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华:行为选择、博弈地位与制度变迁——基于国家—农民关系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09: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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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拥华  

  
  内容提要: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家是一个制度和结构变量,但不意味着这个变量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意味着农民作为变量不具备行动能力,恰恰相反,我们要意识到行动者所具有的行动能力。通过一个村庄的个案,在行动与结构之间引入中介变量“博弈地位”来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历程,说明行动者如何通过行为选择改变博弈格局,并试图论证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如何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提升自身的博弈地位,实现对国家和制度的反作用。
  关键词:行为选择;博弈地位;制度;国家;农民

  
  一、问题、研究方法与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湖南省北部一个生产组(以下简称为刘庄)在1983-2003年间的经济行为及其间的制度变迁过程。刘庄的地理条件、生产条件,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经济行为在湖南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京广铁路距刘庄只有不到3公里的路程,且在原乡政府驻地设有一站,每天下午6点多有一趟慢车到省会。县城到镇上的柏油公路经刘庄而过,远近出门都比较方便。刘庄目前有农户13户,人口43人,耕地面积100亩,水田100多亩,林地70亩,水塘8口。村民世代聚集而居,鸡犬相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安详的生活。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规模民工潮,开始打破这个小山庄的平静。本文分析所借用的材料是刘庄从1983年至2003年的人口、土地、国家政策、经济行为等的变化情况。分析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1983年和2003年,之所以设定这一时间,主要是考虑国家政策在这两个年份有很明显的变化(当然,其间的变化也是本文分析的内容)。
  由于1983-1989年间刘庄的人口变动都是生老病死等自然变化,所以不在本文分析之内,本文人口变化的材料从1989年开始整理,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就有人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了。表1是刘庄在1989年至2003年的人口变化统计,由于在1989年到1993年间的外出人口不多,所以将之划作一个时间段,加上其他年份,一共划分为12个时间段。
  表1略
  从表1中可以看出,随着外出人口的增加,继续留在生产队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数不断减少。在1996年之前,刘庄的全部田地还能得到正常耕种,但在此之后,由于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刘庄的集体田地出现了撂荒、短期行为、粗放经营、倒租等不同情况,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简称承包制)在认识上也产生了较大的改变。面对这些新情况,国家力图通过不断修改相关制度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加,社会秩序总体良好。
  以上涉及的是国家与农民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行为选择有它特定的范围,而由于行为主体的资源和行为策略等原因,不同主体的选择范围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本文基于对国家与农民行为选择(其中农民行为选择,本文主要是指社会流动)的研究,试图去分析承包制的变迁路径,揭示出行为选择与制度变迁之间的逻辑线索。为了避免规范—实证的分析模式,本文在行为选择与制度变迁之间引入了一个博弈地位变量,讨论行为选择、博弈地位、制度变迁三个变量之间的关联,以便使分析更加合理规范。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农民与国家博弈地位是如何被改变和形成的;第二,土地制度又是如何因之而发生流变的。
  (二)研究方法和理论追述
  上述问题是一个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结构(制度)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本文中是同构的,因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制度与行为的运作过程。本文不但关注制度对农民行为的约束作用,同时亦关注行为对制度的建构性作用,这正是本文的核心立意所在。
  1949年以后,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尤其是1950年以后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种控制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垄断型权威控制,它通过三条途径来实行对农民和农村的全面控制:1)资源控制。国家对土地等生产资源拥有垄断权,农民个体的经营活动被严格控制,农民自身没有行动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一切活动都在集体行动中进行。2)组织控制。国家一方面在乡村社会建立了严密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组织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制度、供给制度,将农民固定在一地,进行严密控制,使农民无法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消除乡村社会原有的绅士阶层之后,新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家族、宗族以及其他的民间组织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运动,以清除它们潜在的对抗性影响,从而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性。3)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在经历了多次的思想改造与政治运动之后,国家在思想上对农民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农民思想单一化、意识形态化。但这样说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就完全成为顺民,他们意识到直接对抗现有的权力和思想是不现实的,他们会以某种消极的方式进行对抗。[1]可以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介入,重构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结构,国家权力深入到最基层社会,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这是一种完全不对称的国家—农民关系形式,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进行垄断控制的“总体性社会”。
  1980年以来,基于改革开放以及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不对称逐渐走向相对对称的平衡状态。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地方精英和基层政权起到了对国家权力予以制约的效果,农民具有了相对的自主性,新的国家—村庄精英(基层政权)—农民的三重关系得以确立,突破了国家—农民关系的二元性,进而导致国家无法直接介入到农民的行动中来。[2-3]国家不得不借助基层政权以及地方精英来对农民与农村进行治理,而基层政权和地方精英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以正式规则而是以地方性资源为基础展开博弈互动。这就为农民和乡村社会制造了自主性空间,使他们能够有一定的活动自由。
  进而言之,国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类似于契约关系,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承包土地,相应地有承担相关赋税的义务。这是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基本制度安排。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家是一个制度和结构变量,但不意味着这个变量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意味着农民作为变量不具备行动能力,恰恰相反,笔者在文章中试图论证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如何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提升了自身的博弈地位,实现了对国家和制度的反作用。在这里,笔者采用了吉登斯所分析到的行动者概念。
  吉登斯批评以往的理论都过于贬低行动者实际拥有的认知能力。[4]53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式与常人方法学取向,吉登斯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理论。“二重化”(duality)是相对“二元化”(dualism)而言的,吉登斯的理论在于努力打破二元论,“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dualism)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duality),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4]40。结构二重性的概念意识到结构是行动的条件,“有意图的行动”总会产生“未预期的后果”,这些后果又会成为行动的条件,从而将结构与行动统合起来了。
  结合上述的分析,我们意识到,国家和农民关系处于不断的流变中,这种流变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国家制度会对农民行为产生结构性制约,但农民自身也并非被动无为的力量,他们是理性选择者,他们具有“反思性监控”的行动能力,会权衡与自身相关的各种因素,形成自己的国家理论和行动逻辑,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在刘庄,制度依然存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化,但从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务农的人数不断减少来看,制度又有被抛弃的可能性。农民行为与制度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在这里,结构二重性的概念依然具有局限性,换言之,虽然意识到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以及结构的制约性,但接下来的问题也正如渠敬东所指出的,缺乏一个中间环节,难以说明制度变迁的过程,达到行为与制度的“沟通”。[5]
  区别于相关的研究,我们将国家和农民看做是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将它们的关系定位为博弈关系,在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分析中,引入了一个“中介性”或者“沟通性”概念,即博弈地位来衡量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展开。同时,对国家与农民关系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策略”,这一概念意味着行动的多种可能性,超越了结构单方面的制约性,从而意识到行动者本身的行动能力。与“策略”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博弈地位”,“策略”改变着双方的“博弈地位”,从而引发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取向是自上而下的,由国家发动,国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国家与农民行为的关系上,以往的分析都侧重于国家行为,侧重于国家政策对农民行为所起到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上,忽视了在具体情境下农民的创造性、使动性,亦即本文所言的“策略”。
  本文将始终集中于对农民行为的分析上,并将这种分析置于与国家行为的博弈之中进行,分析博弈地位的改变,而这正是本文分析行动与制度关系之间的一个中间、必备的环节。
  (三)本文的结构
  本文的研究范式可以被称为“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范式,它强调农民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被“结构”所限定的行动者。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经验性的和过程性的,借用并修改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在三个变量之间进行分析。研究的目标是社会行动过程,以便对社会过程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
  总之,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具体情境下的一系列社会行动,揭示出制度变迁的发生路径,为理解行动与制度、能动与制约这些经典问题提供一些启发。
  刘庄是笔者家乡所在地,文中的材料是笔者利用寒暑假及平时的联系收集的,真实可靠。


  二、分析框架:从权力概念到博弈地位
  (一)权力的概念
  什么是权力?当我们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时,权力概念不可避免。当我们谈及国家对农民行使行政权力,这个权力对政府及农民各意味着什么?是不可逆转的限制、命令、制约、被动呢,还是其他?同时,权力概念也是本文引入博弈地位的一个铺垫。
  本文将采用吉登斯意义上的权力观。吉登斯的权力概念界定得非常宽泛,在广义上,泛指“行事之能力”。他说:“这就假定行动者能够(在日常生活流中周而复始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性质的能力‘改变’即定事态或事件的进程,这种能力正是行动的基础。”[4]76而这种能力,“在逻辑上先于主体性及行为的反思性监控的构成”[4]77。吉登斯企图构建的是权力关系中的结构二重性,在行动中,权力的运用是普遍特性,这里指的是所有行动而不是某些行动。权力是在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并通过它们产生出来的。所谓时空延伸,也就是权力的延伸;所谓结构再生产,也不过就是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吉登斯将结构的二重性与权力关系中的结构二重性统一起来了。权力关系也是自主与依附的关系,吉登斯的理解是,“不过,所有的依附形式都提供了某些资源,臣属者可以借助它们来影响属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系统里的控制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control)”[4]78。本文所借用的权力概念,也意指双方的地位是可以转换的,而不是一种天然的不可更改的压迫性。
  (二)博弈地位的四个维度
  可以说,权力是在行动之中生成的,权力关系也具有结构的二重性,是可以转换的。下面的问题是,权力(严格地说是权力运作)的条件又是如何的呢?布劳归纳了理查德·M.埃默森(Richard M.Emerson)“权力—依附”关系的一些思想,指出在交换关系中,那些要求别人提供某种服务的人需要有以下几种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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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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