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数字时代的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25 次 更新时间:2023-11-26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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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不是官方组织的“集体生活”,比如“党员集体生活”“干部集体学习”。这类“集体”是分成类别的,并非公民。“集体生活”实际上是上述部分人专属的、排他性生活)不但出现或发生于特定时空环境(这点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同时也离不开媒介(这点较少受到关注)。常识告诉我们,离开媒介的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是不存在的。我们能谈论的只能是媒介化的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

鉴于以前对人文知识和公共生活的媒介维度被严重忽视,我们需要提出“媒介化人文知识”、“媒介化公共生活”这样的概念。从口传时代到印刷时代,从电子时代到数字时代,人文知识和公共生活因其借助的媒介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存在形态、生产和传播方式。《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的作者沃尔特·翁(Walter J .Ong)指出:文字的世界不同于口语的世界,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乃至人类生命世界,具有了有一种新的结构。“如果没有书写和阅读,对现象进行抽象、排序、分类和解释的考察是不可能的”“在人生世界和人本身的新感悟背后,一种主要的推动力是文字和印刷术造成的。”比如在文学中,复杂的人物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深入、细致、纠结、复杂心理活动,是很难通过口头语言刻画、塑造、传达的,大多数口传文学中的人物都比较简单、扁平和脸谱化。“在书写和阅读产生的个人世界里,诞生了丰满人物的感觉。”(同上)

书面文化的出现也改变了人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以及公共生活的存在形态。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得到极大繁荣,而阅读书籍使人的个人意识和公共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所谓“读者公众”,而今天的互联网最重要的作用,或许就是创造了“网络公众”或“网络大众”以及他们的网络公共生活。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数字媒体的作用,数字文化无疑都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可能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文化转型。可惜的是,相比于其技术意义与经济价值,这个转型之于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的意义学术界仍然认识不足。

徐贲先生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中提出了与“技术的互联网”(the technological internet)相对的“人文的互联网”(the humanistic internet)概念,这大概对应于媒体的两个层面:物质技术层面,以及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生活方式层面,因此技术层面的媒体革命总是引发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生活方式层面的革命。人文的互联网涉及所有人文领域,比如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道德、价值观等等,互联网的出现让我们用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的思维、记忆、想象、理解、审美、自主性以及公共生活、人际交往等人文领域的重要问题。

从人文角度思考数字媒体,从数字媒体角度思考传统的人文问题,两者相辅相成。数字世界不应该是一个技术主导的世界,对数字时代的思考不能被技术专家独占。技术专家总说:依靠某种技术,我们会有哪些哪些以前没有的智力和体力,以及这些能力可能带来的物质和经济利益,但他们却没有告诉我们应用这些能力所可能带来的人文、道德、伦理的后果,为什么这些能力从人文价值角度看是好的。比如技术专家总是说:带上一个传感器,或者在大脑植入一个芯片,就可以联网,但是他们却没有告诉我们上网以后应该干什么。

离开了人文价值的制约,数字技术很可能走火入魔。实际上,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使得一种新的、增强版的对人的控制成为可能,这种控制的严密、彻底、全面均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都体验过疫情防控时期健康码的威力,不过,与其说这只是数字技术的威力,不如说是数字技术与某种体制结盟后产生的威力。大家常说:我们都在互联网上裸奔,没错,但关键是谁有权力看到那个裸奔者。在今天这个数字媒体时代,我们更应该记住:对于数字技术、对互联网未来的研究、探索、展望或预言,不应该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必须包含关于自由人类的普遍价值,包含人文主义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的理念。

任何技术危机本质上都是人文危机,道德危机。比如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控制人类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有些说会,有些说不会,其实他们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可能带来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对人的自由的更大程度的剥夺。我们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它可能带来的人道灾难(比如在关于Chat GPT的讨论中很多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担心的也不是数字技术本身,而是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新统治形式的可能性,我们特别要警惕数字技术在没有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导致的种种可能性。生物工程技术、克隆技术带来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仿生人、复制人还是人吗?人和机器的区别还存在吗?长期以来,人文知识和人文教育传达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应该对保持着一种特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这使得人不同于机器。但高科技的发展似乎正在动摇这个观念,危及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人类历史上的极权政权曾经迷恋那些旨在改变人性的“造人计划”,并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而借助当今的高科技技术,人类狂妄的造人计划正在带着更大的危险性卷土重来,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David Auerbach曾说:“人生来就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19世纪的路德主义者反对资本家把他们当成可以与机器互换的劳工,今天的路德主义者把技术视作一种威胁,是因为技术会取消每个个体的价值,并把人变成功利主义的统计数字。”(转引自徐贲《人文的互联网》第25页)

总之,数字技术与人文知识、公共生活的关系是一个迫切需要学界做出认真思考与回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而且分歧巨大。比如关于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将面临何种命运,学术界已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者观点:重构论与解构论。重构论基于网络信息来源多样性、话语主体多元化、政治权力对舆论控制的弱化等事实,坚信网络空间给公共领域带来了重构的前景。解构论则根据网络话语交往的无秩序性和非理性、信息失真和过剩等、社交媒体的圈子化、部落化等,认为网络难以成为公共领域的成长空间。其实这两种立场的分歧很大程度是源于研究案例和研究视野选取上的差异,它们都能得到部分事实的证实,但都只有片面的真实性。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对数字技术、网络空间的复杂性的认识。

【本文系笔者在“数字时代的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2023年11月25日)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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