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蒂斯:创新、治理和能力:对竞争政策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1-10-09 09:48:23

进入专题: 竞争政策   创新   治理   能力  

戴维·蒂斯  

  

作者: 戴维·蒂斯(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教授)

  

   译者:谢一鸣、管玉琳、王恬恬(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1

   引言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是一位跨学科的学者,他的工作影响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诸多领域。他还肩负起复兴制度经济学的重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本可以将他在反垄断与规制或制度研究方面的工作作为颁奖理由,却选择了“因为他对经济绩效,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授予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企业边界以及间接地对企业规模的解释是威廉姆森工作的中心,而我在本文中关注的重点正是他对(纵向)一体化的思考。

  

   2010年威廉姆森在他的诺奖演讲中宣称:交易成本经济学关注的是复杂的合同与商业组织,而不是“在森林的边缘用坚果换取浆果”。威廉姆森对正统观念的突破就在于,他不接受零交易成本的逻辑,而这一直以来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假设。相反,他追求更现实的假设:与组织经济活动相关的交易成本或治理成本是正的。通过这样的假设,他发现制度、规制和复杂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公司)往往是让市场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他赞成哈罗德·德姆塞茨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愿景是理解价格体系如何协调资源的使用,而不是企业的内部运作”,并继续推动用交易成本的企业观取代新古典的企业观。

  

   对于一位荣誉等身的学者,我能想到的最佳致敬就是继续推进他的研究,就像他还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一样。事实上,威廉姆森在他的诺奖演讲中预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有趣且有挑战性的未来。”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未来是本文的重点。就像在他之前的罗纳德·科斯一样,威廉姆森选择了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因此这项任务比之前容易很多。尽管这些基本问题出现的场景会不断演变,但它们依然非常鲜活,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会永远存在于我们身边。

  

   我将如威廉姆森希望的那样,尽力采用他的框架,阐明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即高科技公司在我们的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公司主要由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 和Google)以及它们的中国同行组成。特别地,我构建了一个将威廉姆森的见解与能力理论相结合的框架,用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高科技公司竞争优势的本质?它们的商业组织/行为是否符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能力逻辑?它们的规模是否太大?应该在什么时间节点允许它们进行收购?是否应该要求它们撤资?

  

   在正式开始本文之前,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当前复杂且动态系统导向的数字经济。尽管威廉姆森更多地关注产业经济,但他非常清楚:之前基于资产专用性特征把交易是安排给市场还是安排给层级制组织的有关论述,在引入创新以后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提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主张,但他并没有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做提供太多指导,而只是说:创新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交易成本经济学可以讨论其中的部分问题,但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你可以根据快速采取实时行动的需要来解释这些功能……当时效变得至关重要时,我们不得不舍弃组织的均衡观。

  

   他还提道:我完全赞同,构建更全面的动态分析框架将有益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高科技和(数字)创新经济是一个高速运转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交易成本经济学认识到威廉姆森提出的“合同不完备性”如何放大了合同问题。高科技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与合同不完备性之间的联系对威廉姆森的范式至关重要,也是《市场与层级制》一书重点分析的内容。本文探讨数字经济中竞争的本质,正如威廉姆森指出的“行动往往在于细节”。

  

   2

  

   数字经济与大数据

  

   在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人早期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大企业的兴起是因为通信和交通运输革命,以及纵向、横向和单向一体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能力方面的因素相结合,可以很好地解释大企业的兴起。然而,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经济学理论。

  

   2.1 早期:作为资产的算法和电子设备

  

   在过去的15年里,数字时代见证了以算法和便携电子设备为形式的创新(例如谷歌的搜索算法,苹果的移动设备)。这些发明的商业化需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威廉姆森称之为“组织创新”)。这些商业模式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以iPhone为例),通常利用单边零定价的多边市场和广告来获取价值。多种形式的网络外部性得到开发和利用。当然,规模也很重要。

  

   这些数字新贵的竞争方式不同于之前工业时代中公司的竞争方式。网络效应、转换成本、多边市场和生态系统中心性都是新现象,而且越来越重要,标志着对工业时代经济学突破的开始。算法或设备平台是一种资产(或资源),并不断得到改进和利用。现在,信息经济的规则又发生了变化,标准方法需要进一步修正。

  

   2.2 2020年后:客户数据和学习更加重要

  

   现在,标准框架需要得到更深层次的修正。今天,网络效应并不是在位科技公司的主要优势。如今,亚马逊、谷歌、网飞(Netflix)、脸书(Facebook)甚至苹果的发展主要由客户数据的生产 (包括交易/购买)推动,而客户数据是客户与平台互动的副产品。关于客户活动、地点和行为的实时数据为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提供了重要线索。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数据可以快速了解客户需求。积累、维护和分析这些数据是现在大型科技公司的一项关键能力,它并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是对了解客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种数据资源和快速学习工具对企业和行业边界具有重要影响。

  

   威廉姆森没有直接处理创新经济或数据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论证学习是在威廉姆森所谓的“基本转变”(从竞争关系向单边、双边、多边“依赖”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学习并不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他承认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学习的主题只有有限的联系”。

  

   如果威廉姆森关注的是数据和学习,他可能会问,专有数据资源是否应该出租、出售或仅限于公司自身使用。关键问题在于:(1)这些数据资产是不是交易专用型的,以及(2)从公司内部获取和使用它们的成本是高于还是低于从外部获取。第二点可能为考虑学习的作用打开了大门。他可能还会问,与商业伙伴的合作是否会出现策略性行为,合同不完备是否会带来问题。他的重点是,专业化从事不同活动的若干分散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与一体化(内部化)的方式一样有效。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框架可以很好地回答有关大型科技公司和反垄断的尖锐问题。

  

   威廉姆森坚持认为,我们提出的任何企业理论都必须能够拓展当代学院派经济学家偏好的“玩具模型”,以逼近我们关注的那些现象。他会不停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迫使他的学生首先面对现实,然后才是理论。应用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将一群小企业扩建成合资企业或联盟,从而可以像前文提到的一体化的FAANG那样行事。这样的思想实验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逻辑来说是自然而统一的。下一节将探讨如何从指导竞争政策的角度讨论企业的边界,这里的竞争政策涉及并购、剥离和其他相关的公司行为。

  

   对威廉姆森来说,决定公司边界问题的“核心”总是资产专用性(为支持交易所做的不可重新部署的投资)。如果一种商业关系需要一方或多方投资特殊(交易专用型)资产,那么这种关系可能会发生令人担忧的“根本性转变”。如果有这样的投资,就像在数据驱动的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内部化是首选,科技公司可以发掘利用其专有数据的机会,从而实现成长。威廉姆森总是把合同问题放在第一位。然而,正如他承认的那样,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不能被纳入合同理论的分析框架。现在我将考虑如何在企业边界理论中同时纳入交易成本和能力方面的因素,威廉姆森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3

  

   能力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预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投资于特殊(交易专用型)资产,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交易很可能频繁发生,那么共同所有权(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将是可取的。威廉姆森同意霍姆斯特朗和罗伯茨(1998)的观点:“企业理论已经变得过于狭隘,只关注要挟问题”和“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其他相关因素可能包括企业能力。

  

   虽然威廉姆森在诺奖演讲中没有提到,但他或许有些勉强地认为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既竞争又互补……后者重于前者”。他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企业是自制还是购买的一般性决策提供了指导,而企业能力理论则引入了更多细节”。

  

   我们可以观察到,威廉姆森关注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而不是战略管理领域的企业竞争这一主题,在这个领域里,能力的视角非常重要并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他很清楚,应该像弗兰克·奈特(1921)和罗纳德·科斯(1937)建议的那样,提出公司规模问题:为什么大公司不能做一群小公司能做的一切,甚至做得更多。这自然让他转向有关能力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人们要问:(1)相关的能力(现在和未来)是否应该置于公司内部或外部;(2)客户数据留存在何处,谁拥有它;(3)人类和机器如何使用实时数据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欲望,并做出决策。因此,企业的边界也必须与能力、学习、快速组合和重新部署相关,而不仅仅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合同问题相关。

  

   如果人们接受上述命题,那就需要对能力概念进行一些探索。威廉姆森也赞同这一点,但他认为“所有关于企业和市场组织的好理论都应该根据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原则进行检验”。首先,保持简单;第二,使它正确;第三,使之可信;第四,做出预测并进行实证检验。作为第一步,本节的其余部分将尝试分析“能力框架”。我接受威廉姆森提出的挑战,即引入细节并进行实证检验。所有反垄断或竞争政策问题都需要关注细节,从而关注能力。有相当多关于能力的文献,这里不再赘述。赫尔法特等人(2007)对此给出了很好的综述。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样,能力视角“将正统观点视为例外,都使用有限理性结构,都认为组织很重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竞争政策   创新   治理   能力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930.html
文章来源:比较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