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理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2 15: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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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以中外学者关于传统中国社会法与秩序的论说为引子,将法→秩序构成→社会结构→文化原理联系起来观察,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共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应与互动的一体关系,而贯通其间的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原理。道德是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正当性所在,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构成原理是道德原理。道德原理建立在有机宇宙论之上,这种从宇宙有机出发具有生命感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有机世界存在的形式与本质,即世界在形式上是道本质上是德,这表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实际上是道德观。所以,从文化原理上说,道德或许不止是传统中国法秩序保持长期稳定并具有修复机能的奥秘,亦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源,甚至还有可能是我们复兴中华文化,包括创新中国法文化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传统中国|法秩序|道德原理

引子: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持久是一个奇迹,以至有论者把它称之为超稳定结构。[1]但从清末开始,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同时传统中国法亦趋于解体。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很多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对此,笔者简单归纳后,把它作为提出问题的引子。

   有关这个问题迄今有不同的论说。[2]中国学者中最具影响的有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说,其背后是礼法社会,他的描述是从社会秩序到礼法文化这样一种认识路径。在当代中国学者中,季卫东教授对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提出西方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中国是一种太极图结构,亦即太极图里有阴与阳,阴阳结合形成一种相互性的社会结构说。梁治平教授出版了一本《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他认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即与自然秩序保持一种和谐的和谐。严格说这还不是对社会秩序结构模式的描述,是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探讨,但它其中包含了礼与法、家与国的结构模式,而且他虽然没有进一步讨论原理是什么,但他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学者中,滋贺秀三教授提出了情、理、法的法秩序与社会秩序同构说,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围绕着情、理、法而展开的一个家国同构社会。到他的学生寺田浩明教授那里,就发展为二极三方的首唱与唱和说。美藉华人黄宗智教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提出所谓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以及“第三域”的问题。日本学者中还有沟口雄三教授,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以家为原点的同心圆放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是一层层攀升的,就像鱼鳞那样不断地向上攀升,有纠纷先调解,调解不成到县,县不成到州,州不成到刑部,或者到大理寺,最后到皇帝那里。你看它的每一步就像是鱼鳞向上攀升的过程,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相应的解决纠纷的机制,通过纠纷的解决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美国学者中有自卡尔.A.魏特夫以来在西方长期流行的“东方专制主义”说,但这一观点已受到高道蕴、安守廉、欧中坦等美国学者的批评。毫无疑问,这些探索都有它们的独到之处,有的开拓了我们的视域,有的在相互辩论中把问题引向了深入,总体上推进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但这些探索有两个共同现象:一是它们都是从礼法现象到规范总结来描述这个社会秩序结构的模式;二是极少有人很深入地来探讨这个社会秩序结构背后的文化原理是什么。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倾向于经验与规范的解释和概括,缺乏贯通、系统的原理性解读与把握。如果我们把法→秩序构成→社会结构→文化原理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在它们自身内部和相互之间,就像有机活性的人体一样,存在着同构共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应与互动的一体关系,而贯通其间的即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原理,其意义亦因此而生。

一、传统中国的法秩序

   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3]法秩序是指依法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传统中国的法秩序是指依传统中国法建立起来的或调整所形成社会秩序。虽然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依法建立起来的,它还广泛依赖于行政、礼教、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多种手段,但法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因为无法则无秩序,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法无天。当然,这里所说的法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包括具有强制性和准强制性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从法社会学的观点出发,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的法秩序总体上由国家法和民间法构成,其中国家法为主民间法为从,所以,笔者把它概括为一体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具体说,所谓一体是指由国家法和民间法构成的秩序统一体;二元是指由国家法与民间法构成的两个秩序系统;主从式是指整个社会秩序由以国家法为主的社会大秩序和以民间法为从的社会小秩序构成,即使这两个秩序系统有部分交叉和重合,但宏观上看主要还是主从式关系;多样化是指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样性,包括国家法中的律、令、格、式、科、比、敕、例、礼等,以及民间法中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帮规行规等。毫无疑问,这个秩序构成有明显的层次性,形成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又是一个统一体,因为所有的差序都是统一体内部结构上的主次而已,整体上它依然是一个统一体。因此,综合起来看,传统中国的法秩序是一体(国家法与民间法合为一体)二元(国家法与民间法各为一元)主从式(国家法为主而民间法为从)多样化(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样性)的构成。[4]

   在笔者看来,传统中国的法秩序与社会结构一致。传统中国是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是家庭与家族、村落与乡镇、国家与社会,其中家法族规对应于家庭与家族,乡规民约对应于村落与乡镇小社会,帮规行规等对应于村落以外城镇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国法对应于基本面上的国家与社会。这样一来,从家法到国法形成一条秩序链,家法是这条秩序链中最下端的血缘法,国法是从家法演变而来又居于这条秩序链中最上端的地域法。同时,由于从家法到国法意味着秩序位阶、法律效力的上升和国家色彩的增强,因此,乡规民约、帮规行规等,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有民间的自治性,同时亦逃脱不了为官方和准官方所关注以至被操控的命运,即主从的关系。[5]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法秩序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同构、互动的关系。所以,从整体上立体地来观察和把握这个结构,亦是一体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秩序构成。

   任何秩序都有静态与动态两种状态,这基于它结构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传统中国的法与社会秩序,即一体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亦存在着这样两种状态。从静态上看,这个秩序构成处于有条理、有规则、不紊乱的状态,从而表现出传统中国法与社会的一体性、稳定性和差而有序性。从动态上看,这个秩序构成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传统中国法与社会的互动性、反复性和可预测性。其结果是,这个秩序构成总是与一体性和差序性、确定性和活动性、连续性和可预测的变动性等特征相联系,长时段整体上呈现出和谐有序的状态。当然,这个秩序构成亦有紊乱和崩溃的时候,表现为传统中国法与社会秩序的失范和失控,但经过一段时期,它又能修复。其奥妙不止在于法与社会秩序本身,甚至亦不仅仅是法与社会秩序背后的社会结构的作用。虽然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除此以外,还有更深层

   次的文化原理在发挥整合修复的作用。

二、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构成原理

   原理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可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当然,这个道不单是道家之道,而是包含了道家之道在内的中华文化之道,亦即传统中国文化的共通原理。[6]根据《周易》的记载,道的基本要素是阴与阳,其结构是阴阳一体、阳主阴从,而阴阳的关系是互涵、互摄、互转,亦即对立、统一、转化(所以生生不息)的辩证关系。[7]这个思想来之于我们的先贤对天、地、人,亦即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观察、思考、概括和提炼,从而形成了贯通天、地、人,亦即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哲学。[8]其一贯之道即是宋儒周敦颐在他著名的《太极图说》中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9]推而言之,依着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明示,那么,立法(此法为政教大法)之道应是礼与法(此法为刑法),或者说德礼与刑罚(在司法中转化为情与理)。[10]中国人的这种一贯之道,亦即贯通天、地、人、法的统一哲学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原理的文化哲学。按照中国哲学思维,阳代表德性,阳主意味着事物的属性依德。因此,虽然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下,“道”之一字就像理学中的“理”字一样,亦可以单独用来指称事物的原理。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化之道的道,它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这种情况下,道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德,所谓道中有德、德必有道(此在后面解析)。其实,道原本所表达的只是事物的秩序结构,而德所表达的才是事物的内在性质。

   这意味着在事物构成的原初意义上,道是德的表现形式,德是道的存在依据,道与德共同构成了事物的统一性,亦即道德是事物的统一原理。有鉴于此,我把这种文化构成理论称之为道德原理。[11]道德原理是从有机的宇宙自然观出发的。有机的宇宙自然观的核心在于把世界看成是有生命的系统,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人共一体的世界是一个大生命体。之所以说世界是有生命的系统,是因为世界的自然状态是明与暗、昼与夜、生与成、井然有序和生生不息,前者是它的外在现象,后者是它的内在性状。自然世界的这两个特征给我们的先贤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把这种从自然得来的印象与人生经验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将自然界的井然有序概括为道,藉以抽象地表达事物的有序性,亦即事物的存在形式;而将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概括为德,藉以抽象地表达事物的创生性,亦即事物的内在性质。如同阴与阳那样,道与德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事物的统一性。此即我所说的事物的构成原理。因此,从原理上说,自然世界是一个道德的世界。这就是从天之像到天之道,亦即从自然现象到自然法则到道德哲学的过程。这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从天之像到天之道(道德原理文化哲学的形成及其构成)

   ↗白天/昼/明/阳→生动(发动/主动/先予/生出)→生生不息→阳→德↘天之像天之道

   ↘黑夜/夜/暗/阴→成静(感应/辅从/后受/收成)→井然有序→阴→道↗

   由于道原本是一种含有路径、方向、方法的秩序,所以在哲学上它从井然有序被引申为→有序性/静→阴/成/道→刚/义/宜→刑罚/法,表达统一事物中的形式、外在、功用、辅从;而德原本是一种含有事物的性能和神奇品质的创生,所以在哲学上它从生生不息被引申为创生性/动→阳/生/德→柔/仁/爱→德礼/礼,表达统一事物中的性质、内在、本体、主动。因此,这样一来,从原理上说,不仅自然世界是道德世界,人类社会亦是道德世界,亦即道德是万物原理,所以道德原理贯通天、地、人、法。这种从自然现象到自然法则到哲学原理到社会原理到政教(政治-法律)原理的过程及其结构亦可以图示如下:

   从自然现象到自然法则到哲学原理到社会原理到政教原理贯通示意图

   ↗井然有序(外/用/从)→有序性/静→阴/成/道→刚/义/宜→理/法/刑罚(用/昏/阴)↘

   自然自然性状自然法则哲学原理社会原理政教(政治─法律)原理

   ↘生生不息(内/体/主)→创生性/动→阳/生/德→柔/仁/爱→情/礼/德礼(本/晓/阳)↗

这是从易经发展而来的中华之道,亦即以道德为原理的中国文化哲学。据此一贯之道,我们知道天地/自然之道是:阴与阳,阴阳一体、阳主阴从,阴阳变化、生生不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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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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