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和谐社会与公民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8 09: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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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一、关于和谐社会

   自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来, 在媒及日常人们的谈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 和谐”、“ 和谐社会”, 对此, 人们有种种的解读。相比之下, 我们政治学界应当加大和谐社会问题的研究力度。

   从国际背景来看,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化、全球主义时代。谈到全球主义, 最早应追溯到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正是从那时起全球主义才算正式开始, 开启了东西两半球的商业、文化交流以及全球性转向全球化的过程。全球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对财富掠夺、控制、再掠夺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中, 从这个角度看, 全球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要想独立于全球主义而自行运转, 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全球化, 多种风险也必然全球化。用贝克教授的话说, 知识经济也就是风险经济, 知识社会也就是风险社会。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经形成全球风险世界① 。郑必坚在2005 年4 月22 日开幕的海南省博鳌圆桌会议上的主题讲演中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既面临“ 黄金发展期”, 又面对“矛盾凸显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带根本性的三大挑战: 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 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 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大超越或三大战略, 这就是: 其一, 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 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 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之路) , 用100年时间跑完西方工业化250 年走完的路程; 其二, 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 继续深化全面改革,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学者认为: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三种方式: 一是鹰派外交政策, 二是持久冷战, 三是靠外交增加国力, 今天又崛起中国方式: 亦即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承认互惠互利的世界体系, 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真正含义; 其三,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 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和平与和谐, 对外和平, 对内和谐, 两者相互结合, 相互促进。对此我的理解是:对外和平是对内和谐的生态环境、外在条件及其外在延续, 是一种对外和谐; 对内和谐则是对外和平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家不和, 被邻欺。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内和谐是一种对内和平, 也是一种最好、最主动的对外和平。

   从价值取向上看, 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 是一种渐进的社会成长的历史进程,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状态, 它在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 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中“社会主义”是和谐社会的修饰语、限制词, 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类型,是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协调发展的“四个文明”。由于我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所以, 如同其他“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一样,和谐社会还正处在构建和发展阶段。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 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 其一,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即人人享有充分的民主和权利, 一切都依法行事; 其二,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即社会公平和正义成为人们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 ; 其三, 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 即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 融洽相处, 互帮互助, 诚实守信; 其四, 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 即每个人的知识、劳动、创造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 其五, 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 即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秩序良好; 其六, 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即富足的生活与优美的环境相得益彰。由此可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惠及社会每个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利益, 它不会凭空而至,也坐等不来, 它要靠社会每个成员的理性思考和实际行动。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从率先垂范意义上说,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从领导干部做起。

   从系统论角度看,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首先, 从时间维度看, 和谐社会是一种对人类生存共同体相互尊重的意识,一种社会价值变迁的现象, 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行动, 一种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变革, 一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历史的和谐、现在的和谐和未来的和谐及其相互关系, 表现为古人、今人和后来人的代际关系。和谐社会首先和主要关涉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其次, 从空间维度看, 和谐社会关涉到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社会和谐以及统筹、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领域和谐,主要是指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这四大领域各自内部的和谐。如经济领域的各经济主体(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和谐; 政治领域各政治主体(个人、阶级、阶层、群体、政党、社会团体等)之间的和谐; 文化领域内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和谐;社会领域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和谐, 以及这四大领域之间即“领域际” 的和谐, 所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协调发展就属于这种领域际的和谐。所谓区域和谐, 主要是指统一国家范围内水平面的各行政区域内如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内部的和谐, 及其相互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基本理念在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 整个行政区域的利益则高于该行政区域内各行政区的利益。所谓层级和谐主要是指统一国家范围内垂直方向各级行政层包括各领域、各区域之间的和谐, 这种和谐的基本理念在于科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处理好中央权威和各级地方自治的关系。

   此外, 和谐社会还指理念层面的和谐、制度层面的和谐、行为层面的和谐和技术层面的和谐等。其中, 理念层面的和谐要先行于其他层面的和谐。只有理念和谐之花, 才能结出现实和谐之果。我以为理念层面是否和谐是衡量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和基本的条件。理念层面的和谐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之外, 主要是指要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自觉意识到一切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事不能做不能为, 自觉做到“惠己悦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此基础上, 还要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及技术层面上, 才能将和谐社会的可行性不断地转化为和谐社会的现实性。

   和谐社会本身具有内涵高远与厚重的目标。“整体和谐”有赖于“局部和谐”, 但是“局部和谐”与“整体和谐”不存在因果关系。各具体领域和谐之“和”, 各具体区域和谐之“和”, 各具体层级和谐之“和”并不必然等于“和谐社会”,各领域、各区域、各层级和谐之“花”同样无法必然结出“和谐社会”之果。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和谐”滥用、泛化。

  

   二、关于公民自觉

   “ 公民自觉”与“政府自觉”命题几乎是我同时提出的一个命题。和谐社会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 它取决于很多因素, 如除了政党自觉、国家自觉、政府自觉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民自觉, 即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取决于公民自觉及其自觉程度。

   “公民”既不同于臣民、草民、暴民、刁民、顺民等, 也不同于人民、国民、居民、市民等。其中“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 与敌人相对称, 是个政治、历史的范畴,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古代文献中, 人民是指平民、庶民、百姓, 隶属于统治阶级。在古代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中的人民实际上是指奴隶主和自由人, 而奴隶则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所讲的人民实际上是指他们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凡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个人等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 以及在取得政权后的上升时期, 一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因而属于人民的范畴,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相对应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就相继向没落、反动的方面转化, 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腐朽力量,从而变为人民的敌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民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 还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完全统一的爱国者, 与之相联系的政府才真正具有人民性② ( P227- 228) 。

   “市民”一般是指城市居民, 但主要是指与国家、政治社会相联系和相区别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伴随物, 它是以市场经济为轴心形成的一种经济社会形式, 它与城市的形成、城邦国家相联系。在这种经济社会形式下, 市场经济支配、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市民的广泛的社会生活, 形成人们特别是市场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习性。市民社会有古今两种含义。古典含义与文明、公民、城市有共同的词根, 常表示人类的一种文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方式, 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不是国家而是较原始、野蛮的部落生活。近代含义是市民社会始于18 世纪的启蒙时代, 表示国家控制以外的社会经济生活。它是指社会中的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 是国家政治生活亦即政治社会之外的所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 它通常只有把政治国家当作自己的参照物时才有意义。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解释, 政治国家代表“公”的领域, 而市民社会则代表“私”的领域。全部社会生活按照公和私严格地分为两个部分。公共部分是指国家或政治社会, 私人部分则被概括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以个人活动和个人交往为内容, 它既包括分工协作和贸易等经济关系, 也包括言论、结社、迁徙和安全等社会行为关系。市民社会被视为个人的天地和自由的王国。在国家面前, 这个领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谓“茅屋, 风可进雨可进, 国王不可进”, 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 但市民社会的成员却可以参与国家生活。由此可见, 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 主要是为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制度服务的, 但是他们关于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国家活动的界限等, 对于我们发展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仍然具有参考意义② ( P191- 192) 。至于中国的市民社会, 以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问题, 仍然是有待于学术界长期争鸣的问题。

公民, 本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历史上,“公民”一词曾有不同的含义。现在比较通行的含义始于17- 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中国古代文献里, 难以寻觅“公民”两字, 这说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公民”概念的。在西方, 公民概念源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 公民是指凡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生活。资本主义出现以后, 有了宪法才有了“公民”的广泛使用。所以, 公民本是反映国家成员与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用语, 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及承担相应义务的个体, 不反映特定的阶级属性, 具有真正“公”的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说, 公民不仅是同一定国家相联系的, 更为重要的是同民主宪政共生的。有学者把区别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亦即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 或者说, 公民社会是由非公民社会转型发展而来的。在本质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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