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悼念父亲马洪

——坎坷人生赤子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14: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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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做好准备。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里穷,不能上学,只好在,村中的学堂扫地来帮助家庭维持生计。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学生们的答案几乎全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都是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允其入室旁听,爸爸这样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著名士绅、族人牛誠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研究管理现代大工业和产业结构,与其终身结缘的起点。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通过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得知爸爸的这段往事,也得知了爸爸对我奶奶感情很深。但是,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精神有所领悟。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前左图)。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前中图)。1937年,爸爸在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前右图是谈判期间拍的照片。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爸爸在延安学习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那时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很多,像邓力群是北大学生,宋平是清华学生,都是他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左图:农村调研组,张闻天、马洪(右四、五),米脂,1942年;右图:张闻天、马洪(右四、三),黄河渡口,1942年。

  

  

   左图:马洪任热河省平泉县县长(前排中),1946年。 右图:马洪任热河省宁城县委书记(右二),1947年 。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转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高瞻远瞩,早早就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而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因此,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东北的大城市后,大批收编的伪军反水,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发展的结果是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可能这是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中图是我和父母在沈阳时的照片,摄于1949年五一,我刚满1周岁。大概三四岁时,我还略记得当年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是一部前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届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左下图:马洪(右一)随高岗在东北视察工作,1951年。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人,都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难以置信。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右上图摄于国家计委工作初期,在云南石林)。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左图:上海黄浦江畔,高岗事件前夕,1953年。右图:父母与马雅在北海幼儿园,高岗事件中, 1954年。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中国自己的一条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事后我再问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朱镕基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家庭照(爷爷牛梦月,大妹马怡,小妹马筠,弟弟马佳)1959年10月一日摄于北京三里河计委宿舍131号门楼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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