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文学研究如何深入历史语境——对当下文艺理论困局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5-06-18 10:18:03

进入专题: 文学研究   历史语境   文艺理论  

童庆炳 (进入专栏)  

  
  导读 :如果文学研究都能进入历史语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问题的提出以及文学思潮的更替,那么文学研究就会取得“真实”的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做下去,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切入文艺创作实践,真正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理论说服力会加强,也必然会更具有学理性,更具有专业化的品格。

  
  当下文学理论的困局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常被说成比较“空洞”、“不及物”、“大而无当”等。人们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经常搞概念和术语的游戏,不关心现实,也不关心历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过分信赖哲学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当然重要,它对指导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很有用,但哲学认识论运用到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上,就显得很不够了。哲学认识论只能解决文学中的认识问题,超越认识问题的更为复杂和细微的美学、文学问题,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我们经常看到的文学理论研究是:置于认识论的框架内,只注重概念的判断、逻辑的推衍,结果只作出简单的结论。哲学认识论的框架,无非是一系列的二元对峙: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等,这些公式很难切入到文学艺术和美的细微问题中,很难解决艺术与美的复杂问题。文学的版图十分辽阔,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有认识论的问题,又不止于认识论的问题。1987年春天,王蒙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三元》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的《文学评论》第一期,认为文学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生命性;1990年代初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他的文章主张“多元”论,是错误的。我对王蒙说,你写的“元”太少,所以遭批评了,要是你写几十元、几百元,人们就不会批评你了。我后来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五十元》的论文,我认为文学的版图辽阔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它就像人类的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就像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一样辽阔,涉及的问题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它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认识论就可以解决的。
  比如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实、文学的典型等许多问题,都无法用认识论的二元对峙的概念去解决。以前,蔡仪、以群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基本原理》(上下卷),最突出的弊病是力图用哲学认识论去解释文学的一切问题,结果是不成功的。如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然后罗列出叙事作品、抒情作品、写自然景物的作品和神话、童话作品,下结论说,“这些作品,仍然不能不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从哲学的观点看,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不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历史等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这样的回答,只回答了文学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历史的共性问题,没有解决文学的特性问题。当然蔡仪、以群知道这一点,于是又回答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把“形象”当作文学的特征。问题在于有一些文学作品,并没有什么形象和图画,如《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宋代的一些诗歌,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追求理趣,或者说追求哲学意味,可我们仍然觉得它们感染了我们,它们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见用单一认识论来界说文学,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再如文学真实和文学典型问题,长久以来用认识论去解释,也是不成功的。文学的真实被纳入到“现象与本质”的框架中,尽管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说,文学真实性就是通过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描写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但这样下定义是没有说服力的。请问,“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类的诗,揭示出什么社会本质?再请问,文学真实性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又有何区别,难道生活真实不也可以这样下定义吗?还有文学典型被纳入到个性与共性的框架中去解释,说:文学典型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连蔡仪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解释没有把生活典型与文学典型区别开来,于是就在“个性”前面加上“突出的特点”和“有多方面的丰富性”,在“共性”前面加上“深刻”的形容词,但这样做同样无济于事。
  因此,抽象的哲学认识论常常不利于文学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那么,我们采用别的哲学理论,情况就会发生转变吗?如我们用唯心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解构主义哲学,来解释文学问题会有什么重大收获吗?实际上,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人这样做,结果提出了什么新鲜的有突破性的理论吗?或者扎扎实实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都没有。可见文学研究一味与哲学结盟,并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摆脱困局的出路
  摆脱困局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研究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这一点,我在《冲破文学理论的自闭状态》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一条是文学研究应与历史语境保持关联,追求深厚的历史感。
  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向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研究与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一部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一个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提出来的?它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得到解释的?这些都与历史有关。文学问题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被提出来的,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解释。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文学问题的提出,还是文学问题的解答,都与历史语境相关。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而且得不到真实的具体的回答。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回到历史语境。
  语境本来是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上有“本义”与“语境义”的区别。“本义”就是一个词的字典意义。比如“闹”这个词的本义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那里说“闹”就是“喧哗”、“不安静”、“热闹”、“闹哄哄”的意思,还列了“闹别扭”、“闹场”、“闹洞房”、“闹肚子”等词语。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中,这个“闹”字获得了独特语境,它的意思已不是“喧哗”、“不安静”等意思,是指春天生机勃勃之意。“生机勃勃”在这句诗的文本语境中就是“闹”字的“语境义”。
  这个道理,我们的古人早就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提出了“章明句局”的理论,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进行写作,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句子。由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积累章节构成文章。但是,文章只有全篇焕发光彩,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本”或“一”这个整体,万千的句子、字词(即“从”或“末”)才会有着落。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振本而末从”的“本”和“知一而万毕”的“一”就是指文本的整体语境,“从”或“万”则是字、词、句而已,即我们阅读文章一定要看语境来解释或理解字词句的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意义是从整体语境这个“本”或“一”中看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语境”的“本义”,后来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都用“语境”这个词,那就是“语境”的引伸义。或者说人们把语境分成文本内语境和文本外语境。如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的“情境语境”与“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的发现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他是在非洲土著新几内亚东部的特洛布兰德群岛做调查时,开始研究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先后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他发现对于那些土著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活动情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语。马林诺夫斯基根据大量的例子,得出结论说:“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后来他又发现言语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文化语境”的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成为后来伦敦语言学派的重要学术背景。
  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已经离开了书写文本内的语境,变成了文本外的语境,即我们正在讨论的文本外的“历史语境”。或者说,文本所描叙的事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发生的背景、机遇、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场域等有关联。
  比如,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学者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经典地位为什么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形成,只有到了宋代,他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这是何故?刘勰离陶渊明生活的年代不远,可他的《文心雕龙》谈到了历史上许多诗人作家,唯独就没有提到陶渊明和他的诗篇。陶渊明在唐代虽然已经有影响了,但他在唐代的影响在“二谢”之下。一直到了宋代,到了苏轼那里,因苏轼自身有了独特的经历和隐逸的体验,对陶渊明的诗有情感的共鸣,加上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给予陶渊明以极高的评价,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轼为什么这样评价陶渊明,使陶渊明声名鹊起,这就不但要进入陶渊明诗所处的历史语境,还要进入到苏轼所处的历史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双重语境,并结合陶渊明的作品,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又如,杜甫的诗篇在中国抗日时期特别受到推崇,作为诗人杜甫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这是为什么?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为什么在中国抗战中,似乎他就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就与杜甫诗中的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浓烈有关,这不但与杜甫诗歌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有关,更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也是双重语境使然。这样的文学现象很多。
  对于“历史语境”的理解,我的看法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的话很精辟,人所揭示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也就是说,精神产品,其中也包括具有观念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于历史的机遇或遭遇,契合时代的需要才产生的;同时这些精神产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某个时期流行的精神产品,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而不流行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所以,历史是一位伟大的法官,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下,往往是真理变谬误,谬误变真理,时尚的变得不时尚,不时尚的变得时尚……正因为如此,列宁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程度来把握,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很清楚,在历史的联系中去把握对象,不是一般要求,而是“绝对要求”。
  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语境”,有一个思想灵魂,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观。离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伟大“历史感”、“历史性”和历史发展观这一点来理解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语境。
  有人要问,你这里讲的历史语境和以前常说的“历史背景”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它们是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谓两者有联系,是说无论“历史背景”还是“历史语境”,都要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所谓两者又是不同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一般”的话,那么“历史语境”则是“特殊”了。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处于哪个历史时期,其间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历史背景往往无法确切回答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一般性的情况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童庆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学研究   历史语境   文艺理论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47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