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6 次 更新时间:2015-06-02 2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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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  

   齐泽克、巴迪欧是当今西方左翼学界着名的理论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妥协的反叛姿态与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的挪用相互映照,为各自艰涩的辩证法哲学提供了色彩艳丽的外观。当然,这种外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理论自身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助于拉康对于拓扑学中莫比乌斯带的诠释,齐泽克、巴迪欧这种立场鲜明的政治“左派”与他们横空出世的“激进”哲学,既不应该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相加,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直接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在的、共生的“力”,由于这种“力”的内在激荡,才促成了他们各自在思想上的“流溢”。

   那么,毛泽东对二者又意味着什么呢?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 )写了一个长长的导言,在《为注定失败的事业一辩》(2008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中再次专门论及毛泽东,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巴迪欧更是一个公开坦承的“毛派”,这不仅表现在他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从事的政治实践,而且即使在《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这些巴迪欧主要的代表作品中也总是显示出对这一声称的“忠诚”。那么,毛泽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遥远东方的异域想象吗?毫不奇怪,在西方文化中,这一“想象”的维度总是会作为或浅或深的无意识而潜藏着,然而,对于齐泽克、巴迪欧这样将自身或多或少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激进哲学家而言,毛泽东的意味远远不止于此。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哲学、文化上赋予他们以灵感,由此,他们或者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与自己思想的契合点(比如在齐泽克那里),或者找到了解决难以综合的对立面的节点(比如在巴迪欧那里)。

   毛泽东为什么在当今如此重要?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随着21世纪的降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毛泽东的时代已经逝去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实践已经可以置于档案馆中了。但是,齐泽克、巴迪欧等人看到了我们当前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致的思考路线。藉此,他们声称,我们当前的时代仍然需要毛泽东、需要从毛的思想与实践中得到滋养。

   第一,时代需要“一点精神”。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谈到艰苦奋斗的时候,曾经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人们会说,我们不是已经身处“丰裕社会”、“消费社会”之中了吗?这种艰苦奋斗的论调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还有更多的人看到,“丰裕社会”并没有阻止人们“物化”的脚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推向极致,被雇佣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不仅在身体上受制于雇佣者以及社会机制运行的“铁律”,而且愈来愈丧失掉“属灵”的一面,换言之,被雇佣者不仅在工作状态中处于“主奴辩证法”的“奴隶”一面,而且,在消费活动这个所谓的体现人之“主体性”的时刻,也仍然是各种商业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的“奴隶”,“人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得到了最为彻底的体现。但是,人们不是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深受其害,而是“明明知道,却依然为之”,这也是齐泽克所谓的拜物教的“犬儒主义”阶段。人们不再是努力挣脱“异化”的反叛者,而愈来愈沉沦于对这种“异化”的享受中,并给它蒙上一层自嘲的、戏谑的面纱,以使得它那狰狞恐怖的“死亡之面”在轮廓与色彩上看起来都更柔和些。这个时代也是巴迪欧称之为“民主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时代所倡导的“多元”、“民主”、“自由”愈来愈沦落到虚无主义的空洞之中。当然,对时代的批判决不能以否认它的进步为前提、决不能褪化为自怨自艾的乡愁,左翼激进哲学对现时代的批判应该以《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为参照,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捕获了在欧洲上方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现时代左翼激进哲学重提“共产主义观念”或者“假设”,这是一种“再造”,也是一种“重生”。所以,时代需要的那一点“精神”就在此时此刻的召唤中。

   第二,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需要“新”的创造。1968年风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绵延不绝--发达国家的反体制运动、发展中国家反抗发达国家的运动、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运动(“占领运动”)……但左翼激进哲学却发现这些“运动”都没有“革”资本主义的“命”,而是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同谋,以至于他们提出了“反抗即是投降”的论调。的确,人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这些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自调节机制所“化解”。左翼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处于几乎被耗尽的边缘,所谓的“被耗尽”即是说,他们在对左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诸如此类)和反抗运动的阐释与发掘上所做的工作渐趋“饱和”,思想与实践上的密度渐趋稀薄,在这种情况下,巴迪欧、齐泽克重新发现了毛泽东(与此同时,齐泽克还重新发现了列宁),其理论着作与政治实践在二者的学术思想中被重新定位,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过度阐释,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创造,以适应于当前的斗争形势。所谓的“新”,在巴迪欧那里被表述为“事件”。有些东西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旧的”,而有的东西看似是“旧”的,但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新的”,我们说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特性可归之于后者(具体阐释见下文)。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需要创新。从前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来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如何常保青春活力、如何避免执政的共产党褪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巴迪欧、齐泽克等看到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那种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同时,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对于政党政治惊世骇俗的革新一直到现时代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这一切都值得他们进行深入的检讨。所以,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是他们灵感的源泉之一,在实践上也走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而“理论”与“实践”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毛泽东用群众运动补充了党派政治,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视角来看,前者成为了真正的“在你之中而又溢出你之外”的对象a,其群众运动中的“动能”或“力”之理论资源与实践意义远未耗尽,这也正是现时代的政党政治创新所要求的。

   趣味相投与不满:齐泽克的毛主义

   齐泽克、巴迪欧在毛泽东那里都听到了自己哲学思考的回响,毛泽东对二者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比如巴迪欧在给齐泽克的信中就表达了二者在对毛泽东进行分析的方法论上并没有原则上的不一致。但齐泽克和巴迪欧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哲学上的着重点并不是重合的。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很合齐泽克的理论口味。齐泽克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偏好的一面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暗合了齐泽克“具体的普遍性”或者说“实体即主体”的主张。齐泽克十分推崇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他说:“矛盾论”“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的教诲--在特定的时期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对“普照的光”的论述,关于如何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问题,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同样,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性的环节,生产的性质就是一种“普照的光”。在反驳拉克劳的民粹主义政治本体论的时候,齐泽克提出了在现时代不是“政治”而依旧是“经济”才是社会中“普照的光”,其他的领域都被打上了“经济”的光谱。同样的,在哲学上,齐泽克反对抽象的普遍性,主张具体的普遍性,即普遍性、实体、太一只是在具体、主体和独特性中才显现出来,其哲学依据既有巴门尼德关于“一”与“多”的论述,又有拉康“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观点。毛泽东主张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恰恰是齐泽克所主张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剩余,是与原初的普遍性无法重合的裂隙,但随着事物的发展,独特性发展为普遍性的变体。齐泽克曾经举了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的有机社会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剩的力量,它扰乱了有机社会内部的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秩序一经确立,即确立了自我繁殖的机制,资本主义就由起初的“独特性”变成了“普遍性”,而且,此“普遍性”(实体)再也不是前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了,后者只是成为了前者的一个附属环节。这就是“普遍性”变体的过程。

   不仅毛泽东的矛盾论与齐泽克的哲学相符,而且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变体。齐泽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重大的传承,一个就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中实现”转变成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第二个重大传承就是毛泽东对于列宁-斯大林的传承,从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转变成了“工农联盟”,毛泽东明确指出,斯大林的根本错误就是不信任农民。从这两次变体中可以看出,后者都是对前者进行了某种“否定”,但也恰恰是藉由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才成为可能,齐泽克用的是一种回溯性方法,说明了普遍性如何只有在独特性中才能成为普遍的:“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内在转变。”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视角来看,这恰恰在于事物运动的动力恰恰是来自于矛盾,也就是说,所有的矛盾都是事物内在的自我矛盾,推动力并不是外来的,主体内在的自我否定运动就是动力所在。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但是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进行了“加倍”,也就是不仅是“实体是主体”,而且“主体是实体”,然后再来一个双重的折返运动,在这个“加倍”的操作中,齐泽克是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突破呢?还是只是在一个更精致的层次上重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另一方面,齐泽克也指出了毛泽东辩证法的限度。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反对“否定之否定”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规律,在毛看来,“否定之否定”意味着对立面的统一,而毛反对这种统一,主张“对立面的永恒斗争”,所以齐泽克认为他在这一点上陷入黑格尔意义上的“坏的无限性”,他说:毛泽东“没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如何并非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妥协, 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这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在理论上阐述这种相互联系的否定形式而使自身陷入了无休止否定的‘坏的无限’之中, 一分为二, 不断的往下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毛的辩证法仍然处于知性的层次上,即固定的概念对立的层次,它无法阐述概念规定辩证的关联性。”毛泽东辩证法的这一局限在实践上造成的后果就是永恒的斗争,通过思想上的批判来消灭敌人的意志。但是齐泽克指出,真正的胜利并不存在于对于敌人的消灭或者征服中,而恰恰就在于“失败中的胜利”,“比如,在科学和信仰之争中, 科学的真正胜利发生在教会开始用科学的语言扞卫自己的时候,或者,在大不列颠的当下政治形势中, 就像许多精明的评论员观察到的那样:撒切尔革命本身处于一种混乱、冲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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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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