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他帮助推开了一扇门——写在父亲马洪诞辰100周年之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9 次 更新时间:2020-06-04 16: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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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马洪,1920年5月13日生,山西定襄人,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作者马雅是马洪的长女】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父亲马洪,1982年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陈云给起的,原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而备用。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穷,上不起学。他小小年纪,在村里的学堂扫地,来帮助维持家用。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考试的答卷都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全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校方允许他当旁听生。这样,爸爸才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时,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的著名士绅、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曾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与现代大工业终身结缘的起点。


马洪入职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时的留影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每天,她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里,为牛先生抄抄写写,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听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知道了这段往事,知道了爸爸对我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只有在日后,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情怀,有所领悟。

  

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了,下图中的爸爸是在山西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期间的留影。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马洪摄于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谈判期间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张闻天(右4)、马洪(右3),黄河渡口,1942年

  

   当时在延安,爸爸入了马列学院二班。同班同学中有红军将领徐海东,有来自北大的邓力群,有来自清华的宋平,甚至还有江青。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或阅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学成后,他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我爸爸妈妈在延安结婚。以后,他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白头到老。

  

农村调研组,张闻天(右4)、马洪(右5),米脂,1942年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深谋远虑,早早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而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

马洪任热河省平泉县县长(前排中),1946年

  

   东北工作初期,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了东北的大城市,大批原被收编的“伪军”又反水了,这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的发展促使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这可能是他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马洪任热河省宁城县委书记(右2),1947年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刚满1周岁。大概三四岁时,我已大略记得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这是一部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和父母在沈阳时的照片,摄于1949年五一

  

   那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层,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都吃惊。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马洪(右1)随高岗在东北视察工作,1951年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寄宿。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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