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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陶东风
 
陶东风,1959年7月生于浙江省温岭市,199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陶东风简介)


网络热词研究元批判——以“躺平”相关研讨为例
论当代中国的审美代沟及其形成原因
《记忆的伦理》: 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
阿维夏伊·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
听马格利特谈宽恕与遗忘
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比谴责文革更重要的是认识文革
如何理解文革
在左翼传统之外书写“穷苦人”
童庆炳 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文学的批判功能
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
童庆炳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和意义是培养合格公民
革命与启蒙的恩恩怨怨
陶东风 和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状况
多维度解读名人
检讨书与中国式见证文学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
告别革命并不意味着只能走向虚无主义或宗教救赎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
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
文化创伤:从自然主义到建构主义
阿伦特: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花拳绣腿式的后殖民批评
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汉娜·阿伦特: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指謬
陶东风 张淳:《精神生活·思维》翻译指谬
阿伦特《人的条件》中文版译文指谬
粉丝文化研究:阅读-接受理论的新拓展
个人隐私的公共化的危害
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
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新时期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
阿伦特论现代世界
阿伦特论政治和思想
阿伦特论极权主义
阿伦特《人的条件》中文版译文指谬
故事、小说与文学的反极权本质
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
阿伦特论本真的政治*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何用?——阿伦特引发的思考
对《国民性理论质疑》的质疑
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革命与商业的夹缝中的“红色经典”[i]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现代性反思的反思——再论中国的后殖民批评
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
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

新文科新在何处
重新认识政治,还政治以应有的尊严
《亲爱的》给了罪犯太多的同情
文艺创作的真正敌人是权贵“市场经济”
再谈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
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
完整理解总书记讲话,拒绝制度相对主义
被抽空了社会历史内涵的爱情绝唱
当下中国为什么流行“物质主义”?
大学生同室操戈背后凸显的深层次问题
文化发展需要打破政府迷思
区别民主与专制的六个基本标准
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合法?
如此表现知青是为了回避反思历史——我看电视剧《知青》的误区
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有感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文化的活力在社会,社会的活力在个体
我们记住历史了吗?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
“爱国”的两个方面——我解北京精神·之一
告别意识形态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雷锋精神值得颂扬吗?
乌坎事件与中国特色的维权
驳韩寒的自由妙论
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当代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
关于八卦和流言的随感
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
不患寡而患不公
保护我们脆弱的良知
脆弱的良知经不起风吹雨打
文艺创作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自由
没有成功的革命如何告别?
应该重视见证文学的研究
是什么使得孩子把钱当作自己的最爱
一个争相比坏的社会如何进行道德建设?
国家博物馆门口不应该安放孔子像
穆巴拉克下台的几点启示
我解“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这个时代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
不是我不想捐,是怕捐给了贪污犯
都是父母的错吗?——我看“父母是祸害”事件
大学生为什么如此发泄?——再谈大学生雷人毕业照
教师应该受到尊敬,但无所谓“最”
让高考作文回归想象力的游戏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如何理解大学的去行政化
解读2009年官员“雷语”前十名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改革是全面的”与优化公民参与——《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二
什么叫“活得有尊严”?——《政府工作报告》语录解读之一
八十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
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有感于国学进入选秀时代
犯罪有理
建立公民政治,告别意识形态政治狂热和犬儒主义政治冷漠
揭露一种变相的卖国行为
大年三十,我的“盛世”危言
从大学精神谈大学的软环境建设
启蒙的终结:《渴望》与中国特色的电视剧模式的确立
韩寒的意义:主席们说了不算啦
关于奶粉事件的沉思
当代中国公共性的危机
抄袭他人成果者应永远不得被高校和研究机构录用
是什么阻碍和扼杀了人的道德自主性
受害者为什么变成了施害者?
不要让募捐变成一种公开表演
应该建立“汶川地震纪念馆”
我们因为什么而无聊?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三点反思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儒家文化大复兴
“艳照门”事件显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
法庭上的罪犯为什么如此理直气壮?
院士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盗墓文学”之怪、力、乱、神
《色·戒》中的床上戏为什么不能删?
中学语文教育的性质和定位
行使参与权利,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如何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
公民教育应该告别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
诚信社会建设与政府的责任
红色经典可以选入,周作人为什么不可以?
你为什么妨碍我作恶?——一种令人发指的强盗逻辑
我们是要众声喧哗还是要鸦雀无声:我为什么反对网络实名制?
禁止报道突发事件谁最高兴?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再论黑砖窑事件
必须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黑砖窑事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炫富广告和“911”
谢泳事件:欣喜之后的反思与担忧
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什么样的人需要资格证书?——对于演员持证上岗的异议
被历史热遗忘的历史
当代学术体制反思
文化产业需要人文教育的支撑
中国大片到了嗜血如命的时代
勿把高校教学评估当形象工程
我看高校教师收入差距
对教授“走穴”不能一概而论
文化发展怎能如此“落实”?
我理解的人文素质教育
我的文艺学教材理念
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
中国大学病象
这样的本科教学评估怎么得了?
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
我看今年的高考北京地区考题

酒之我见
戏中人看戏:从杨绛《干校六记》说到中国政治运动革命的文学书写
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
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存在的政治与文学的政治性
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比道德损坏更可怕
不要低估邓丽君们的启蒙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的异乡与异客
苏式极权主义的危害为什么较少被人们认知?
摆脱了宗教迷信之后的两种世俗
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
直面真相和真诚道歉才能带来宽恕与和解
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
基于差异的互补
道歉、忏悔与良知
今日中国的网络社区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
什么是“好生活”?
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与重获做人尊严
傻乐:一个时代的文化堕落
爱国的分寸——读鲁迅《内外》有感
“现实主义”的吊诡
犬儒:公共世界坏死的征兆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关键词
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
庄子精神的另一面
大学的气场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与文学的使命
新生入学第一课:什么是“大学精神”
中国的街怎么啦?
畸形的好生活理念与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区
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
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现行学术体制
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现行学术体制
关于浪荡子、知识分子及现代性的对话

探索“文革”参与者的心理世界
革命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女?
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
知青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
还“政治”以应有的尊严
莫言《蛙》的最大缺憾是把政治悲剧写成了命运悲剧
革命与中央集权——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革命、文人、文学政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一
关注哈耶克
两种集体主义
走近政治明星
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与重获做人尊严
文学与公民议政能力的培养——读波兹曼《娱乐至死》有感
文学的反极权本质——关于阿伦特、哈维尔的阅读笔记
后极权社会的特定政治形式——生活在真实中与“反政治的政治”
故事与极权主义——阅读哈维尔之二

阿伦特和民族主义

小丑的自白

洪子诚 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
陶东风 杜安:回到发生现场与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
社会撕裂中的“众声喧哗”
什么样的“公知”是“真公知”
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
什么是政治?——哈维·曼斯菲尔德访谈
当代年轻人的特点及其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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