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8: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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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摘要】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纠纷解决;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启示

   (范忠信教授在2005年国庆节前夕,应邀为湖北大学法学院师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

   贵院很早就邀我来跟大家作一个学术交流。讲点什么,我一直很犹豫。这主要是因为,我从事的专业是个冷门专业——法律史。说到法律史,可能好些同学感到头痛:中国法制史有什么呀?能讲什么呢?不就是“五刑”、“十恶”、“八议”、“官当”、“枭首”、“戮尸”、“凌迟处死”吗?不就是特权、残酷、宗法、迷信的集大成吗?同学们,这是大大的误解。当然,形成这样的误解,不怪你们,要怪教材。过去的法律史教科书大多是过分歪曲中国法律传统,贬低中国法律传统,而老师们又没有在课堂上适当地纠正这种歪曲。其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法律智慧,岂止是区区片面批判就能说得清楚的?把中国法制传统说得一团漆黑,只能表现无知和蛮横。中国法律传统,五千年列祖列宗的智慧结晶,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宝贵遗产,可惜我们很多人并不认识。比如,就中央最近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产最为丰富,也最为有超时代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政治,就是最为重视和谐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哪些构思,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法律史宝库中的遗产,看看这些遗产在今天仍然有哪些借鉴意义。因为是口头表达,来不及展示更多的论证和史料,所以如果有牵强附会、逻辑不强等毛病,望大家宽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跟大家讨论讨论。

   一、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解决纠纷,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大关联呢?或者说,解决纠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多大的重要性呢?这是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一句话: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也就是说,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要件。如果纠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重视,如果纠纷解决机制太差,那么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说明这一观点:

   首先,纠纷得不到即时有效解决,是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

   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没有纠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能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和谐社会”,并不是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即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和谐社会”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要建设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会。要说那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和谐社会。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命题。

   其次,纠纷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这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作用,或者是它对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或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纠纷就会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处都可能有反复循环的恶性报复,这种充斥复仇的社会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一个使纠纷能够尽早打住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

   再次,任何政府都应该以消灭纠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操纵纠纷、恶化纠纷、利用纠纷。这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党执政,也不管哪一个政府,都要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你要让社会纠纷变少,以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不要反过来,以纠纷增多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从人民的纠纷中捞取好处,希望人民鹬蚌相争、政府渔翁得利。这话听起来比较拗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们过去的“斗争哲学”。大家知道,从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好象我们八亿人口生下来就是为了帮助他实现“斗争哲学”的。所以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整天就生活在“革命”、“造反”、“斗争”、“矛盾”的氛围里。我们听话一点,大人们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小绵羊。怎么办呢?他们要我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我们“反潮流”。我们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该怎么个长法呢?他们说,这个长法就是要“造反”。要我们整天盯着身边哪一个人在做“坏事”,然后与他们斗争。所以我小时候最惋惜的事情,就是身边坏人太少。那时,我整天想找坏人坏事,找到以后我一举报,举报以后我就可以立功,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可是这种情况很少,我就没碰到,所以英雄也没有当成。我们那个时候的斗争哲学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在人群中挑起斗争,要让本来和谐的人们变得不和谐。我们知道,解放前,有些人富点,有些人穷点,有些人赤贫——连鞋甚至连裤子都没有穿的。解放以后,把这些人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下中农、雇农等阶级,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我记得小时候批斗“四类分子”,那时年龄小,不理解,就问大人:为什么这些人平常那么老实,还要经常批斗他们?大人们说,他们过去多风光啊,他们过去欺负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斗他们。哪怕“坏人们”的子孙后代没做坏事,只要他的爷爷和父亲做过坏事,他们也要经常挨批斗。但后来我跟长辈打听,发现他们都说,有些地主过去并没有欺负我们,但也还是经常被批斗。我们那里就有个这样的地主,他是医生,整天在家里面给人看病,不要钱,每到过年的时候还在街上施粥,谁都可以来吃。后来这个人也被抓来批斗,理由是什么呢?说他煮的那一锅不是粥,是“反革命的毒药”,“毒害我们广大劳动人民”;说他是伪善人,比恶霸地主、军阀土匪、抢劫强奸犯还可怕。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斗争哲学”。

   那时候的斗争哲学无处不在。比如,夫妻两人在家里面都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根本不知道妻子会举报,还是丈夫会举报。他(她)把你举报了,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可以得到各种奖赏,能够入党,能够当干部;你就成了反革命、阶下囚。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唐透顶的,在那个时候却叫做“大义灭亲”。今天看来,这个“大义”是什么“大义”啊?是反道德反伦常的“大义”。他要灭的是什么“亲”呢?是血缘之亲,是人的自然情感。当时的说法,叫“亲不亲,阶级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以血缘亲属为亲,要以政治亲属为亲。把毛主席看得比你父母还亲,那你就是好同志。

   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一种斗争环境中长大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时代。因为人类之间,我们群众之间,本来没有多少真正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政府,生怕我们不同阶级之间和谐团结了,唯恐大家忘记了过去的仇恨,非要说人们之间永远有阶级仇、民族恨不可;非要挑动斗争、煽动仇恨,弄得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斗不可。这种斗争哲学的影响,应该说今天还有一定的存在,只不过没有像过去宣传阶级斗争那样,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已,实际上现在很多事情背后的思路,或多或少还是有这种哲学在里面。

   复次,和谐社会要解决纠纷,不一定是在青红皂白分明、天理昭彰的意义上的解决,而仅仅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的解决。

   这种说法大家可能不同意。纠纷解决不就是要伸张正义吗?不就是要把是非、善恶、真假、对错分得非常清楚吗?但是我要说,这种纠纷解决思路可能是不恰当的。总体上讲,纠纷解决是要分清善恶、分清是非、分清合法非法,这是对的;但是很多场合,可以说到最后,纠纷并不一定是这样才解决的。它是怎样解决的呢?它是用一种有意无意模糊是非善恶的视线的方式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很多纠纷解决是用“没有办法的办法”来解决的,不是用真正很高尚的道理或准则来解决的。

   举个例子,去年(2004年)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的“国亲联盟”(加上新党等其他泛蓝势力)与民进党、台联党的泛绿联盟竞争“总统”席位。后来投票结果是“国亲联盟”比民进党少三万多票。这三万多票差距是在什么背景下造成的呢?主要是因为“3.19枪击案”。陈水扁被打了两枪,正好打在肚皮油脂比较厚的地方,只是擦了一点皮,而且子弹壳还在皮夹克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不经过精心安排是做不到的。但这激发出了三万多“同情票”。当然,还有当局限制军警投票,这也影响了投票结果,因为军警是国民党的“铁杆票源”。最后国亲联盟以陈水扁、吕秀莲两人为被告,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和“当选无效之诉”。这两个诉讼,两审的结果都是“驳回诉讼”。在这里,民进党和国亲联盟的纠纷,要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纠纷解决思路,按照大陆的做法,按照我们党的“斗争哲学”,国亲两党最好的选择,不应该是接受这一裁决结果(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连宋配”获得了50%以上的支持),而是应该选择上山打游击,上阿里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既然合法斗争达不到合法夺取政权的目标,那就革命吧!但是他们就没有选择这个,最后选择了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没有公开申明接受,但事实上表明他们接受了。我说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善恶没有分得很清楚,但是纠纷的结果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一种司法裁决的方式解决了。这个解决可能双方都不满意,但大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如果说用我们党的武装斗争、阶级斗争的办法,或者说发动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样只会加剧纠纷,会让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会付出更加高昂的成本,所以他们不采取这些办法。

再有一个与相关的事例,就是美国2000年的总统选举。小布什和戈尔拼到最后,出现了谁在佛罗里达州获胜,谁就可以当选总统的戏剧性场面。这个州的最后计票结果是,布什仅比戈尔多得1000多张选票,不到佛罗里达选票总数的0.03%!而佛罗里达州选举法规定,如果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差距在0.5%以内,必须重新机器计票一次,同时候选人有权提出人工重新计票。机器重新计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布什只以几百票领先,而人工计票结果到了最后截止时间还没有出来,于是州务卿哈里斯正式宣布布什在本州获胜。戈尔和小布什后来对计票问题发生严重分歧,最后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最后的裁决结果是,布什当选。应当说,这里如果一定要彻底分清是非的话,这个纠纷也许到今天还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到底这个人工计票和电脑计票差距是多少?计票方式有没有影响整个选举的公正性?美国这种选举方式还能不能体现民主?如果硬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不弄清楚就不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那么美国的这个总统恐怕直到今天都还选不出来。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这种程序尽管有很多瑕疵,甚至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公平,但只要大家对这个程序是同意的,是纠纷双方认可的,那么结果也就应该被接受,纠纷就解决了。这样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是一种不一定把是非完全分清、不一定使正义完全伸张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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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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