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的三个追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9-12-27 00:49:25

进入专题: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     目的性     主体性     专业性     文艺理论  

谭好哲  

   内容提要:相对而言,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学术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虽取得不少成绩,但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仍有所逊色。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为此,在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应该在目的性、主体性、专业性三个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种事先规定的目标预设,是各种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在具体研究领域创造既具有现实认知能力又具有引领作用的理论话语;二是参与并促进全球化时代世界学术的发展;三是要直面人类生存境况,走进人民生活世界,对世道人心的改良改进有所启迪有所作用。主体性是学术理论话语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包括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三个层面。个人主体性是具体从事学术理论研究者的个人性的体现;对象主体性是构成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客观社会内容与时代需求在话语建构中的自我显现,也体现着话语建构主体对中国社会实践当下性的学术回应;社会主体性则主要包括民族主体性即对民族自身学术传统的传承和主义主体性即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第三是专业性追求。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为了学术思想的创新,必须讲专业性。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随随便便地发感想谈意见的层面,必须具有理论系统性,是具有思想贯通性的理论内容、符合逻辑与规范的理性论证和由特定术语构成的话语表达形式有机融合的产物,思想观念、论证逻辑与表达术语三者缺一不可。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新命题的创造,是我们以往的理论话语建构中极度缺乏而在今后应该切实加强的。

   关 键 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  目的性  主体性  专业性  文艺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进新时代之后,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成为举国上下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日渐成为学界理论聚焦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理论聚焦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因而如何建设中国当代的话语体系,建设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有加以研讨的必要。在这一研讨中,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主体性与专业性,是首先应予关注的三个主要问题或方面。

  

   一、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自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学者起始,中国现代性学术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学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各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化大业提供了智力支撑和智慧引领。不过细究起来,这三个体系的发展并不平衡,相对而言成绩有大有小。比较而言,三者之中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最为突出,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学科体系,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具有学科分野性质的不同思想空间和平台,同时也为培养造就具有专业志向的学术人才创造了基础条件;学术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来也有很大进步,初步建成了有利学术事业发展的学术支撑与管理系统,比如以专业期刊和出版社为核心的学术发表体系,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教材体系,基金资助与奖励机制,各级专业学会的建立,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管理机构的设立与运作,如此等等;至于话语体系建设,当然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涌现出不少大家和名家,各个专业领域都积聚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不过,除去政治学等少数学科领域之外,大多数学科都还没有建构起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话语创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比如文艺理论学科,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今这一建设目标仍未实现,其他专业研究领域大多亦复如此。这样一种状况,是走向新时代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改进的。

   就学术发展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紧密相连,同时又各有所司、互有不同。以比喻言之,学术发展犹如做建筑工程,学科体系建设好比是打地基,学术体系建设好比是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准备,而话语体系建设犹如宏伟殿堂的建造成形。话语体系建设是作为整体学术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存在的,是学术发展的直接目的和追求所在,也是在三个体系建设中最复杂艰难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说,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只要国家安定、政府重视并肯于投资,再加上学界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大做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快速发展就是证明。但是,话语体系的建设则涉及更多方面的因素,其发展和进步要缓慢许多。话语体系建设是思想创新的工作,对每个学者来说需要长期的时间去积聚、消化思想资料而后才会在不断的思考与反思中有新的思想萌芽、成长起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相对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显现一般来说要相对滞后,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与积淀,所以前面所述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建设相对逊色的状况有其自然的一面。

   不过,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逊色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也不纯粹是由于它相对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自然原因,而主要是由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和学术语境造成的。就历史状况而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国家政体变动不居,晚清、民国时期革命与战争不断,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一边倒跟随苏联、“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体和国策变动不已,动乱时期几乎多于和平稳定发展时期的历史阶段,从历史生活、社会实践到文化生活、思想学术,变化成为常态,而这种变化的常态显然是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系统化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一个时代的学术特点。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变化、不断追新,与此同时,稳定性、系统化的学术创造就显得很不足,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如此,从专门的学术领域和单个的学人来看也是如此,这是由中国百多年的特殊历史状况造成的。就学术语境而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学界,通常把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称为“新学”,这所谓的新学是与中国传统的“国学”和主要来自近现代欧美的“西学”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古典的、传统的国学,新学是现代的、创新的学问,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改造,而这超越和改造的思想学术动力和范本则来自西学。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格局与取向对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发展可谓利害参半。就益处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一方面可以直接取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思想方法、理论成果,以使我们自己的学术相对于传统国学而言面貌一新,并以之成为打破旧有学术传统与格局的锐器,同时这种学习、取用在与我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实践的结合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能够称之为“新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这种学术取向确实也便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参与到世界学术场域的思想交流之中。而就负面效应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一些学科领域和不少学人那里造成了传统的中断和本土文化精神的弱化,不仅割裂以至于割断了与中华传统文脉和学统的联系,而且往往也仅仅是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践作为印证西方学术真理性的事例,不能从自身实践中提炼和升华具有本土印记的理论观念,从而缺乏了思想创新和话语表征的中国特性,这正是人们常常对中国学术领域话语体系建设表达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学术界自身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反思文章中,笔者曾从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同游移不定几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未完成性或不成熟性。①这些不成熟中显示出来的问题和缺陷其实也都与学术界自身有关。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力还不强的问题,与学界人才队伍的总体素质水平和能力不高是有直接关系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包含许多方面的努力,知识储备、思维水平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等的提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同时对话语体系建设已有成果与应有理想的反思与自觉也是不可缺少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的本体存在有所谓“四因”学说,即任何事物的成立或存在发展都有其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四因”学说来对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做一个理论层面的自觉思考与探讨。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而论,它必有自己的质料,这就是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下时代一切有关文艺的实践材料与思想资料,这一点,在以往和当下的理论研究及其历史发展的回顾性总结与前瞻性思考中,学界已在文艺理论创新与文艺实践、时代精神、历史向度等等的关系中做了较多的阐发和论述,要求文艺理论研究要有及物性、接地气,这里不拟赘述。对于另外三因,学界虽然也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和论述,但有自觉意识地放在一起加以深入思考的论著尚不多见,在此有必要一一做出辨析和研讨。

  

   二、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目的性追求

   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第一个需要具有自觉意识和追求的是目的性,也就是我们建构话语体系的目的追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事物创生与变动的终极,是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缘由”或“极因”。事物的存在是这样,人类的活动更是如此,人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自觉的目的意识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②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参与其中的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功名,或是为了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在这里所追究的目的性,当然是从学术的角度着眼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首先需要辨清,就是谈论一个事物、一件事情、一个活动领域的终极性目的,不能脱离开它本身的存在性质和功能而凭空想象和立论。以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建设而言,其建设目的一定要建立在对其理论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基础之上,或者说文艺理论的性质和功能是其隐在的目的,而其目的则是其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与追求。作为一个人文性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文艺理论在学科性质上是一个价值认知型的理论学科,它与文艺现实的关系是一种价值认知性关系,其中既包含着对具有人文价值属性的文艺现象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进行的科学性理论总结和认知,具有知识论的内容和成分,也包含着对文艺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应然状态的理想化追求与思想升华,具有价值论的内容和成分,是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统一。由此在其学科功能上,文艺理论就不仅仅担负着文艺现象的科学总结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描述与解释的知识论话语,也担负着对文艺现象的思想引领作用,还具有基于社会、人生和艺术审美理想的价值规范与评判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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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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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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