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批判性继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6 次 更新时间:2024-04-13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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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法,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到军事思想创新和战争实践之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关键词:毛泽东 《孙子兵法》 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 是我国古代“兵学圣典”,集中论述指导战争的一些基本规律,在中外都有很大影响力。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他对《孙子兵法》也十分重视,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既彰显出“兵学圣典”超越时空的不凡魅力,又反映出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开创精神。

一、青年求学时的初步接触

1913 年,20 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下半年上过预科国文、习字教员袁仲谦的国文课,并记下了大量听课笔记,名曰《讲堂录》。其中,12月6日的国文课笔记上就记录了有关《孙子兵法》的内容。

在这段笔记中,毛泽东摘录了魏源撰写的《孙子集注序》和黄震《〈孙子〉兵书》大意。其中,摘录了《孙子集注序》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并记“孙武《谋功篇》”。在这里,毛泽东将本属《形篇》的内容“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误算入《谋攻篇》,并将《谋攻篇》误为“《谋功篇》”,反映出他可能查找过魏源的文献来源,间接读过《孙子兵法》。毛泽东摘录了两段与孙子直接相关的评论:“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毛泽东还记录了南宋思想家黄震《黄氏日抄》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摘录《孙子集注序》与《〈孙子〉兵书》内容,反映出毛泽东青年时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

二、遵义会议上的争论

毛泽东与《孙子兵法》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可能是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与凯丰的那段争论。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系统批评了“左”倾错误,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赞同。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有不同意见,他对毛泽东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毛泽东则反问凯丰:“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答不上来。毛泽东就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一席话说得凯丰哑口无言。

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那时只看过《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是靠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晚年回忆遵义会议上这个小插曲时说:“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说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如果每次打仗都按照书上说的做,都按照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去做,那就完全是教条主义。他借这个故事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在毛泽东看来,《孙子兵法》虽然好,但它只是提供了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绝不是现成的答案。我们不能唯书是从,必须要结合实际的国情军情和战时的情况,具体地、灵活地将之运用于观察、分析、判断和指导战争,切忌照搬照抄、机械套用。《孙子兵法》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不能把它神秘化、教条化。

三、延安窑中购书与阅读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下决心系统研究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系列军事图书。

要研究《孙子兵法》,首先必须有一本《孙子兵法》,这对于刚刚结束长征、可谓“家当一身空”的红军来说,就成了难事。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 红军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根据地周边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缓和起来,我党我军有很多人往来于西安和陕北,可以比较便利地买到军事书籍。于是,毛泽东托人帮忙买《孙子兵法》。1936年9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那时,红军的经费十分紧张,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致电告诫在外工作人员节省经费,却明确要刘鼎他们斥资购买军事书籍,这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刘鼎选购了一些书,但毛泽东对买回的书并不满意。他于9月26日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的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明要买《孙子兵法》。

毛泽东看了刘鼎买回的第二批书后,仍然不满意。他于10月22日写信给叶剑英、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毛泽东特别指出,要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当时,研究战略、战役的军事图书非常少,全国最大的专业军事出版社南京军用图书社发行的近900种军事图书中,涉及战略、战役的仅有7种。因此,刘鼎多买了一些战术类图书并不为怪。而毛泽东极其重视战略问题研究,他曾说:“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我只研究战略、战役。”《孙子兵法》中有大量关于宏观战争指导的内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每天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而他却在短短一个半月里3次写信致电购书,并2次明确提出买《孙子兵法》,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很快,刘鼎等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买到了《孙子兵法》并及时送回陕北。

拿到《孙子兵法》后,毛泽东开始认真研读。从他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第一次直接引用《谋攻》《军争》等篇中的内容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36年11月至12月阅读的《孙子兵法》。当时,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忙,一面要指挥应对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进攻、部署西路军事宜,一面频繁写信布置加强同国民党军的统战关系,又有西安事变亟待解决,还曾与来访的斯诺谈个人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过。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阅读量也很大,不仅读了《孙子兵法》,还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和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还对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所涉猎,写下大量批注。通过这些理论研究,毛泽东把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先后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史上的代表作、里程碑。

四、指导研究与亲自宣传

毛泽东不仅自己研究《孙子兵法》, 还指定军事、文化素养高的同志一起研究、讨论。抗战初期,国民党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阵地战不与运动战相结合,处处被动挨打。1938年秋,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毛泽东指示当时在军委一局工作的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等古兵法进行研究。毛泽东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郭化若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第一名,毛泽东选中他来研究、宣传言微义深的《孙子兵法》,可谓知人善用。

毛泽东对于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历来主张要批判地继承,在军事理论上也要“古为今用”。他“对古兵法非常熟悉,非常精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运用古兵法的典范”,写下的不少军事篇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兵法,总结战争经验,揭示战争规律。毛泽东要郭化若做系统的研究,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以便向国民党军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战略战术素养的必要性。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很快找来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兵法资料,开始潜心学习研究。1939年8月至9月,郭化若开始读《孙子兵法》,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对他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研究孙子,就要批判和反对那些曲解孙子的思想和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毛泽东还说:“首先要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这番话,指明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按照毛泽东的指点,郭化若收集了有关孙子的著作,对历史上评注孙子的十家进行比较研究,还经常找徐特立等人学习讨论。郭化若认为:“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他边工作边学习,花费3个月写出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其中首先转述了毛泽东关于研究《孙子兵法》的指示精神,然后严肃客观地概述孙武出生和活动的年代、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哲学思想、孙子以前的战争和战略思想给予孙子的影响,然后分四方面重点探讨孙子的战略思想,也提到了《孙子兵法》中的封建糟粕和学习运用《孙子兵法》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郭化若的成果和体会,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让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之后又将文章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国民党将领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到郭化若,还同他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嘛,有些国民党军官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

之后,郭化若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继续前行。解放战争初期,郭化若曾动笔把《孙子兵法》中的5篇译成白话文,以利广大官兵学习研究。1955年夏,郭化若重新续笔,把全文译完,并将13篇内容重新编排,于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以《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为名出版,后又改名《孙子今译》再版。1973年,郭化若写信给毛泽东谈到自己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情况。毛泽东批示给他安排工作,并希望他对《孙子》序言进行修改,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郭化若对《孙子今译》进行全面修改,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孙子兵法》进行详细评介,并增加众多注释。可以说,郭化若是党内、军内研究译介《孙子兵法》的第一人,而这与毛泽东的长期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十分推崇,不仅自己亲自学,让身边同志一块学,还向外国友人推荐。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曾当面向他推荐《孙子兵法》。蒙哥马利是西方军界的名将,曾因在北非沙漠中打败纳粹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而名气大扬,号称“沙漠之鼠”。毛泽东对他说:“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蒙哥马利对此牢记于心,在第二年再次与毛泽东会面时,提出“要把中国的《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院的教材”。

五、创造性吸收借鉴

在系统地学习了《孙子兵法》后,毛泽东很快就将其中的精髓要义运用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创新中。

在拿到《孙子兵法》两个月后,毛泽东就在1936年12月撰写的经典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其一是在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的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自《谋攻篇》,这里毛泽东说孙武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要求“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可见毛泽东对孙子和《孙子兵法》的充分赞誉和肯定。其二是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毛泽东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自《军争篇》,毛泽东在这里用以说明在强敌进攻面前先退一步、诱敌深入的重要性。其三也是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毛泽东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示形”之意出自《计篇》,毛泽东用以说明我们诱使敌人犯错误、乘敌之隙创造战机的问题。这是明引,还有几处暗引,如“立于不败之地”“以逸待劳”“出其不意”等,没有提孙子或《孙子兵法》的名字,但在《形篇》《军争篇》《计篇》等篇中都可找到原文。

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作的另一部经典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中,也直接引用了孙子的话。他在第81段中说:“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用来说明主被动与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

由军事科学院和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先后于1993年和2010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共收录毛泽东一生在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批示、讲话、谈话、书信、题词等2400余篇、370余万字,是目前公开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全面的毛泽东军事文献集。据统计,在这两部文献集的正文中,毛泽东引用“孙武子”1次,“孙子”3次,“孙子兵法”或“《孙子》”或“《孙子兵法》”19 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逸待劳”“出其不意”等词句也出现多次,没有其他古兵书能与之相比,足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重视。

除了在军事著述中直接引用的《孙子兵法》内容外,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很多思想点都有《孙子兵法》的影子。他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的“因敌而制胜”思想,“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思想与《孙子兵法》中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给敌人错觉和不意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的“示形” 思想,注重从作战缴获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装备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的“因粮于敌”思想等,都存在共通之处,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孙子兵法》的深层次吸收和创新。

六、灵活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

毛泽东学习《孙子兵法》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全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灵活运用从《孙子兵法》中学得的知识和智慧,指导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斗争的胜利。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军事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条。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创造出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解决国民党军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精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从多个方面建立强大的国家战略威慑力,使当时的中国能在相对落后和弱小的情况下,有效慑止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一是一手抓尖端、一手抓民兵。抓尖端,就是上马“两弹一星”,大幅提升战略反击能力,形成对核讹诈者的可信威慑力。但在国家实力总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仅靠尖端技术来慑止强敌、维护和平是不够的,因此毛泽东还提出依靠人民战争建立战略威慑力的思想,号召全国上下大办民兵师,参加人数高达2.2亿,形成任何敌人也不敢小觑的强大力量。二是从最坏可能做好战备工作。“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沉重安全压力,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战备工作。全国上下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进行了艰苦扎实的准备,形成慑止侵略的强大战略威慑力。三是说话算数、言出必践。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多次向美国发出信号,警告其不要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当时的杜鲁门当局和麦克阿瑟并不在意,继续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最终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这种惨痛的教训在美国军政界引起了系统反思,他们开始重视中国人的立场。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不敢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北越,不敢轰炸某些特定的目标,更别说像朝鲜战争那样随意派飞机越境轰炸中国了。这正是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强大战略威慑力的表现。

毛泽东特别强调《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格言,尤其重视搞好战场调研和侦察工作,为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尽量作出正确的主观指导创造条件。毛泽东认为,要打胜仗,需要注意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为了把握好这三个关节,他总是反复地进行战场调研。1948年6月,为了给决策攻打长春提供参考,毛泽东向东北野战军负责人调研了解长春前线情况,要求他们回答包括敌我兵力部署、工事、伤亡、作战方法、军事民主等在内的11个问题,非常详细。“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毛泽东很注意调研了解敌军指挥官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通报各根据地,要求对敌军团以上军官做调查、写传略,以了解敌人的性格、资历和指挥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对新对手的调研。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由于中国军队此前还从未与美军大规模交过手,对其情况没有切身认识。因此,毛泽东指示向正在与美军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以及此前曾与美军有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实地了解美军作战特点,对摸清美军底细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调研,毛泽东了解到,美军虽然火力强、保障好,但战线太长、力量分散、士气低落,我们完全能够战胜他们。这些调研成果为毛泽东决策出兵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以前交过手、但经过较大变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由于经过整编和大规模美援,战斗力得到了一定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多年未与其全面作战,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多方调查其真实情况,最初的苏中“七战七捷”等都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我们很快分析出国民党军的长处和短处,制定了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主动权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主动权,军队就接近于失败的命运。因此,他在军事指导实践中高度重视争夺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首先,要周密分析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板,不要被敌人的优势吓倒。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很多人害怕美国强大的物质优势,但毛泽东冷静分析敌我双方优劣,既看到美军武器装备好、火力猛的优势,也看到其作战意志薄弱、过分依赖火力支援和后勤保障等弱点;既看到我军装备简单、火力薄弱的弱点,又看到我军轻便灵活、机动性强的优势。毛泽东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指导,最终扭转了朝鲜战局。其次,要善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搞“田忌赛马”,而不能“乞丐与龙王比宝”。上甘岭战役中,论兵器火力,志愿军根本没有办法和美军相比,但志愿军充分利用战场山地条件,采用坑道作战的办法,将主要兵力兵器隐蔽于坑道之中,有效弥补了装备差、火力弱的缺陷。再次,要善于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1947年春,胡宗南集团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抓住了敌人急欲寻我决战的心理,以一部伪装主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黄土高原中“武装游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们扬长避短、转劣为优,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等战役的胜利,在被动中争得了主动。

 

作者简介:李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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