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09 0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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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  

   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外在标志,通常所指的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而这里所讲的技术时代,则主要是指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开启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以资本与市场为表现方式的社会发展时代。在今天,科学与技术构成的这束“普照光”照耀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广泛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更是意味着技术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干预并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技术时代是人类的转折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为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对科学技术寄托了太多的期望,因而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所印证。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也同样普遍重视科学技术,而人文学术、文化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往往不知不觉被淡化和边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口号典型体现了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功利态度。而一旦文化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配角,我们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被颠倒了。

   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自觉审视技术给我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竭的前进动力,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诸多矛盾、普遍存在各种严重问题时,重建人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代文明演进与理性精神

   自资本主义文明登上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技术理性的发展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伊始,资本主义从萌芽中开始成长。资本主义文明来到世间,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但资本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天然特性,有其背离人们良好意愿的倾向,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同时也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即马克思是用辩证的历史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把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拖入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可见,技术的极大推动力是与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是使技术彰显其现实力量的助推器。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大放异彩的背后,其实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从近代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理性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文化最强音。无论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所言“人为自然界立法”,从这些哲学家的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出人类理性有多么的自信。从文化哲学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将西方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演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7世纪的“理性启蒙”。通常我们把17世纪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世纪。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觉醒,理性开始从宗教神学的蒙昧当中走出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主旨就是让人从宗教神学的光环中走出来。“把人所拥有的还给人”——这是近代文艺复兴的核心口号。而人从神的光环中走出来,人的世俗生活世界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在17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和向机器化生产的过渡,促使技术科学和数学急速发展;在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很多启蒙思想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霍布斯、伽利略等。笛卡尔哲学把人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思”是判定“在”之合理性的前提,强调“真理”问题只有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并去接受“我思”的检验和审判,才有资格去指导人的现实社会生活。

   18世纪的“理性独立”。18世纪是理性独立的世纪,理性作为一种“光明的力量”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被普遍予以接受,并与宗教神学的“蒙昧的力量”划清了界限。理直气壮地去彰显人类主体精神的力量,勇敢、独立、自由地运用理性去面对世界,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就是18世纪主流文化诉求。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将“理性”这一表达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向全世界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18世纪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主编了《百科全书》,此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大百科全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系统阐释了理性对世界的全面性意义。狄德罗因此成为法国著名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在百科全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达朗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霍尔巴赫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18世纪的法国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

   19世纪的“理性崇拜”。经过18世纪的全面理性启蒙,在19世纪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地、天等基本学科完成了分化,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运用日臻成熟,成了可以面对一切的解剖刀。恩格斯就曾经感慨地说19世纪是建立体系的世纪,认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仿佛谁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我们可以用三本书来代表19世纪的文化精神:1812年黑格尔的《逻辑学》发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三本书的象征意义在于用理性揭示了人的思维、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黑格尔的《逻辑学》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整部《逻辑学》讲的就是思维规律,他用理性建构了他的思维大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理性的“解剖刀”破解了人类自然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它的跨时代意义就在于把整个宇宙、自然的进化,包括人的进化都试图用一种理性的逻辑去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用理性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之在19世纪,理性成为可以解剖世界各个层面的“解剖刀”,“理性至上、人性至善”可以说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坚信不疑的价值理念。

   20世纪的“理性反思”。20世纪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拐点,我们称之为理性反思的世纪。为什么要反思理性?因为20世纪的发展出了问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简直让我们刻骨铭心——在人类理性的一路凯歌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灾难?世界大战颠覆了人类的古典理想,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人类开始反思:理性是至上的吗?人性是至善的吗?1945年8月6日,20世纪的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得知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在极度震惊之余,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爱因斯坦还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通往人类战争毁灭的道路,是由我们这个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亲手铺就的。”晚年的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哲学家,他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反思着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有近90%的科学家直接、间接地从事着和军事有关的研究工作。人类最先进的理性和技术恰恰成为人类濒临毁灭的最危险因素。缘于此,20世纪的人文学者开始对“理性”进行自觉地反思,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等。哲学家尼采则在《快乐的科学》中宣称“上帝死了”——代表古典理性精神的那个理性死掉了。在文学领域,加缪的《局外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恶心》等作品,也从不同侧面表达出了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

  

   技术时代的文化问题

   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力,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生活之间的日益分裂。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明显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其中的“御”“射”就是一种技术要求。古时候人被要求“全面发展”,既要懂礼,又要懂乐,还要懂得射箭、赶车、书法、数学等知识。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是被归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这个大树上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以及人文。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去开发人的潜质,塑造人格。这就为古代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每个人能够学习到各种技能,以适应有机的社会生活。唯如此古希腊才涌现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整个学科也越分越细,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专家大都专精于某一特殊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全面发展的通才。这也许就是人类分工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体现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分工却又将人束缚在某个固定的职位上,无暇顾及其他,久而久之导致了人的片面性发展。而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开始了越来越分裂的态势,自然科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理性主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关怀让位于商业利润以及人的各种欲望追求。

   当工业技术文明处在上升的时期,人类欢呼雀跃、憧憬着理性与技术能让人类渐入佳境、过上美好生活。但冷静思考我们会看到,人类理性在今天的滥觞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曾统计,20世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远高于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技术这把双刃剑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科学技术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精神、技术理性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而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人既需要人文,也需要技术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诺曾经在《两种文化》中描述了在大学里理工科学者与人文学者相互轻视的状况,指出双方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已达到相互不理解,甚至相互厌恶的境界。斯诺认为“人文”和“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分化和难以沟通,这是有效解决世界问题与矛盾的最大障碍。诚然,技术和人文对应于不同的需求层次。自然科学从总体来讲,就是满足人的肉体和生理需要的学问;而人文学科是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学科,其表达的是人的方向性、目的性关怀,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心理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就曾强调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瘸子”。其实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这也就表明科学一定要有方向,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为的划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所以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因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

   对于科学和人文的融合问题,我们从人类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中或许能找到借鉴和启示。在古代,科技和人文还没有分开,但到了近代,二者的分化却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当技术无孔不入侵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重返古代的科学人文融合模式就越来越难了。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世俗化了,注重当下、崇尚实用,这不啻是整个社会的世俗景观。世俗化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社会就难免步入普遍平庸的时代,这就难以重新找回有机的社会发展模式,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融合就会愈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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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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