生指出:

“要选一个适当的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结果的。研究古代文论中的‘气’,非常困难,这就像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往往是各讲各的,你讲的和我讲的不一样。这种题目不是不可以做,但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就太困难了。写论文应该这样:有一定的难度,但拼命努力,还可以够得上。如果太高了,你跳也跳不过去,自己也会觉得没有干劲了。”

程先生说的意思是,选题时,既要了解题目,也要了解自己(也包括了解别人做到什么程度了),不能盲目。有时候,并不是题目不好,而是自己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无法一口吃下去。程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其选题往往很受学术界的称道,和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不无关系。我的硕士论文开始想研究谢翱,后来考虑研究方回,最后才决定做一个宏观一些的题目,即研究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这都是和程先生反复讨论后,才形成的思路。后来博士论文做江湖诗派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思考。

那一个晚上,程先生讲的内容当然不止这些。像许多同门所共同了解的一样,和程先生在一起,他或谈笑风生,或严肃尖锐,但无不富有针对性。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恍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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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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