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22: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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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摘要】作者利用相关史料对汉代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点探讨性的认识。

   【关键词】贸易法|《史记·平准书》|手工业和商业|少数民族|《史记·货殖列传》|外贸易汉书|公元前|法律措施|货币经济

汉是继秦以后的又一个封建王朝,在时间上它比秦距我们今天要更近一些,依纪元的标准,秦是公元前的历史,汉是跨公元前后各两个世纪的朝代,因此,后人关于汉代的知识要比有关秦代的多得多,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事实上,由于云梦秦简的发现,而今的人们对汉律特别是涉及工商贸易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了解的并不一定比秦代的多,至少是失去了可以直接援用的原始法律资料。不过,有关工商贸易的一般情形和经过史籍转述而可资利用的汉代工商贸易法律文献又要比秦代丰富得多。这对本专题的写作极为重要。

一、有关手工业的机构与法律规定

   古代经济史在传统上都是将盐、铁、酒之类的行业包含在手工业的概念内,但鉴于这类行业在汉代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在中国经济法律史上的典型性,笔者准备另外撰文给予专门的说明。这样一来,本文使用的“手工业”一词所涵盖的范围自然要作一些收缩,大体是指盐、铁、酒之外的一般手工制造业。

   汉代的手工业和前代一样,也分为国家控制和私营两个范畴。国家控制的手工业一般在京师和地方的行政治所进行。在京师,它们大部分由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控制。它的各个部门分工制造不同的器物。如众所周知的尚方即制造武器、青铜器皿、镜子等。在诸侯王国也设有与尚方性质相同的工场。另一相当重要的部门是考工室,制造和尚方制造的器物相似的食器、兵器和甲胄等,只是没有尚方制作的精致。东园匠制造皇帝陵墓用的葬具,织室制造宫廷用的丝织品和衣服。原本有东西两个织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废东织室,因此之故,剩下的一个就简称为织室。《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此有一记载: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汉书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也。师古曰: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若卢,如说是也。左弋,地名。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

   汉代其他与手工业有关的中央机构包括大司农,它曾负责制造农具。它有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实行武帝的均输制、平准法和染色工艺。将作大臣负责修建宫殿和皇帝陵墓事务。设于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的水衡都尉,管理上林苑。两年后,国家的铸币工作也归由上林三官执行。[1]

   汉代在郡县设有多种官方手工业机构,其中在10个郡县里设有称之为工官的工场。这些工官一般为地方的武库制造兵器,但在广汉郡和成都则不然,是制造金、银、漆器。在山东的临淄和陈留郡的襄、邑两地,设有为宫廷制造华丽的丝织品和锦缎的官署,称之为服官。桂阳郡的金官负责铸造黄金,丹阳郡的铜官负责开矿和铸铜(铸钱除外),庐江郡(安徽)有一个制造战船的船厂,官署为楼船官。

   西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由于经济管理上弊端较多而受到了竖良文学的批评,但其体制却一直延续到东汉,即使在规模上作了改组和削减,也是由于有些货物可以从百姓那里征用或购买,而不再自己制造。一些遗物证明,尚方、工官、织室等至少还在发挥着它们以前的作用。[2]

   在汉代官方手工业中劳作的官工,大致由这样几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官奴婢,这类人数不少,元帝时曾达十余万:第二类是依律必须为国家服役的民工,数额颇为庞大;第三类是刑徒,他们是历代王朝官工队伍中必不可少的力量之一;最后一类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熟练的专业工匠。在这几类人中,官奴婢和刑徒的地位是最低的,他们几乎得不到法律上应有的保护,待遇自然也比服役的民工和专业工匠差,至于这种差别是否通过法律反映了出来,现在还不能确定。

   汉代在对官工的管理上继承了秦帝国的体制,凡百工劳作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质量规格和数量要求。《汉书·任敖传》注曰:“百工为器物,皆有尺寸斤两斛轻重之宜,使得其法。”依范式制成的产品必须刻上工匠的名字,这是传统的“物勒工名”制度。近年来出土的东汉“乐浪王盱墓”中的一个漆杯上的铭文证实了这个制度在汉代是被严格实行的,其杯铭文曰:

   “蜀郡西王造,素工回,髹工鱼,泊工文,汜工廷,造工忠,护工卒旱,长汜,丞庚,掾翕,令史茂主”。[3]

由此铭文可见,一个漆杯不仅刻上了各道工序的经手工匠的名字,也勒有相关官吏的名字。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如果产品质量发生问题,就可以根据器物上刻写的名字,追究生产者和主管者的法律责任。

二、有关商事的法律规定

   正如西定生先生所说,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只是一个政权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的商业活动的特色。但随着战国时代商业、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战略要地和贸易要道上出现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为国家京师和地方行政中心之外,还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汉代的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方:在现在陕西的长安,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现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主要的城市都在华北,这个事实表明那时的商业大部分限于这个地区,还没有延伸到长江中、下游地区。[4]这种状况持续到隋唐时期,宋元以后才有根本的改观。

   商业都会的兴起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汉代的商业城市大都处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之区。《盐铁论》中有两段很好的描述:

   “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5]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6]

   在这些名都之外,汉代至少还有1500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镇,这些城镇与名都一样都有供商业贸易的“市”。当然,“市”的规模和规格是有区分的,一般的小城镇“市”的规模也比较小,有的甚至是民间物货定期聚散的“草市”,大城镇或者名都的“市”规模都很大,基本上是“官市”。例如,汉都长安城市分为160个居民区——里,每个里有它自己的墙和门。每个里由一名低级官吏——里正管理,社会秩序可能是由里内一批有影响的人物——父老来维持。除了各个独立的皇宫和行政区,还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区,即所谓“九市”。九市之中最重要的是东市和西市。城市内的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上述市场内进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古籍对长安的市有下列记载:

   “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市楼皆重屋。……”[7]

   “元始四年(公元四年),……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8]

   市既然是官设,则政府自然要设专官治理,各级大小城市大凡皆有等级不一的市官,大市设市长及其辅佐的属官,小市则设有市令,边远偏僻的小市则多由县官兼领。史载: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内史更名左冯翊,属官有廪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9]

   据此记载可知,长安城内的市令、市长景帝时分属左、右内史;到武帝时改属京兆尹和左冯翊。而到王莽新政时,京师与全国五大城市的市令、市长又称为五均司市。《汉书·食货志》云:

   “……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铁府丞一人。……”

   现存资料表明,城内的市场都用围墙围起,大致呈方形,每一边约有367米,四面各设一门,供交易出入。由于每边只有一门,只有固定的开关时间,所以每天早晨开市启门,人皆侧肩争门而入,罢市之后,又须夺门而出,如此一来,人相拥挤,车马争行,为市场最热闹所在。市场区内,分成若干条长巷,巷内商店林立。商人被组织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同一种货物的交易,到唐代为止,这种情况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联合体——行。每个市场有一个两层楼的建筑,顶上设有一旗一鼓,这即是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管理官吏的职务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税。此外,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查规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

   市是城内的一个特殊区域,居住其内的大都不是一般的“编户齐民”,而是专门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他们的法律身份与普通农民不同,但要想获得在市内的定居和经营权,就必须到市政官府去登记,在户籍上注册为商贾,即所谓“市籍”。一入市籍,就低于“齐民”,遭受多种歧视和苛待。然而,尽管如此,入市籍者可能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稀少,因为对一般人来说,人生在世上图的是生活的滋润,求的是财富利益,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0]当时的情形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晁错不会向汉文帝大声疾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11]人的本性是宁愿富贵而不愿贫贱,这样一来,法律上的名分与实际生活中的身份在古代中国商人和农民的身上发生分离,也就不足为怪了。

   古代中国的商人和商业一直是在夹逢中努力发展着自己,遇上汉初的放任政策更是有了活力。史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通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

   “汉兴,接秦之弊,……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蹈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13]

   “枚乘复说吴王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千里不绝于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14]

   汉初王朝对商人经营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基于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和民情困厄的考虑,但随着时光流逝,商人们利用这一机会大肆牟利,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生活差距愈趋扩大,农商之间的对立紧张到了于国家稳定和社会道德都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从晁错给皇帝的上书中很容易看出: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冷,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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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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