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从礼法到政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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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摘要】 用法文化的视野和法哲学的方法,能够深入探讨,从礼法到政法的传承与变迁中,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及其改造提升问题。传统中国法的结构是礼法结构,其哲学是道德哲学,其背后的世界观是道或者说是阴阳统一的世界观;现代中国法的结构是政法结构,其哲学是功利哲学,其背后的世界观是唯物论或者说是原子论的世界观;但它们最终要回答和追求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在未来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改造提升中,应弱化政法结构中政与法的意识形态性和功利性,注入基于普遍人性的人权和基于中国人性情和教养的礼,从而将其改造提升为新型的政法结构;其中最根本的是唯物世界观,亦即物质的功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与道的或者说阴阳统一的世界观,亦即精神的道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协调统一。从两种世界观的方法论和现今的立场出发,在未来中国法的发展中,上述两者的协调统一,虽有其艰难性,但亦有其可能性。

   【中文关键词】 礼法;政法;哲学;未来

  

一、传统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

  

   学界探讨传统中国礼法和现代中国政法的论著并不少见,但将传统中国礼法与现代中国政法结合起来做学术探讨的却不多见。[1]为此,本文以法文化的视野和法哲学的方法,探讨从礼法到政法的传承与变迁中,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及其改造提升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宏大深邃的问题,目前,笔者只能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尽量作一个梗概式的表达,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于法的结构,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如果从法文化类型[2]的视角出发,那么,传统中国法的类型可以说是礼法文化,亦可以说是礼法传统,如果透视这个文化和传统的结构,则可以说其是礼法结构。正如《唐律疏议》在其开篇《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德礼是政教的根本,刑罚是政教的辅从,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晨(相续为一天)、春天与秋天(相续为一年),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完美的整体。这是对律文的直译,其实其内涵远不是这么简单。首先,它融合了儒、法、道三家的思想。从概念的倾向上讲,“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晓阳秋”是道家的。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在国家法典中融为一体,这是西汉以来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臻于完善”的表现,体现出从阴阳合一、阳主阴从的哲学原理到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礼法结构。为了更直观地阐明这一点,我们先看图1:

   (图略)

   图1《唐律疏议•名例》所示礼法结构示意图

   图1把《唐律疏议•名例》的表述结构化了,其中,“阳秋”之后的内容是笔者加上的,但符合道的构成。透过这个图示,可以看到作为政教两翼的德礼与刑罚与作为道之两仪的阳与阴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政教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统称,亦可称之为大法,[4]法律自然包含在其中。因此,作为政教两翼的德礼与刑罚,亦就是礼与刑(此处的刑是指广义上的刑法,亦即法律),或者说是礼与法(此处的法是指狭义上的法律,亦即广义上的刑),实际上,这也就是传统中国法的基本内容与结构。正如图1所示,在这个结构中,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对此,人们把它概括为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简称其为礼法结构。礼法结构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法的基本结构,所以,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说:“朕倣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5]对于传统中国法的礼法结构,《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一个总结性的概述,阅者可以参见下注。[6]

   同时,由图1所示,我们还可以发现,礼法结构的法理依据是阴阳合一、阳主阴从的哲学原理。这个原理实际是道德哲学的,这个道德哲学背后的世界观是道或者说是阴阳统一的世界观,而它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亦即法对人的意义。其实,这些都植根于对人是什么的预设和回答。对于这个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理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从道或者说阴阳统一的世界观,可推展到道德哲学。为何是道德哲学?因为阴阳世界观的本质是道德,即道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其表现为井然有序,这是表面上、形式上、静态的表象世界;而德是世界存在的根据,其表现为生生不息,这是表面下、实质上、动态的内在世界;道与德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完美世界,亦即和谐世界或者说生而有序的和谐世界。这个世界即是先贤在《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其实,这亦是今天我们中国人所承袭下来的主要世界观,只是如《周易•系辞上传》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8]所以,从哲学或者本质上说,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因此,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道德的存在。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9]这就是贯通天、地、人、法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亦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即效法自然、合乎自然,所以才能够与天地/自然同长久。[10]

   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天、地、人、法是贯通的呢?从学理上说,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哲学植根于这样的断定:万物的属性是阴与阳;人性是善与恶;法是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或者说礼法结构。其次,这个哲学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阴与阳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但本质是道德;人是善与恶/性与欲/情与理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但本质上还是道德;法是德礼与刑罚或礼与刑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但本质上仍是道德。最后,这个哲学告诉我们人们如何成人,那就是要为善去恶、崇礼守法,本质上还是要合乎道德。在这个过程中,法或者说德礼与刑罚,亦即礼法的价值,就是要通过对秩序(道/法)与正当(德/礼)的建构,达到责任与权力、义务与权利差序格局的制度化、现实化,从而引导和规范人成长为成人。[11]而所谓成人,本质上就是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亦即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对人是什么的预设和回答。至此,我们可以说,符合礼法规范的人就是有仁义的人,有仁义的人就是与天的阴阳、地的刚柔相合的人,与天的阴阳、地的刚柔相合的人就是与天地合一的人,与天地合一的人就是天人合一中的人,天人合一中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12]因为,道德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仁义,在法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法。这就是传统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理路,而它最终所回答的问题则是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

  

二、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

  

   同样,从法文化类型的视角可以说,现代中国法是政法文化,亦即政法传统,但就此文化或传统的结构来看,则又可以说其是政法结构。只是由于“政法”和“政法传统”早已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法律文化的统称,亦是为当今中国社会和学界所普遍接受的专有名词,[13]所以,相对于政法传统,政法结构较少为人提及。其实,在对于文化的认识上,虽然传统往往是一种纵向观察的结果,而结构往往是一种横向透视的所见,但两者实际为一物,唯视角不同而已。所以,政法结构与政法传统往往是名异而实同,这在本文中亦是如此。

   对于政法结构或政法传统的历史与核心,董必武在1959年的讲话中给予了鲜明揭示。他说:“我们党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人民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文教工作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结合生产劳动、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14]谢觉哉亦曾说过:“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政治要求什么,法律就规定什么。当法律还没有制成条文的时候,就依据政策行事。”[15]彭真亦指出:“党的领导、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政法工作的优良传统。”[16]董必武、谢觉哉、彭真都曾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特别是政法工作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的讲话既是对政法工作的经验总结,又是最权威的表达。从他们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党、国家、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中,党和国家是中心,政治是优先,法律服从于政治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可以说,这就是政法传统的核心,亦可以说是政法结构的基本模式,而且在现代中国法中,这个核心和模式虽源于历史,但亦见于当今,它不仅是理论的表达,亦是制度的实践。譬如,在理论表达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7]所以,“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18]同样,在制度实践上,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条中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然后在第五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这说明,《宪法》的制度性规定与上述《决定》的理论性表达相一致,即法律服从于政治(党的领导)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这正是包括当下在内的现代中国法中的政法传统或者说政法结构。对于这个政法传统或者说政法结构,学界虽从不同方面做了不少研究,[21]但遗憾的是,少见有对其背后的哲学进行深入探讨的,[22]而哲学探讨将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中国法有更多更深的认识。

据笔者的观察和研究,政法传统或者说政法结构的哲学是毛泽东主席曾经定义过的那种功利哲学,其背后的世界观是唯物论,而它最终要回答的,亦是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亦即法对人的意义。其实,这些亦都植根于对“人是什么”的预设和回答。对于这个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理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唯物世界观(即世界统一于物质)可推展到功利哲学。[23]为何是功利哲学?这是因为,唯物世界观的本质是存在第一、意识第二,或者说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也就是存在和物质决定意识和精神,所以,世界万物首先是而且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存在。[24]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哲学。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唯物论的世界观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承认客观世界是独立的物质存在并且有它自己的规律。除此以外,唯物论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亦要说一下,这就是认为主观、精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从客观、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是第二位的东西。……认为第一位的东西是客观、物质,而主观、精神只是第二位的,只是‘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世界观。”[25]因此,在唯物论的世界观看来,人首先是物质的存在,然后是精神的存在,最后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同样,法首先亦是物质的存在,亦即人对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规范体现;然后是精神的存在,亦即人对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意志体现;最后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亦即作为规范与意志的统一体而体现的法。这就是唯物主义,准确地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告诉人们,世界万物统一于物质,亦即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所以,人与法首先亦是物质的,然后才是物质与精神的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但本质上还是物质的。由于物质不仅是功利和利益的基础,而且亦是功利和利益最初或最终的表现形式,所以,物质的往往就是功利的和利益的。同时,唯物主义哲学还指导人们如何实现人与法的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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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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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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