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他帮助推开了一扇门——写在父亲马洪诞辰10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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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马洪,1920年5月13日生,山西定襄人,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作者马雅是马洪的长女】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父亲马洪,1982年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陈云给起的,原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而备用。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穷,上不起学。他小小年纪,在村里的学堂扫地,来帮助维持家用。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考试的答卷都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全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校方允许他当旁听生。这样,爸爸才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时,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的著名士绅、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曾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与现代大工业终身结缘的起点。


马洪入职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时的留影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每天,她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里,为牛先生抄抄写写,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听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知道了这段往事,知道了爸爸对我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只有在日后,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情怀,有所领悟。


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了,下图中的爸爸是在山西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期间的留影。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马洪摄于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谈判期间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张闻天(右4)、马洪(右3),黄河渡口,1942年


当时在延安,爸爸入了马列学院二班。同班同学中有红军将领徐海东,有来自北大的邓力群,有来自清华的宋平,甚至还有江青。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或阅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学成后,他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我爸爸妈妈在延安结婚。以后,他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白头到老。


农村调研组,张闻天(右4)、马洪(右5),米脂,1942年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深谋远虑,早早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而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

马洪任热河省平泉县县长(前排中),1946年


东北工作初期,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了东北的大城市,大批原被收编的“伪军”又反水了,这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的发展促使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这可能是他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马洪任热河省宁城县委书记(右2),1947年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刚满1周岁。大概三四岁时,我已大略记得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这是一部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和父母在沈阳时的照片,摄于1949年五一


那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层,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都吃惊。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马洪(右1)随高岗在东北视察工作,1951年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寄宿。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去了,我也想趁机和那些退还的东西,跟父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父母在上海黄浦江畔,高岗事件前夕,1953年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有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成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父母与马雅在北海幼儿园,高岗事件中,1954年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曾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好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家庭照(我和父亲母亲,爷爷牛梦月,大妹马怡,小妹马筠,弟弟马佳),摄于北京三里河计委宿舍131号门楼前,1959年10月1日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始终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来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就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可以后当我再问到王叔叔时,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作者注:此为讹传,罹难的右派是另外一位。王笃九死一生熬了过来,文革后没有接受马洪的邀请,到社科院工经所任职,而是留在家乡如皋当老师。可参阅:李榕:《舅舅的故事》)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有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后来的第五任国务院总理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位。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的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


家庭照(包括姥姥陈普兰,其时母亲陈伯林已下干校),摄于子女上山下乡和父亲下放外地前,北京,1969年


在北京音乐厅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演奏。起先,我没有兴趣,可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嘛。没成想,从此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墨守成规,独立思考。早在当年,他已经开始权衡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以下厂当工人。而文革中学校都封了,按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2年夏秋之间,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

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死老虎”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给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被关入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父亲随单位下放到山西程家,摄于1970年


1970年,我插队时顺路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那会儿正随单位疏散到那里。当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记得我俩在干沽的乱石滩上散步,他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爸爸的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说,如果他得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眼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马洪与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1978年)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不久,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事件”并没有解决,成为了党内少有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点事;他还说:“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

我感到,爸爸草根出身,且历经波折,能够接地气。而他现在又有机会在高层工作,却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可能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还觉得,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举,他临危受命,是有备而来的。


马洪在中南海办公室,1982年


1984年9月初,爸爸为时任国务院领导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创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左3)、薛暮桥(左4)等,中南海紫光阁,1985年


就在那个月的下旬,父亲和吴敬琏等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国务院领导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


马洪手迹,1984年


父亲给国务院领导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母在黄山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然而,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首先,由于受高岗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成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


邓力群、马洪等著《访日归来的思索》


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马洪(对面左1)首次日本考察,1978年11月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的。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的。

说来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之用,更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马洪率团去美国考察工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1979年


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还有另一番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一些党内元老们,对当时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都不甚满意。正当邓要派人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

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因为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提议的分量。



薛暮桥、马洪、吴敬琏等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等,只在国务院下面主持咨询机构,作经济智库的头头。

参加“中日知识交流会”,与日本前外相大来合影,1985年


在1987年4月的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父亲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提出应当“紧缩”的建议。

那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议,具体缘由如下:在“六五”期间,我国曾连续几年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势很猛。“六五”计划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600亿元,可实际完成了5,330亿元,超过计划48%。在1984年至1986年间,全国投资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设项目有7万多个,在建规模达5,300亿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从1986年1月至6月,新开工的基建项目又有11,000个,缺口更大。消费基金在整个“六五”期间,年增6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4%。从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票子弥补的分别占92%、61%和44%,货币发行量年增25.7%。因此,这又导致物价增长过猛,都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每年13.7%和国民收入每年11%增幅的预期。

父亲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于1986年7月18日给时任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过热的表现、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最高层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进改革,这一建议未得到及时的重视。到了1987年,投资过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则愈演愈烈。


同年4月间,国务院开会讨论此事。原来拟定发言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突然说他不做汇报了,让马洪代其发言。姚的稿子本来就是马洪起草的,马洪便在会上大致讲了以下观点:

1、在国民经济的“助跑期”,应为日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基本条件,而不应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2、在打基础的阶段,应适当节制消费增长;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经常保持运行中的整体有效性,这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看到马洪的发言明显与邓的精神相悖,国务院领导不得不打断其发言并介入。他按照既定的口径,强调遇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深化改革,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之后,会议的意见就一边倒了。



马洪在北戴河,1988年


据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怒之下,打算把爸爸“撸下来”,后来经薛老(薛暮桥)的劝阻,才作罢。我常常纳闷:爸爸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居然左右开弓?是不是他小时候在村里读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变得愚忠?他怎么就不会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呢?

由于改革开放,国家的生产得到发展,有时候导致经济“过热”,因而几次出现了通货膨胀。根据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爸爸力主冷却、压缩。1984年,他的意见被采纳,帮助稳定了时局。而到了1987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却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洪主持“山西的能源调查”,1982年



20世纪80年代,爸爸在国务院研究开发中心,主持了“山西能源的调查”、“上海的宏观规划”、“2000中国”等等国家重大发展项目的论证和制定,开展了持续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他还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

“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文章,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内部政策的报告。作为国家经济智囊的主导,他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贡献。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


1993年,中央主要领导让父亲主持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书,并亲自作序,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接着,中央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电视台到场采访。在那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多数人讲了一些拥护当时流行的一个新观点的话,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却说:“我50多年前加入党,是在镰刀斧头下宣的誓,为工农利益、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宗旨。”事后电视台录播座谈会时,父亲的发言被删去了。

事也凑巧,不久,在美国定居的我和儿子,看了有关斯诺当年访问延安的文献片。我挺兴奋地打越洋电话,告诉父亲,他的外孙已经知道延安,知道那是当年姥爷姥姥十几岁时,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据地。父亲听后,感慨万端,但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说话有困难,很久才迸出这么一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听了,却不知该说什么为好,老半天没吭气,父亲遂挂上了电话。事后想起,我一定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人到晚年,与老朋友相逢往往是在医院。一次,遇见了邓力群,他几近双目失明,而他握住爸爸的手,不住地说: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又一次,在1989年以后,爸爸则遇见当年国务院的领导。在改革初期,他们听从时代召唤,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前途,呼风唤雨,一起战斗;到此时,两人只有拱手致意。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老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

记得有一年,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就常到那里去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商议一下。”顶班的护士问我宋平是谁,我一听,就落下泪来。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2004年,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马洪考察法国,与长女马雅(时为比利时留学生)于巴黎凯旋门,1980年


2007年,我回国奔丧,见到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从而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在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肃杀寒秋罕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

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却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


马洪与赴美前的马雅合影,北太平庄4号,1986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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