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09: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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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或者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种普遍右转的趋势。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被新自由主义药方所毒害的第三世界,狼烟四起,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兴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其中,环境运动作为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生态社会主义在这种绿色红化过程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红绿交融”阶段。在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试图将生态环境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

   生态社会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聚集在“生态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的诸多思想者、实践者以及支持者,其思想之间的差异性十分常见,比如,有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与生态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差别,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以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生态社会主义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生态社会主义与深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思想倾向的论战。严格来说,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将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敌人,而且还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外,他们还高扬社会正义的大旗,主张生产资料和共同体资产的共同所有,强调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以及管理的民主化,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伊恩·安格斯(Ian Angus)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两个并行不悖的政治潮流——马克思主义观念在绿色运动中的传播与生态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左翼中的传播。生态社会主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包含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目标,并且它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以一种崭新的社会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设想的新社会中,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核心方面。其次,就观念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破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因之内,所以,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为许多不同的观点。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体现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绿色左翼运动,在第三世界表现为融入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注重生态的群众运动,比如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权、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政权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的表现[1]。

   生态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引起了各种讨论。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对待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伊恩·安格斯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绿色运动中的左翼与左翼中的绿色分子采用了“生态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它仍未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毫无疑问,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观念需要被大家所接受——即在21世纪,反对破坏环境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斗争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

   澳大利亚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联盟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讨论。亚当·贝克(Adam Baker)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对古巴抱有敌意,将苏联的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等同起来,他们反对建立革命的政党、认为不需要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基于此,贝克认为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联盟应该疏远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山姆·布洛克(Sam Bullock)赞同贝克的观点,认为应该警惕生态社会主义中改良主义的倾向,应该依靠马克思的理论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依赖一个靠不住的运动。吉姆·麦克罗伊(Jim McIlroy)认为,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下,生态社会主义是重构民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社会主义毕竟处于弱势,支持者不多,生态社会主义能帮助社会主义运动扩大力量。赞恩·奥尔康(Zane Alcorn)等人则批评了贝克和布洛克的观点,认为他们误解了生态社会主义,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抛弃了社会主义,而是重新强调了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2]。总体来看,这些讨论并没有阻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而正相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争论中不断得以深化,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也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日益活跃。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利用网络广泛地宣传其思想和行动纲领,还致力于建立国际范围内的联合组织。2007年10月7日,在巴黎成立了“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简称EIN),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意大利、瑞士、法国、希腊、英国和美国的60多个积极分子参加了成立大会,选举了指导委员会,委员包括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米歇尔·洛维(Michael L?wy)、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伊恩·安格斯等知名生态社会主义者。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与重组的第四国际、世界社会论坛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与“社会主义抵抗”“气候与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视阈”等生态社会主义的知名网站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资源共享。2009年1月,“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发布了《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尽管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在欧洲,许多左翼政党都受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如,荷兰的绿色左翼党带有强烈的生态社会主义色彩,生态社会主义者、绿党中的激进左翼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激进红绿联盟,英法德以及北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活动存在着实际的影响。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运动在北美和拉美都比较活跃。同时,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与加剧,资本主义的全面性、系统性、体制性危机暴露得更加显著,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左翼思想有进一步激进化的倾向,复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有不断加强之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对资本积累的无止境追求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3]。通过系统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生产条件的官僚化和政治化、资本主义积累、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技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及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主张以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了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1.资本主义无力应对当前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和气候改变,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希望

   在2013年的纽约全球左翼论坛上,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是一种必须持续扩张的制度,其海外投资扩张的目的就是寻求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和开发新市场,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面临自然资源有限的现实[4]。因此,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无法持续存在的。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与当红的左翼斗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将引发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与核战争,因此,沃勒斯坦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转型[5]。总之,“生态灾难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偶然后果,而是这个体系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它与阶级剥削、贫困、种族主义和战争一样是资本主义体系所不能避免的。”[6]

   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米歇尔·洛维指出,从哥本哈根到里约以至多哈的国际气候大会与京都议定书的失败,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企业、政府以及像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组织,其行为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的绝对律令,即资本的无限扩张、谋取最大化的利润、不顾一切地投入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竞争。这种刚性法则是无情而且盲目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刚性法则”,资本主义真的在践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名言[7]。

   对于资本主义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安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他指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解决”。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减缓,一个是适应。前者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并实现最终的逆转;而后者却意味着,全球变暖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人们只能适应新的气候条件以及与之伴随的气候混乱与灾难。安格斯的观点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增长的嗜血本性,它只能将化石能源作为自己的主要能源,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上不可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科学家指出,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度以上,就极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气候改变,当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没有任何迹象来采取实质性的补救措施以阻止地球升温,他们所做的不是微不足道,就是已经太迟了。当然,即使气候实质性地发生了科学家所预期的那种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可以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它们在面对各种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危机时总会有办法,而且这种办法总是老一套,那就是它会将危机的代价全部转嫁到最脆弱、最贫穷的国家和人民身上,到那时候,气候难民会成倍增长、千百万人会因此丧命,帝国主义国家会为了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与食物而再次与全球的南方开战,以及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互相开战,人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最野蛮的嘴脸。所以,安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解决”全球变暖,但是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而言将是灾难性的[8]。

   在2013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上,美国绿党的观点与安格斯的上述观点相呼应。他们指出,正如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在《全球变暖的可怕新算术》中所指出的:“要使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临界点,全世界80%的化石燃料必须被禁止开采。但当这些价值27万亿美元的宝藏被大公司掌控时,无论它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被禁止开采是不可想象的。”[9]因此,资本主义就是一列高速驶向环境末日的列车,它本身无法减速、无法停止,更无法回头,资本主义应对环境危机的办法与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如出一辙,就是转嫁危机,美国绿党人士认为,“全球的有色人种和中低收入人群正在经历着环境的种族灭绝”[10]。

2013年12月举行的欧洲左翼党大会决议指出,对于如何应对和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欧洲当权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给出的药方是,不惜任何代价、尽快地将资本主义体系扳回正轨,即回到基于供给政策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欧洲左翼党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生产主义的观点,只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丝毫不顾及社会需要与环境后果。由于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欧洲大陆正处于环境危机之中:北欧海平面的上升、地中海沿岸的旱灾、中东欧的气候改变与洪灾……所以,欧洲左翼党认为,现在必须向资本主义体系的驱动力开战,即反对消费主义、增长取向与经济全球化,威胁人类解放甚至生存的罪魁祸首就是金融寡头与倡导“自由公平”竞争和贸易的理论家。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左翼党倡导社会应该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对于资本主义死结的理性回应,在面对着当前的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它们有共同的根源——双重挑战的情况下,生态社会主义是给人以希望的、有可能实现的另一种可能[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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