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流:创新与法律的交叉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5-05-11 18: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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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流 (进入专栏)  

   【摘要】 <正>目次导言:创意阑珊一、学科的分合及学科交叉的意义二、法学的交叉性(一)交叉的根据(二)交叉的程度(三)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三、中国法学的交叉性研究如果说法律人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向内看,另一只是向外看。那么,法律方法,就是运用那只向内的眼睛,主要是练内功。它也是法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只向外看的眼睛,它不是从怎么运用法律,而更多是从知识创新这个角度来讲的。法律方法是先入乎其内,创新是出乎其外。

   【关键字】创新;法学性质;交叉性;自主性

   如果说法律人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向内看,另一只是向外看。那么,法律方法,就是运用那只向内的眼睛,主要是练内功。它也是法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只向外看的眼睛,它不是从怎么运用法律,而更多是从知识创新这个角度来讲的。法律方法是先入乎其内,创新是出乎其外。

导言:创意阑珊

   首先引用德国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话,这句话不是直接讲交叉研究,而是讲科学的内在特性。德国有一个所谓的马普所系统,都是以他的名字马克斯·普朗克建立的研究所(institute)。其地位相当于中科院,其中也有很多文科机构,文科里有七个法学研究所,凡是冠有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都是德国最顶尖的研究所,它产出的诺贝尔奖是世界上研究机构里最多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句话可以被借用来谈法学的本性及法律的交叉研究。

   之所以引发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是针对问题而来。这是我们法律人研究某一个主题的一个最初前提,如果没什么问题,法律人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从应用来讲,我们是要治国安邦、定分止争;从研究角度讲,我们为何强调创新?我们常看到“made in china”,但很少看到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市场,但却不是世界的设计者。这种现象在我们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也同样存在。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创意阑珊”。我把它做了下面六个方面的分解和展开。这些问题意识和思考心得主要来源于我多年来参与硕士博士生论文指导、评审,各个级别科研成果评审或者成果鉴定。在这之中看到大量作品都是没有创意的,说得严重些,就是在大量地制造学术垃圾。下面,我就将六个方面稍微展开来印证我的论断。

   第一个就是主题陈旧。许多论文甚至连新的主题都找不到,当然这不是说主题就一定非得新,旧的不能做。有一部分应当从主题上反映今天的问题,旧的主题有可能旧瓶装新酒,但有可能旧瓶装不了新酒,我们面临大量的新的问题,也就是大量新的主题需要研究,但在大量研究中直面新主题不够。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的缺陷。

   第二个就是缺乏命题。命题就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立场。主题虽好,没有命题这篇文章很难有自己的创意。论文的核心是由命题构成的。什么叫论文?一篇文章没有自己的判断立场,严格讲就不能称其为论文。所以我经常和学生讲,他们谈他们的研究,我首先问他的命题是什么?能不能提出一个大命题?分解为几个小命题然后展开论证?很多人资料一大堆,哈贝马斯、卢曼都说了,说完了文章也差不多了。我说你的命题、立场是什么,他就说我的立场还在考虑。我说还在考虑就不能称其为论文。

   第三个缺陷是没有问题。所谓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理论上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中的问题,这两者是关联在一起的。法学是一个实践性学科,多数理论问题来自于实践问题。如果对实践问题不敏感,就很难提出理论问题。当然有部分理论问题和实践没什么关系,但是只占学术研究的很少部分。多数理论问题一定是实践问题的反映,但很多研究成果通篇看不到问题。还有另一种情况,现实问题很多,例如交通堵塞,但很多人面对问题,无法将之上升到理论层面。在理论上是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呢?如果仅看到交通堵塞,那你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交通堵塞。所谓的研究一定要把它变成理论问题——我们前人进行了什么研究,留下什么缺陷,然后我们在这个起点上推进。总的来说,在这个层次,更多的是缺乏将实践问题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

   第四点是不进行学术总结。这种情况现在得到一定改善,在过去特别严重,很少去关注他人成果,很少对学术进行总结,好像我是开山鼻祖一样,什么事都从我先来的。现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仍有很多缺陷,这个缺陷就是虽然有梳理资料,但是找不到自己的起点。当看不到别人的终点,就找不到自己的起点;当找不到别人的终点,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迈步。有些博士论文前一、两章都似乎在写学术总结,但没有抓住前人在学术上贡献了什么,留下哪些问题。而恰恰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就是起点。而很多人迷茫在资料中,找不到别人的立场和自己的起点。

   第五个就是结构失衡。结构失衡是和前面关联在一起的。很多博士论文五章或一本书五章,前二章都谈别人,一章谈自己的,最后一章总结。很多文章不用看正文,一看篇章结构就知道有没有创意。也有一部分是有创意但结构安排不合理,但多数不是这样,是自己没有命题缺乏问题意识,所以自己的那部分没得可写,只能写一章,写了一章只能马上总结,总结也是对前面的炒冷饭、重复。

   最后一点缺陷就是不懂论证。有些人有自己的新的学术观点但不懂怎么进行论证。用了一两页纸就好像说完了,我也可以看出来他是有些新意,但说服力不强,论证不充分。论证不够,就是缺乏一些论证方法,论证通常有立论和驳论的方法,或者立论驳论并行,不知道用这样一些方法。

   以上简单总结了为什么关心创新这个问题。这种总结是为了说明,我不是空穴来风、突发奇想我要研究创新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研究这个主题、为什么对这个主题感兴趣,这就是研究动机。学习法学专业的人对法学的性质多少都会有论断或命题。但大家都知道对法学性质的判断还是很有争议的。如果19世纪,人们都很自信、没有争议;那么,到了今天,法学的性质,就是它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在学界是有很大争议的。而对法学性质的判断,不仅关乎学者安身之处,更涉及法学教育。给学生什么知识?课程怎么设置?同时,还关系到(法律)职业准入,更关系到法学知识创新的问题。

一、学科的分合及学科交叉的意义

   首先,从比较大的角度来谈法学性质和法学研究。学科也像国家的政治版图一样,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追溯得远一点,亚里士多德做过一些分类,将整个学科分为三大板块:理论学科、实践学科和应用学科,法律属于第二个板块——实践学科。由于整个研究水准到中世纪还不发达,直到19世纪末学科分化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今天法学的独立性也是在那时候完成的。20世纪以来又出现另一种趋势,学科分化走向学科融合,大学科、大科学逐渐显现出来。当然这更多是从西方学术路径来说。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怎么总结中国学科分化?我的判断,中国法学还没完全独立就开始面临融合的问题,就像中国现代化没有完成就面临后现代化,这就有个时间重叠的问题。

   20世纪开始显现出来的学科融合,根据有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在近万个独立学科中,一半左右属于交叉学科。目前比较成熟的学科大约有5550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8%。这可以看出20世纪学科交叉比较明显。再举一个数据来印证这个判断。百年诺贝尔奖,交叉学科获奖很多,有41.02%的获奖者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25年,95项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为45项,占获奖总数的47.4%。去年中欧法学院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成立时,我们邀请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是在印第安納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但获得了经济学奖,也是唯一获得经济学奖的女性。她的获奖成果涉及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还有工程学。中国政法大学去年请她演讲的主题是公共管理。

   20世纪自然科学三大最重要的发现都是交叉学科的产物: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结构。现在自然科学最典型的交叉例子就是纳米科学。这是自然科学内部的交叉。这个可以印证关于学术交叉化的趋势。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只举个和法学关联比较紧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例子。该理论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将政治学、史学、经济学和法学都汇集在了一起。

   另一个诺贝尔获奖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最近也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演讲。对于他的研究,人们总结出六个关键词:“自由、平等、理性、正义、饥荒和贫困”,光看这些关键词根本看不出他是政治学家、法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看到自由、平等、理性、正义像是法学家,尤其像古典法哲学家;看到饥荒、贫困才联想到经济学家。从他的研究取向和关注点上可以看出,现在大家很少会关注某一个窄小的领域。当然导致这种现象,并不是说人类的智力比原来发达多少,这主要是由于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不同,今天的社会和古代社会在问题的复杂性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别。

   上述都是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科学领域的内部交叉,同时也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部交叉。下面所列举出的都是公认的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板块的领域:环境科学、人文科学、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生态科学和空间科学。在上海交大的教学楼里,几乎涵盖了上述全部学科。所以,对上海交大为工科院校的印象,应得到彻底改变,因为它本身包含了所有的学科。有一本书名为《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是由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联合写的,当然以自然科学家为主。他们提炼出一百个我们面临的难题,这里面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乃至哲学这样的大学科。

二、法学的交叉性

   说了外围的,再来看一下法学的交叉性。过去都把法学定义为社会科学。从我讲的角度来看,这样定位可能不是十分准确,当然我等会儿要做出论断。回顾历史,有一大批开始学法律法学后转投他行成为学术大家的人物,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克思、笛卡尔、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俾斯麦、吉田茂、卡斯特罗……令人意外的可能是歌德也是学法学的,他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现在该大学还有他的铜像,也是其最著名的校友。他最后变成了大文豪。泰戈尔也曾经在英国学习法学。在当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人,科斯、卢曼、哈贝马斯以及哈耶克。这些人可以说是法学家也可以说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其中,卢曼和哈耶克都是学法学的;科斯虽然是经济学专业的,但却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职;而哈贝马斯的很多研究,比如《事实与规范》都是与法学家一起完成的,并对世界的法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卢曼是弗赖堡大学毕业的。可是,大家一般会把他本来的身份给忘了。因为他长期从事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学科的研究。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有一个有名的交叉研究中心,他长期在那里任职。他曾经特别想去法学院,在他成名前很多法学院拒绝他,认为他的研究是旁门左道。在他成名后很多法学院邀请他,他又拒绝了这些法学院。他也是英年早逝,1998年71岁时去世的。

   (一)交叉的根据

我们说法学有交叉性,或者说对法学可以交叉研究,那么根据何在,就是理由何在。直观上看,法律是和其他东西相联系,法律受制于政治,政治存于社会之中,社会为文化传统浸染。我们单纯只有一只眼睛不够,要用两只眼睛,甚至要有第三只眼睛。法学尽管和政治社会文化关联在一起,但其他学科也是和政治社会文化关联在一起的。如果单讲这个,法学会失去特性。法学是以法律规范为中心来展开观察研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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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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