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8 次 更新时间:2020-11-25 09: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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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  

   内容提要: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关 键 词:思维方式/理性结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二分法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中西文化异同,在现象中随时随处可见。如果加以分类,一般可以分作:1)物质文化层面,2)制度文化层面,3)思想文化层面。从发生的角度看,每一前者对于其后者来说都具有基础性的前提作用。从表里层次来看,每一后者都比其前者更为深入。因此,从交流与沟通的难易程度来说,每一前者都较其后者容易,每一后者都较其前者为难。思维方式属于思想文化层面,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从中西思维模式异同的核心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所关心的题目,前贤们的耕耘使我们对中西之同异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观点。

   王国维先生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他又说:“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①

   林语堂先生认为,与西方比较,中国没有系统的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中国重视实践,重身体力行,不重形而上学;不注重逻辑,尤其不喜爱抽象的术语;中国重情,重直感,重安身立命,求可行之道。中西的不同,“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②。

   唐君毅先生强调,中国文化不重视个人的自由意志;不重视理智的理性活动;不重视科学知识。“西方言哲学者,必先逻辑、知识论,再及形上学、本体论,而终于人生哲学伦理、政治。而中国古代学术之发展,适反其道而行,乃由政治、伦理以及人生之道。而由人生之道以知天道与性,而终于名学知识论之讨论。”③

   张东荪先生在《知识与文化》中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有三个特征:1)中国哲学不是西方的本体哲学(substance philosophy)与因果原则哲学(causal philosophy),而是“函数哲学”(function philosophy)。这种哲学强调自然与社会的“整体”(integral whole),注重变化和相互关系,认为个人在社会内如同耳目在人身一样,“各尽一种职司而实现其全体”,君臣父子在社会上的司职与乾坤坎兑在自然界的司职是一样的,都为的是整体。2)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哲学(form philosophy),因为中国人不分属和种,没有属概念加种差的定义,不重视分类上的差异。3)中国哲学不追求“最后的实在”。由于中国人不重视本体,也就没有实在(reality)与现象(appearance)的区分。“严格来说,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④。

   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列出六条中国与西方的不同:1)合知行。2)一天人。3)同真善。4)重人生而不重知论。5)重了悟而不重论证。6)既非依附于科学亦不依附于宗教。这六条与西方截然相反。张先生说,这六条中,他的前辈熊十力先生总结了三条,他自己增加了三条⑤。

   前贤们从多方面分析了中西思维特点的不同,综合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分类。在本体论方面,西方关注形而上学的存在,中国重视形而下的实在。宇宙论方面,西方追求万物的本原,中国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认识论方面,西方依靠思辨去掌握知识,中国依靠经验性的体悟和直觉。逻辑方面,西方发展出逻辑学体系,中国则不予重视。伦理学方面,西方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中国专注于道德的实践和人伦关系。根据雅斯贝斯的研究,中国和希腊在同一个时期内进入了“轴心时代”,以上各家的论述揭示了“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希腊在哪些方面发展出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理性在两个文明中起到的作用。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几个文明的共同特点,但是各个文明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从“轴心时代”开始,中西的根本不同是理性结构的不同。

  

   二、理性结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

  

   (一)西方思维的理性结构

   理性结构指由人类各种理性组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理性的各个部分所起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别。理性(reason)有哪些部分?有纯粹理性(pure reason)、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审美理性(aesthetic reason)、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和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纯粹理性完全与人们的生活无关,是纯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运用,其基础就是数学、几何学。逻辑理性的特点是可以进行逻辑演绎,一旦到了逻辑演绎,就脱离了时间,超出历史理性的范围了。实践理性,柏拉图不明确,亚里士多德讲得很清楚,在他的《政治学》、《伦理学》之中,实践理性最明显的是道德理性(moral reason)或伦理学(ethics)。伦理学的希腊语词根是ethos,有风俗(custom)或特点(character)的意思;道德(morality)的拉丁文词根是mos,对应的英文也是custom(风俗)。自然理性是人们对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规律的认识。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历史进程的所以然和一定规则的探讨和探寻,认识到历史是“常”与“变”的统一:从“变”中把握“常”,从“常”中把握“变”。除此以外,还有审美理性(aesthetic reason)。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美的问题就经常被讨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了美学。他认为,诗学所涉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典型的、有概括性的东西,典型就具有一定的永恒性、概括性。西方哲学界比较晚些的时候,才提出来历史有无理性的问题。西方人认为历史没有理性,是因为他们强调真理或纯粹理性只有在永恒中才能把握。这一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可以说,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而缺少历史理性,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

   希腊人的自然理性表现在他们的自然哲学中,他们也提出了类似中国“五行”的看法,水、火、地、风,后来亚里士多德又增加了以太。作为世界的本原,这些元素有单独起作用的,也有两个结合在一起起作用的,但都没有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世界现象。虽然每一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但都没有取得占统治地位的信服力,因此,到了巴门尼德,他另辟蹊径,开创了抽象思维的方式。他指出,过去的这些本体观点都是对自然的研究,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东西,没有涉及永恒的东西,因为不论是水、风、地、火,都是活动的,而本原必须是静止的、永恒的。永恒的是“存在/是”(being)。这是人类思想的飞跃,从此开启以逻辑为根基的、抽象推理的哲学。中国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是将共时性的东西变为历时性的,循环性的,历史性的,而且为政治服务;而希腊则将四种本原的东西保持在共时性范围内。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与希腊没有历史知识的原因有关,也与巴门尼德个人阻止了“四大元素”历时性理论的形成有关。

   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抽象,最高的普遍性;第二是超越时间,永恒不变的;第三是超越空间,在中国是,在美国是,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些特点就决定存在论不是历史的,只能是逻辑的。到了柏拉图,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柏拉图在知识与无知之间,还重点分析一个东西,叫做“意见”(巴门尼德就提出了“真理”与“意见”的不同),有些意见是有意义的,但不具有绝对意义,所以历史在柏拉图看来就是意见。古希腊哲人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否认历史有理性。历史则不被看中,因为历史是变化的。人只能从永恒中把握真理,不能从变动中把握真理。

   逻辑理性追求永恒的真理在感官世界之外,所以不能依赖感觉器官去把握,只能依靠思辨和分析的方法,自身演绎。几何学用几条自明的公理自我展开,演绎出定理,形成整个系统。A大于B,B大于C,A就大于C,永远如此。三角形靠六个基本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就可以研究整个三角学,不必出门去观察客观事物。闭门造车,出门必然合辙。希腊人认为历史没有理性,因为历史是变化的,昨天是,今天也许就不是了,今天是,明天也许又不是了。要想把握一切,对象必须是永远是,必须超越时间,就变成永恒的。“是”又必须是无限的,超越空间。这是从几何学上讲道理,所以柏拉图说过:不学几何学的人不能到我们这里来。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研究本体存在的和研究公理的数学同属一个学科。

   西方的逻辑理性、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是有一定关系的。神/上帝,是人们从自然界发现的,或是从理性中发现的。苏格拉底发现,人的五官安排得非常合理,从而判断是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设计者就是神。亚里士多德的神是第一推动力的设想,解决了否则就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一直到17世纪,牛顿也仍然认为,静者恒静,动者恒动。是谁使动者动起来的呢?神/上帝,是最好的回答,上帝不做无用功。连康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无法在逻辑上否定上帝的存在。逻辑学建立在语言学上,把人的理性抽象为概念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判断,质的判断,量的判断,所有这些成为逻辑学。抽象的逻辑学建立后,人们都必须服从。从物理学角度和宗教角度说,希腊信仰神和基督教信仰上帝,是从逻辑上推出来的。也可以说,上帝依靠着逻辑而存在着。

希腊的历史学也很发达,希腊人有没有寻找历史规律呢?答案是否定的。希腊的历史学家是非常重视历史真实的。为了把希腊与蛮族人的斗争情况保留下来,希腊史学家必然追求历史的真实;他们努力寻找当时参与事件的证人。希罗多德写波希战争,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修昔底德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英文的History一词,既有发生的意思,也有对所发生的事情记录的意思。希腊人写历史也找原因,但是有局限。他们写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时希腊都是城邦的观念。进入城邦之前是黑暗的“荷马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字断裂了,没人能够认识。那段历史只是以神话的形式,恍恍惚惚地留存在《荷马史诗》中,无法被书写,也无价值。希腊的历史学家看到的,只是当代的,他们不再注重神话了,而专注于人事,这是很大的进步。历史仅限于当代,因此不容易总结规律,也没有从“变”中求“常”。柯林武德指出,希腊的历史著作只关心什么是真实的。希罗多德使用的Historia一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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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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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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