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2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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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摘要】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关键词】乡约|属性|文化原理

   乡约是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一项有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来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东亚诸国,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现象。19世纪末以来,乡约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和东亚社会的转型中趋于瓦解。斗转星移,随着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特别是近来中国和越南社会不断取得的进步,东亚自主意识增强,某些历史传统,如本文要讨论的乡约,因表现出新的动向而受到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着眼于中国和东亚社会的法律发展,探讨乡约既有某种历史文化价值,又有适时关注的现实意义。乡约研究在中国大陆历史和社会学界略有成就,遗憾的是法学领域几近荒芜,这是从事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学者难以面对的。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我选择考察中国的乡约,而且集中在乡约的属性、文化原理和它的流变上,但内心希望这一课题能被纳入更广阔的视野。

一、乡约的时空性

   乡约的时空性是指乡约在中国存续的时间和分布的空间或者说时代与地域问题。据考察,乡约渊源于周礼的读法之典。从春秋战国起,传统中国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愈趋增强,官方对乡村控制的乡里制度由确立而发展,[1]但乡约的兴起要晚至北宋,这一时期的蓝田《吕氏乡约》成了后世的范本。据陈宏谋在《训俗遗规》一书中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所撰的按语:“蓝田吕氏兄弟皆从学于伊川、横渠两先生,德行道艺萃于一门,为乡人所敬信,故以此为乡人约。”《吕氏乡约》出现后,朱熹又为之修订,成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或《损益蓝田吕氏乡约》,影响迅速扩大,从有关乡约的文献看,几乎所有的乡约都以它为宗。明代中期社会出现深刻危机,为重建社会秩序,乡约因此大盛,王守仁首先于正德十三年(1518)在危机深重的赣南强力推行乡约,影响迅速扩大,其《南赣乡约》成为继《吕氏乡约》之后的又一典范。清初,官方对乡约的倡导和参与加深,康熙和雍正两帝为此曾专谕广训,(注:明太祖朱元璋曾为推行乡约提出圣谕六言,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清帝康熙仿效朱元璋为乡约推广提出上谕十六条,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瑞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此谕文载《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四。)围绕乡约的各种活动也规模空前,但清中期后,乡约趋于形式化。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处于衰落至消解的过程中。这表明乡约有它自己的时间性。

   乡约出现和兴盛于传统中国的乡村,而且是部分乡村,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河南豫中,南赣及福建龙岩、安徽徽州、广东揭阳、浙中、楚中、湘中和台湾等部分乡村地区。这表明传统中国的乡约在空间上有乡土性和地域性。

   根据资料和观察,乡约的兴盛在时间上与宋明理学和宗族的发展相一致,衰落至消解与清末中国社会转型折向现代化相关。乡约的地域性与文化和地方危机有关,乡约往往兴盛于理学深厚的地区或危机深重的灾区,这些灾害包括盗灾、匪灾、兵灾,以及遭受风气恶劣、伦理退化的社会之灾和某些自然之灾。(注:通过研读中国最著名的乡约和了解它们产生的背景,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如宋代《吕氏乡约》、清代《同里乡约》和明清徽州地区的一些乡约主要着眼于伦理秩序,明代《南赣乡约》和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一些乡约更偏重于治安保甲之类的乡治秩序。当然,这两种情况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乡约不同于国法,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二、乡约的法律性

   乡约不是国法。传统中国的国法由代表皇权的朝廷和官府制定与颁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法典和律条,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基本工具之一。它与礼相结合并辅助于礼,形成“礼法之治”,也即《唐律疏议》“名例篇”开宗明义所揭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2](p.3)

   乡约不在国法层面的“礼法之治”范畴内,但由于官办、官督民办或民办官认一类的乡约,获有官方不同程度的支持或认可,等于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的授权,从而与国法有所联系,具有准法律的性质,这是乡约约束力的合法性来源和依据。因此,乡约中的一些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处罚措施不只类于国法,也有为官方所默认的强制力。(注:《南赣乡约》的制订和推广具有强烈的政府色彩,是官办性的,实际上,这即是国家法律性的体现。明清时期的一些乡约,往往以取得地方长官的褒荐为荣,实际这也是一种国家权威的认可。如《长乐梅花志》记载知县王履谦为当时《梅花里乡约》撰写的批示:“查长邑迩来俗染嚣凌,民多顽梗,孝友睦姻之风不讲,暴戾奸诈之事滋生,本县回任以来,访悉地方情形,深为蹙额。当今恳切晓谕在案,据呈:建设乡约所,举乡族长董事,并议明约束条规,每月之朔望群集公所讲究开导,使子弟族人有所遵循法守,克期明善复初,洵为美举,实堪嘉尚。兹将乡规烟户册一本盖印发领,该乡都衿士等务宜躬率力行,始终实践,弗致日久懈弛,必令乡族中家喻户晓,咸知孝悌为先,礼让是务,行见和气致祥,颓风力挽,化顽为淳矣,本县深有厚望焉。勉之。”这样的批示赋予了乡约约束乡民的法律性。乡约还有类于国法的制裁措施,并与国法衔接,如《南赣乡约》中多处有“告官惩治”、“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率诸同约呈官诛殄”之类的约规。)

   乡约的强制力不能超越国法的许可,因此,它的法律性是受到限制的。同时,不同性质的乡约的强制力又是不同的,所以,它的法律性也是分层的。任何乡约的法律性都不能与国法相提并论,即使获得官方认可的乡约也是如此:首先它不能与国法冲突,其次它的效力远低于国法,再即是它的生效范围也远小于国法。对那些纯粹民办或结社性的乡约,如有名的《崇雅社约》一类,(注:《崇雅社约》的宗旨是:“斯社之兴,将以舒恬旷之怀,修契与之好。达生委性,悠然于顺安之境而不自觉也。”故而,“是会也,因心以笃义,合义以厚生。”其内容为社约的陈辞、交期、会期、仪节。可见它纯粹是一个文人交友宴饮、唱诗品文、修身养性的组织,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没有任何外在的强制。)法律性则非常薄弱,有的几乎没有,其拘束力主要依赖约定者的认可和地方权威,与国法无涉。因此,整体上看,乡约只是在国法准许下的一种补充。这是在国家法体系范畴内对乡约法律性的一种认识。(注:据笔者所见,有的乡约开头有“钦遵圣制”即遵照国家之法的意思,如叶春及撰《惠安政书》卷九“乡约篇”中即有此语,上引丘弘为《杭川乡约》所写的序文中“大抵以不违国制为先”也是这个意思;有的干脆将圣谕置于约首,如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就载在《文堂乡约家法》的“圣谕屏”中;更多的是约会时要宣读圣谕,《南赣乡约》约定:“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又如,清代雍正皇帝担心康熙讲乡约的上谕十六条日久民怠,于是又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写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制序文,刊刻成编,颁行天下,地方官则纷纷亲自出马,在推广乡约时宣讲圣谕。(参见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此外,乡约在时间、空间和对人对事的效力上都远小于国家法,乡约中“呈官究治”、“协官惩治”之类的话语,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乡约在国家法之下。因此,我们说乡约是国法的补充。)

   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乡约事实上发挥着法的作用,它对乡民的言行确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惩罚的规范作用和从调整关系到维持秩序的社会作用。这是从现代法理学出发对乡约功能的一般概括,应该说这些功能是混合在乡约中的,而且有的乡约也并不完全具备这些功能。同时,它的很多条款也具备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这一法律规范特有的逻辑结构,如《南赣乡约》有约:“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3]这一条款中“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是“无故不赴(会)”行为(模式)者的法律后果。有约束力的约规大多是这样的条款,这意味着乡约是实际存在于乡民社会中的活法。这是不同于实证主义法学观的法社会学的认识。

   乡约的法律性还可以从它与国家法及其他秩序规范的结构关系中认识,这在后面有专门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

三、乡约的价值性

   乡约表达了订约者远近不同的价值追求,(注:乡约的价值目标远近不同、同中有异,同在教化、乡治,或许还有服务于共同体的福利事务;异的方面很难统一,有保护林木耕牛的,也有济危救贫、修身养性的。陈柯云将明清徽州乡约的作用概括为5个方面:1.讲乡约;2.支持文教和科举事业;3.应付差徭,缴纳赋税;4.利用乡约的公基金运营赢利;5.置买田地。(参见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其实,这也不能说是全面的。)概括起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二是乡治。这两者的实践反映出它的实际价值。

   1.乡约的教化价值

   传统中国的法律都有教化的意图,特别是从汉代开始,可以说是官方推行教化的利器,中国正史上所说的“明刑弼教”就是这个意思。(注:《清史稿》“刑法志”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乡约虽不是国法,但它对教化也是孜孜以求,著名的《吕氏乡约》、《南赣乡约》、《杭川乡约》等皆可为证。

   《损益蓝田吕氏乡约》以教化为纲,纲目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开篇提出:“事亲能孝,事君能忠。夫妇以礼,兄弟以恩,朋友以信。能睦乡邻,能敬官长,能为姻亲。与人恭逊,持身清约,容止庄重,辞气安和。衣冠合度,饮食中节。凡此皆谓之德。”[4]这是全约的灵魂,其他约规不过是这个灵魂的要求和体现。这个灵魂恰亦是儒家伦理/宋明理学关于教化的核心。

《南赣乡约》篇首的一段话表达了同样的教化意图,它说:“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善良之民,共成仁厚之俗。”[3]明代成化年间上杭邑人丘弘为梁氏《杭川乡约》所撰的序文明白道出:“……今梁氏乡约,切于事理,曲尽人情,大抵以不违国制为先,以敦化厚本为尚……将见人咸便之,服而行之,厚其本而抑其末,财不竭而用之舒,淳厚之风日兴,礼让之俗日作,则梁氏是约其有关呼世教,岂浅鲜哉!”[5]“世教”者“礼教”也,这一措辞特别重要,有画龙点睛之效。乡约与国法一样,既是规则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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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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