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19: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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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这一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述”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苏醒,等等。也许是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或沉溺于语言形式探索,或热衷于表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引起文坛内外的不满,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适时”问世,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上述小说大多发表于1996年。时间过去了两年。这两年国内外都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十五大”后中国经济改革政策与实践的新发展,东南亚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理论界对“人文主义”新的思考等,都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被大肆宣扬了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有失偏颇的评论,并作出一些关于文学如何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的理论思考。

     一、文学家反映现实应有双重的思想“光束”

   中国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当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人们所乐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关心、怎样反映。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极为复杂的,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极的“错位”则是很明显的事实。历史理性呼唤社会走历史必然的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改革开放的推进上面;人文关怀则呼唤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是,前者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后者也同步跟进。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发展恰好出现了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悖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的价值尊严、情感生活、道德理想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滑坡”,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出现了悖反的局面。文学家如何来面对这种现实中的“悖立”呢?是寻找各种理由向这样的现实“妥协”呢?还是要持自己独特的思想“光束”来照射现实?或者说文学家在这种现实面前应取什么样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呢?这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应是有志于反映现实的作家所关心的问题。也许在社会科学家(这里我们把学科分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文学定位于“人文科学”这个范围内)和一般人那里更关心历史理性。由此决定了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在对待急剧的社会转型时(就像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和一般人更注重转型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或进步,比如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即使他们也看到了人文道德的失落,也希望加以解决,但他们的办法是把人文方面的问题纳入到历史理性的范畴中去把握,一般不会把“人文关怀”作为重要的一极来加以对待。或者说得更彻底一些,在遇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出现悖立的时候,在“熊掌与鱼不可得兼”之际,他们宁愿选取“历史理性”一极,而忽视“人文关怀”这一极。文学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当然应顺应历史理性,赞成改革开放,这是文学家的进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但同时又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关心社会转型的文化道德合理性,以及它在个体的情感生活完美性,甚至人性深处那些看不见的微妙角落。他们既要“熊掌”,也要“鱼”,“熊掌与鱼”两者应“得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两者都是文学家照射现实的思想“光束”。文学家的历史理性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维度。文学家人文关怀必须具有历史理性的维度。文学家总是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中徘徊。当然如果遇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者之间非选择不可的状况,那么真正的文学家宁愿“牺牲”历史理性,而选择“人文关怀”。因为文学家是专门在人的情感生活中耕耘的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基本“地盘”。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具有悲天悯人的品格的原因。

   进一步说,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对现实的洞见有所分工。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相同,尤其是不应当只看到物质的、器物的层面,而更应当关注人性的、心理的、精神的、价值的层面。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精神多种层面;知识分子的分工又必然造成无论是专门的社会科学家还是主要从事人文事业的文学家,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和盲点。社会科学家应发挥自己的历史理性精神,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文学家也不应当放弃自己的人文与历史的双重视角,人文关怀的视角更应放在首位。我们不能要求小说家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不能要求小说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不必提出什么“治国方略”。如果要在这方面要求小说家去与那些专门的社会学家相比,那么文学与文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无论中外,无论属于哪种创作倾向的作家,其中的最优秀的都基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社会科学家的尺度主要是历史理性,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说,为了历史的进步,丧失一些美和善的东西,打破一些坛坛罐罐,甚至死一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过是为现实变革难以避免要付出的代价。

   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中外一些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伟大作家的创作情况,我们就能有力地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出的观点。作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主潮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法国而言,产生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斯汤达尔、巴尔扎克和梅里美。他们的历史观相当复杂,在理性的层面有的赞成这种社会转型,有的则是保王党,并不完全赞成这种社会转型,中间又有诸多变化,但一旦他们的笔指向现实,他们就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基于人道主义对下层受迫害者的同情和挚爱,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作品通过形象的表现,暗示出封建统治已经“夕阳西下”,封建专制必然要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肯定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然而面对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它的种种人物的丑行,还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把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飞扬跋扈、伤天害理的种种丑恶的面目勾勒出来了,并不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代表先进势力而笔下留情,减弱自己的批判锋芒。他们给大贵族涂抹上“可笑”和“可怜”的色调,同时也给资产阶级暴发户描画出“可憎”和“可怕”的脸谱。一方面是对历史必然的理解帮助他们去认识现实,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作为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横亘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他们照射现实的“光束”。由于有这两重“光束”,他们才能“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马克思语),他们的作品也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由此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复制现实,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在对现实的客观描写的条件下,对现实作出判断,而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就是他们判断社会转型现实的两个尺度,他们假若放弃这两个尺度,那么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也就丧失了,他们基于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的批判性也就丧失了,他们的带有辩证法的现实主义也就随之丧失了。虽然批判现实主义离我们比较远了,但其中的创作经验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

   1996年开始出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并没有继承借鉴前人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些小说的严重不足之处是对现实中负面的一味妥协。他们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关怀在他们心中没有地位。他们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所以其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评价也大有问题。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还有,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粗糙也令人失望。某些评论家对这些小说吹捧过头,缺乏分析的眼光,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二、在“分享艰难”的帷幕后

   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恰恰是这个听上去似乎明达的理性精神,这个被这些作家用来解决中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灵丹妙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有河西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取在伦理上不可欲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某种暂时的“痛苦”,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用尽心机、四处奔波、精疲力竭。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孔夫子到马克思都赞成的道德理想、善良之心等一切属于人性的东西都放在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虽然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给他“擦屁股”。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在打了他一顿之后继续依靠他,继续同流合污。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是“经济第一”的原则(所谓“责任”高于“信念”)。小说竭力要表现的无非是:为了分享经济上的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尽管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强奸犯和贪污犯——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里,人文价值的混乱与人文关系的缺失已经让人怵目惊心,不寒而栗。奇怪的是像孔太平这类干部成为作家笔下的“忍辱负重”的“当代英雄”,这样,那些口口声声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作家所缺失的正是面对流氓、强奸犯和贪污犯作恶时应有的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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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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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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