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09 15:32:51

进入专题: 地缘秩序   传统中国   游牧社会   农耕地区   海疆危机  

李磊  

  

   摘   要:中国疆域的成型是历代建立、延续并完善地缘秩序的结果。秦朝一统六国后,建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结构性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议题。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旨在与各地以一对一的方式联结,即建构“一”与“多”的关系。汉朝凿空西域的地缘意义在于将匈奴影响下的蒙古高原、西域与青藏高原诸多势力分别对待,使之在未来2000年的地缘秩序中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对于游牧政权而言,他们习惯以直接占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迫使农耕政权岁贡、开榷场,以农耕区服务于游牧社会。而当其社会内部农业地区的权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其政权将向中原的王朝体制转化,从而具备了入主中原的资质。游牧政权的政治逻辑与中原王朝并非截然对立,其政权发展王朝化几乎是必由之路。东南海疆的地缘秩序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脉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中国便因海疆地缘构想的先天不足而遭遇边疆危机,而西欧殖民者正是通过了解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破坏了传统中国的海疆地缘秩序。

   关键词:地缘秩序;传统中国;游牧社会;农耕地区;海疆危机

  

   关于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研究,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民族国家或帝国理论为出发点。①由于这些理论主要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事实基础,故而在用以解释中国时总有言不尽意乃至隔靴搔痒之感。为了消除现代学术话语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抵牾,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出的“封建—郡县”的解释模式,试图以中国既有的制度范畴来表述传统的国家形态。②也正是以此为起点,有学者提出了传统中国之普遍政治秩序的命题,即认为存在贯穿治内、治外的普遍原理及依此而建构出的恒定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认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精神建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地理上表现出空间的开放性,不拒绝治外政权及族群的加入;治外政权及族群可以随着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在五服体制中的位置,甚而被纳入郡县体制之下。传统中国的这种规范性论述与近代西方的政治原理完全不同,近代西方采用的是双标与双轨,对内建构均质化的民族国家,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传统中国的治内与治外遵循了同一原理。治内与治外的边界随着中央政权与相关政权及族群的关系变动而变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地缘战争只会改变治内与治外的边界,最严重的程度也只是更迭了王朝,而不会改变秩序模式。易言之,传统政治秩序的普遍性在于它在地理空间上能够容纳更多的政权与族群,在时间维度上能够容纳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变动。这些理论探索推动了有关中国国家理论的话语更新,打开了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论述空间。然而,对传统中国普遍政治秩序的探讨,还须从规范性表述延伸到事实性描述层面。政治秩序在认知领域中展现为整齐划一的形式,但实际形态却取决于各方的实际操作。本文尝试通过梳理中国的地缘政治传统,从现实主义层面丰富对传统中国之普遍政治秩序的理解。

   一、西、北地缘关系的一分为三及其连环盛衰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初二,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文中凝练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处之地缘政治的变化。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言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表述东南海疆危机之历史转折意义的同时,李鸿章则以“多在西北”概括历朝历代的备边方向,并认为西北是“中外界限”的显现场域。李鸿章所谓的西北当以嘉庆新修一统志为疆域范围,大致范围指蒙古高原及天山南北路。尽管自汉代以来的中央政权多将这两个地区分而待之,但两者实际上同处游牧世界中,只是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历来以游牧经济为主,天山山麓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灌溉农业。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的情报中,天山以北是乌孙人繁衍生息的场所,他们以游牧为生产、生活方式(《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分布着三十六国,后来发展为五十余国。它们为绿洲上的定居点,建设有城郭,从事农业与牧业(《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受制于资源禀赋,三十六国规模都不大,人口最多的龟兹也仅有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当匈奴强盛时,这些绿洲国家是游牧世界中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的重要补给基地。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众所周知,西域被纳入汉朝的地缘战略始于军事。在发动征伐匈奴的战争之前,汉武帝曾计划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他出使十多年,打通了汉朝通往中亚的道路,获得了大量的西域资料。此行虽被司马迁称为“凿空”,但汉朝并未达到与大月氏军事联盟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并非汉朝唯一的地缘战略通道。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求取通往身毒的道路,尝试开辟经身毒到大夏。由于次年霍去病占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故“巴蜀—身毒—大夏”之道被放弃。

   元狩年间西汉与匈奴的决战结束后,西域的通商价值立即凸显。这使西域在发挥其在游牧世界中的结构性功能的同时,也扮演着汉地农耕区与外部世界之交易中介的角色。这种角色的重叠不仅改变了西域的既存秩序,而且使之成为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博弈议题。对于游牧区而言,失去西域等于失去了农产品、工商品的补给基地,也削弱了它对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影响力。正因有匈奴的军事威慑,楼兰、姑师敢于劫掠汉使、阻断道路,西域由此具有了地缘风险性,成为汉朝分配治理资源的重点地区。

   汉朝第一阶段的战略是,在天山以南直接打击楼兰、姑师,故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以王恢破楼兰,赵破奴破姑师;在天山以北则通过和亲的方式使乌孙成为维护汉朝在西域、中亚统治的重要力量。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派宗室女细君和亲乌孙。细君死后,解忧继任。第二阶段是借太初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04—前102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之威,在轮台、渠犁戍守数百人,设置使者校尉领护。第三阶段是汉宣帝时将南道纳入领护之下,并向北道发展。“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欣唇怠保ā逗菏椤肪�96上《西域传上》)。匈奴日逐王归汉,不仅使汉朝并护北道诸国,始置西域都护,而且迫使匈奴撤销在西域的统治机构,罢僮仆都尉。《汉书·西域传上》记述了西域治理权更迭对于匈奴与汉朝盛衰的影响:“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朝“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由此,汉的政治影响力深入中亚地区。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攻杀匈奴郅支单于,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按《汉书》的记载,攻杀郅支单于的军队为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汉书》卷9《元帝纪》),也就是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郅支单于之死以象征性的方式展现了西域对于游牧世界的战略意义。《汉书·西域传上》也看到了“西域服从”与“单于称藩臣”两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所谓“单于称藩臣”,是指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汉宣帝在诏书中将呼韩邪单于的这一举动称作“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并命其“赞谒称臣而不名”(《汉书》卷78《萧望之传》)。尽管在两汉之际汉与匈关系仍有反复,但匈奴依附汉朝的趋势已成。这是因为在丧失西域等农耕区后,匈奴只能日益依赖汉地的农产品、工商品以及各类技术,即便是与东汉相抗的北匈奴亦主动提出“合市”。在得到东汉朝廷诏许后,“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

   正因自西汉开始,蒙古高原与西域在中原王朝的秩序构想中被分而治之,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社会形成了对汉地的路径依赖。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政权与汉地的中原王朝之间形成了正向对应关系,双方盛衰相伴。如匈奴与汉朝,柔然与北魏,突厥与魏齐周隋,吐蕃、回纥与唐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均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巴菲尔德用“Shadow”比喻这种关系,将中原王朝称为“Primary Empire”,而将游牧政权称为“Secondary Empire”。获取河西地区、凿空西域,除了改变游牧世界的结构性关系并让游牧社会更加依赖汉地之外,还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结果,那就是青藏高原上诸族群也被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游牧世界中割离出来,与汉地农耕区直接关联。汉代羌人所处的地域以西海为中心,南抵达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汉初之时,羌人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汉武帝获取河西地区以后,隔离了羌与匈奴。羌人与匈奴相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后汉书》卷87《西羌传》)。宣帝时,羌人“度湟水,郡县不能禁”。羌人向湟水流域发展的目标是“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后汉书》卷87《西羌传》),这反映出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在湟水流域的竞争。冲突的结果是汉宣帝令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汉朝置金城属国统辖降附的羌人。

   西汉以后,羌人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东汉统治危机的爆发,重要原因便是持续六七十年的羌乱。西晋关中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是内徙的羌人与氐人。十六国诸政权的统治民族虽有不同,但自屠各汉国以来皆以包括氐羌在内的“六夷”为主要依靠对象。

   当羌人内徙时,慕容鲜卑的一支在西晋时期自东北迁徙至青海,融合当地氐人和羌人,建立了吐谷浑政权。隋朝建立时,吐谷浑在始称可汗统治下达到极盛,占领鄯善、且末,控制西域通往中原的南部通道。如前所述,对蒙古高原、西域及青藏高原分而治之是汉代以来地缘风险的防范战略,吐谷浑向西域的发展正与之相冲突,故而引发与隋唐两代的战争。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出兵大败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南走,投降隋朝者达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隋朝由此控制住通往西域的道路。

唐朝灭东突厥后,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入朝,西域之路重开。为了解除吐谷浑的威胁,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年)命李靖为主将,节制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等五部,攻击吐谷浑,吐谷浑伏允可汗战败后被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被唐朝册封为西平郡王。唐朝由此控制了吐谷浑旧境,以及青海高原及川西一带。随后,吐蕃接替吐谷浑继续向西域、河陇地区发展。松赞干布时,文成公主入藏奠定了唐朝与吐蕃间的甥舅关系。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以战争、渗透等各种方式,试图将控制区域扩展至吐谷浑、西域,一度控制安西四镇二十余年。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又“请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安史之乱中,吐蕃乘机夺占河湟、陇右,代宗时一度攻入长安。总体说来,唐朝对吐蕃的风险防控兼具战和,并存在着协商机制。除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的和亲外,还有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的金城公主入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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