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为何传统中国的思想系统重国家轻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1 次 更新时间:2021-02-03 0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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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中国思维的根系》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作者萧延中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思维形式。从学科上看,它横跨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字学、宗教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在他看来,中国思维是维系中国数千年悠久传统的内生文化要素,是形塑中国精神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它以“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形态渗透进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达到“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无意识程度。它不仅是“智性的”(intellectual),而且是“心性的”(mentality);不仅是“思想”(thought),而且是“情态”(mind)。

   萧延中认为,尽管中国传统思维与现代科学理性分属不同的知识类型,但面对复杂丰富的现象世界,二者并非必然构成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超越以“前现代”标签作为衡量中国思维知识性质的线性准则,剖析和理解其中自洽的内在理路,是寻求和挖掘二者借鉴互渗之可能性的路径之一。在方法论上,“共时性”描述,既不是以发现“规律”和证明真理而抽象历史的所谓“宏大叙事”,也不是以抓到关键“钥匙”而一劳永逸地实现解释意图的本质主义,它仅仅是面临整体性议题时的一个有用的观察视角,一种便捷的透视工具,一项分析过往的认知取向。

   在现代化浪潮中,中国人一直面临身份认知、自我认同的精神困惑。《中国思维的根系》试图从更深的层次“认识你自己”。本书的观点可能会引发很多读者的争论,但本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却非常明显。就本书的写作和思考,《燕京书评》专访了萧延中教授。

  

   「我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思维形式」

   燕京书评:《中国思维的根系》并不好读,它横跨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字学、宗教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这也意味着,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看来,它很可能会“漏洞百出”,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大杂烩”。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学术风险?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你最初的研究意图和写作初衷是什么?

   萧延中:这本书发行面世了一段时间,我也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反馈意见。其中反馈最多的是说,思想史研究本来就比较“曲高和寡”,不大好懂;你的这本书“尤甚”,容在下慢慢品读。尽管这些朋友的口吻非常友善和婉转,但我也听出了质疑的声音。老实说,如果一本书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种不祥之兆,甚至意味着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问题发生在写作和表达的层面上,还有机会补救,但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说,如同翻译作品一样,一般每每遇到读不懂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因为译者没搞明白原著的意思。在这个角度上,我特别要感谢你的访谈,给了我一个进一步申辩自己研究意图的机会。

   撰写这些研究笔记,很重要是一个因素跟教学直接相关,很多想法和问题是学生提问,自己答不上来所引发的;当然,有些是读古典文献时自己向古人提出的;还有些问题,是阅读今人研究成果时所产生的困惑。例如,当我跟学生一起讨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时,学生们觉得董氏以人体之“脐”为喻,解释“中”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非常新鲜,董仲舒居然可以从“肚脐眼”推论出“明君为首”的政治正当性命题。这种解释思路,与我们已接受的观念大不相同。紧跟着,他们就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学生们的意思是说,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思维方式和解释路径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在阅读古籍时所产生的问题。我身边就有朋友认为,提这样的问题是钻牛角尖;可作为教师,起码要先自圆其说,自己说服自己呀!

   这样,我的这本书所期望回答的,不是“是什么”(What)的问题,也不是“怎么样”(How)的问题,而是“为什么”(Why)的问题。还以《春秋繁露》为例,董仲舒在书中说了些什么,读了文献和注疏都知道;他的这套说法跟前人和后人有啥区别,研究专著、甚至教科书已经有过探讨;而我们要问的是:论述政治权威在在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有多种思路和方式,而董氏怎么会想到从“肚脐眼”这个角度去论证“明君为首”的必然性?而这样的一种论证方式又会在思维逻辑和说服效果方面,产生怎样的后果?换言之,这本书关切的重点,不是思想事实(作品说了些什么),也不是演变过程(一种观念如何变化),而是作者的思维形态本身(为什么这样思想而不是那样思想)。当跳过“是什么”和“怎么样”,而直接设问“为什么”时,在逻辑环节上就会显得十分唐突,让人摸不着头脑。

   很显然,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仅靠单一学科,如历史学,就解决不了问题。基于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的考虑,这本如你所说,是一种跨学科的,也只能是跨学科的。用我在书中的话说就是,本书不是史学著述,甚至也不说一般的思想史著述;它试图呈现的不仅是知识内涵本身,而更是视域探讨知识所赖以建构的基础,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所以才能以“根系”一词作为书名。

   燕京书评:既然你已明确地意识到你这样跨学科研究所不可避免的“漏洞百出”,甚至不为通常学科规范所接受,作为一本著作的作者,你就没有不被理解的“焦虑”和暴露缺陷的“恐惧”吗?

   萧延中:当然有,而且很强烈。可我骨子里又改变不了“刨根问底”的个人习性,总觉得不搞清个“所以然”,内心就不安静。在这方面,我是抑制不住冒险的冲动,这是我研究的动力,甚至是活着的意义。如果有证据证明搞错了也不要紧,给后面的人留下点教训也好吧。当然,这种研究也不完全是闭门造车,在本书的最前面我说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就是富有歧异的对话和交流,从中师生都得到了诸多的启发。

   来自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的鼓励和批评,也是自己保持研究兴趣的重要动力。如一位毕业于国外著名大学的“海归”教授,在审读了书中附录有关张东荪思想的评述后,给我微信说:“太棒了。很少看到把中西思想体系讲得这么清楚到位的。民国大师是身处中西之辩的第一代,本身学贯中西,感觉又特别新鲜原始,所问所思都是最有原创性的,往往也是最为根本的。吾辈后学者,根基也浅,见识也陋,做中西比较,渐渐枝节横生,常常不得要领,而误入歧途者也多。今兄循张东荪先辈之思想理路,将视域重归中西比较之原点。”你可以想象,一个探索者,当得到同行如此的鼓励,会有多么的感激和亢奋。此时,焦虑就成了动力。

   燕京书评:几年前,我采访过你的老师刘泽华先生,读过他的自传和《中国的王权主义》。我感觉,虽然他的研究和他自己经历的切肤之痛有关,即使纯粹从学术上说,他的研究在逻辑上自成系统,同时也显示出深邃的史识。《中国思维的根系》显示出你对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似乎是你和他不同的地方。尽管你明确表示你和他对传统的看法和刘泽华先生不一样,但我感觉,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些隐秘的联系:你之前研究过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大,而刘泽华先生研究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并提出中国古代是“王权支配社会”、君主“五独”等观点。《中国思维的根系》试图对“中国思维”的形成、结构、源流、规则等方面寻根溯源,似乎是往前走了一大步,不知你是否做如是想?

   萧延中:啊,涉及到老师了,可不敢瞎说。有人说刘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批判性的,“王权支配社会”是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特质所做出的基本概括,但能否由此就说刘先生的研究是反传统的呢?即使对儒学本身,似乎也不好说刘先生是全面性反儒的。刘先生健在的时候,我曾“调侃”式地问过他。我说,你对儒家那么烦,对为专制王权充当犬马的俗儒更是不屑一顾,可如何解释您的言行举止中却时时散发出某种“君子”之高贵与谦的气息呢?固然儒生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那更多指涉的是个人气质和道德操守;在学理和学派的角度上讲,无论什么儒,起码都与道、墨、法诸家学说有所不同。刘先生笑着回应说,君子风度当然要讲,我所批判的是那种一言九鼎、一手遮天的政治专制主义。

   作为学生,我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思维形式,而不是中国政治的统治形态和治理方式。从认知角度对中国传统思维展开分析,目前研究作品还并不多见。至于对现代中国政治的评判,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它本质上属于现代性思潮中的一种。从常识角度论,当代中国最高政治权威者,一生反儒,倡导“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心向社会下层,追求身份均平理念,他的毕生志业(ambition)是毁灭一切既成的现有模式,以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道统。这些目标都不是中国古代思想,包括“王权主义”,所能满足的。这种中国式的东方现代性思潮,当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思想要素和精神气质的滋养。我斗胆认为,这些传统要素与其说来自儒家,不如更确切地说来自墨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主题范围,以后有机会展开吧。

  

   「在传统中国的思想系统中,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燕京书评:我也同时注意到,你在该书“导论”中提到,“西方思想传入以来,虽然经中国思想精英反复推介,如严复及其后人的大量译著,可这些思想除了停留在高级知识人的头脑中,它们始终未能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深处真正扎根”。紧跟着又说,一方面,中国人多有一己之“私”,少有国家之“公”,国家意识淡漠;另一方面,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召唤旗帜,把废除私有制奉为要旨,最终走向“世界大同”的某些思想学说,却能大行其道,很容易地赢得社会下层的拥戴和认同。你指出的这种中国思想状态的强烈的内在张力,与你写这本的意图有什么关系?

   萧延中:我研究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你刚才提及的中国人,包括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会在思维逻辑上把成就一己之“私”直接与以废除私有制为要旨的“世界大同”某些思想学说联系起来,而且这样“大同”理念的模板还直接来自异域的西方。这些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十分关键的结点。我总觉得,除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利益压力以外,产生这种以“自私”底色而憧憬“大公”的怪现象、怪逻辑,可能跟中国固有的思维形式有关。

   我想搞明白的是: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流变中,究竟是中国的什么思想质素与西方的什么思想质素在相会?是中国儒学与西方基督教在相会?还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与西方启蒙之后的现代理性主义在相会?进一步说,同为西方启蒙思潮的产儿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群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现代整体思想(包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下层社会的文化取向),更偏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除了历史境遇外部因素以外,在思维方式的内核方面,是不是也还有巨大的解释空间?更进一步,西方基督教所呈现出的“群体主义”(社会主义最早是从基督教派的一支中派生出来的)与中国传统中原有的“群体主义”(家族主义也可看作是群体主义的一种类型),是否有思想和精神“质素”方面的一致性?

   其实,无论是西方近代黑格尔的“历史精神”,还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都在强调存在着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特别是“个体理性”(趋利避害的功利选择)的无形宇宙能量,是它最终规定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这样一种剔除了上帝意志的理性范式,与中国传统的“天命观”,起码在思维形式方面,甚至在思维质素方面,是否更有“亲切感”,从而拉近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现代思维的一支之间的距离?这是隐藏在这本书深层的一个“问题”,也可以看做一种思想预设。

  

   杨朱主张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

燕京书评:你在本书第124页强调,在身体政治的思维框架下,私域与公域彼此重叠,专制与民本相辅相成,使个人权利-义务等主体观念无从生成。第187页说,在宗法精神的影响和支配下,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有与家族整体相联系才有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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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京书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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