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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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1982年的马洪

  

让经济走出困局

  

   记得是1960年初冬,也是在“三年困难”最较劲的时段,父亲马洪去北京第一机床厂做调研。当时主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李富春让他带着计委、经委、中央党校、一机部、中科院经济所和北京市委的人,在那里蹲点。任务是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工厂的管理经验,以便制定条例,整顿大跃进后混乱的国营企业。这次的调研成果成为后来“工业七十条”的基础。而“七十条”为及时补救大跃进给我国工业带来的损害,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贡献。

  

   1970年,我下乡插队,顺路看望了随单位疏散到山西娘子关的父亲。当时我没有工作、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父亲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的。” 这些话使我对未来有了信心。

  

   文革结束,高岗虽然没有翻案,父亲却“复出”了。1984年9月初,他为赵紫阳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 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左图:首次日本考察,马洪(对面左1),1978年11月。

   右图:率团去美国考察,摄于工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1979年。

  

   那个月下旬,父亲和吴敬琏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赵紫阳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父亲给赵紫阳的亲笔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 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手迹,1984年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可是,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 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左图:“山西的能源调查”,1982年。

   右图:“上海的宏观规划”,与时任上海领导江泽民(左三)等,1984年。

  

   首先,由于受高岗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留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 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 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陪同赵紫阳视察山东的工厂,1984年。

  

  

   左图:参加“中日知识交流会”,与前外相大来合影,1985年。

   右图:陪同赵紫阳会见美国来宾,中南海紫光阁,1986年。

  

“官不做也罢,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 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的。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说来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

  

   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所以,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而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还有另一番的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们对邓小平看中的胡耀邦、赵紫阳的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不甚满意。当邓大张旗鼓地先后要派胡、赵去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而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个提议的分量。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

  

  

   左图:北戴河,1988年。

   右图:考察法国,与马雅(比利时留学生)于巴黎凯旋门,1980年。

  

   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只在赵紫阳下面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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